难以置信，这是正史|刘邦|吕雉|嬴政|张良|樊哙|正史|项羽|高祖

晚年的刘邦坐在高高的龙椅上，望着空旷的殿堂，对自己的出身和面相产生了一阵恍惚之感：

我，大汉王朝的创立者，到底是刘太公与刘媪之子，还是蛟龙之子？我，这张苍老的脸，到底只是跟常人略有不同，还是贵不可言？我，左腿上，到底有没有72颗黑痣？

但他只是常识性地恍惚了一下子而已。

这么多年，他早已相信了自己的神异。

讨伐叛乱的英布时，他中了箭伤，回到长安后感染病重。吕后为他请来了最好的医生，医生打包票说：“病可以治好。”

他一听却来了气，当场谩骂医生道：“我以一介布衣平民，手提三尺剑取得天下，这不是天命吗？命运在天，虽有扁鹊，又有什么用处！”

他赏了医生五十斤黄金，将其打发走了，自己进入了生命的弥留之际。

通过掌握自己的死，他最后一次证明了自己的神异。

但，又有一阵恍惚袭来：

我，大汉王朝的创立者，到底只是受天命眷顾的一介布衣，还是蛟龙之子？我，这张濒死的脸，到底只是跟常人略有不同，还是贵不可言？我，从不示人的左腿上，到底有没有72颗黑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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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刘邦开始创业打天下时，关于他的神异故事就已经开始流传。

刘邦本是秦朝体制内的一个基层官吏——亭长。一次，他负责押送徒役去骊山修帝陵，走了没多远，很多徒役已经逃跑了。照这情势，估计等到了骊山，人早逃光了。所以他就停下来，喝了一场酒，然后趁着夜色把所有徒役都放了：“你们逃命去吧，我也一样。”这件事，标志着刘邦从秦朝的维护者变成了反叛者。见他如此仗义，徒役中有十几个人当场表示愿意跟他一起走。刘邦便带着这些人逃匿在芒县、砀县的山泽（今称芒砀山）之中，走上反秦创业之路。

随后，神奇的事开始发生了。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汉时期，人们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是“无它乎”（有没有蛇），跟现在问“吃饭了没”是一样的。可见当时的蛇患很严重。刘邦喝醉了，借酒壮胆，提剑斩杀了一条挡道的白蛇——事就这么个事，即便放在现在也不算十分罕见，顶多说明刘邦的胆量确实不一般。

但这件事在传播过程中，却出现了神异的情节，司马迁以第三视角讲述道，有个老妇人夜里哭着来找儿子，说他的儿子被杀了。人家就问她，你儿子为什么被杀呀？老妇人说，我儿子是白帝子，变成蛇，挡了路，就被赤帝子杀了。刘邦酒醒后，知道老妇人寻子的事，内心窃喜。而他的追随者从此更加敬畏他。

就在刘邦斩杀白蛇的时候，陈胜、吴广已经在大泽乡举起反秦义旗，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按照《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陈胜和吴广密谋起事后，去找占卜者来占卜吉凶：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这段记载中，司马迁几乎全程以陈胜、吴广的第一视角，还原了这两位起事者“装神弄鬼”的全过程：占卜者知道陈胜、吴广的意图，于是顺着他们的意思说他们爱听的话，然后又指点他们向鬼神问卜。问人还不够，还要问鬼神？陈胜很快参透了占卜者的用意：“这是教我们利用鬼神来威服众人罢了。”他便用丹砂在绸子上写下“陈胜王”三个字，装到等待售卖的鱼的肚子里。士兵们买鱼回来烹食，发现鱼肚子里面的帛书，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暗示。到了夜里，陈胜又暗地里派吴广到驻地旁边丛林里的神庙中，点火，假装狐狸嗥叫：“大楚将兴，陈胜为王。”士兵们整夜惊恐不安。次日，大家议论纷纷，看着陈胜，只等他一声令下就跟着这个天选之人起事了。

《史记》真是一部很高明的史书。司马迁写作这部书的时候，正是刘邦的曾孙刘彻执掌天下，而刘邦创业早已成功，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也过去了百年左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些东西必须隐讳，有些东西可以直书。所以，失败的陈胜吴广，丹书狐鸣的做局被无情揭露；成功的刘邦，提剑斩蛇的传奇被继续神化。

但是，司马迁似乎也在无声地告诉读者，陈胜和刘邦的故事其实就是历史的互文，他们互为彼此的镜像，骗局可以是神话，神话也可以是骗局。一切取决于最终的结果，胜了就是神话，败了就是做局。

汉朝覆灭后，史家们不用像司马迁一样承受为刘邦创业故事隐讳的政治压力，故而轻易就从其提剑斩蛇的传奇中发现了神化和虚构的猫腻。南宋朱熹在跟弟子讨论史书记事的真伪问题时，曾直接说：“其间做得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拿刘邦和陈胜之事来打比方，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明朝杨循吉说得更为直白：“斩蛇事，沛公自托以神灵其身，而骇天下之愚夫妇耳。大虹大霓、苍龙赤龙、流火之乌、跃舟之鱼，皆所以兆帝王之兴起者。此斩蛇之计，所由设也。”揭露了创业帝王假借符瑞、托于神灵的伎俩。

问题是，愚夫愚妇从来就相信这一套，所以当刘邦斩蛇的故事演变为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后，“诸从者日益畏之”——借助编造的神异故事，刘邦首次获得了政治影响力。

2

尝到甜头的刘邦，必然会再次编造自己的神异事迹。于是，越来越多的神迹，因应在他身上：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战国、秦汉时期，望气术非常流行，当时人相信通过观察云气可以预测吉凶。连秦始皇也不例外，他相信望气术士的预测，认为“东南有天子气”，这对秦王朝是潜在的威胁，但对刘邦却是攀附的机会。《史记》说刘邦“自疑”，即自己对号入座，认为东南的“天子气”因应在自己身上。可是，自己相信还不够呀，还要别人也相信才行。于是，吕后就出来跟丈夫唱双簧了：

刘邦：我藏在大山里面，藏得贼隐秘，你怎么这么神通广大，每次都能把我找出来，像开了定位一样？

吕雉：你是自带光环的人，躲哪都会发光的。

请注意司马迁的记述，吕后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找丈夫，而是“与人俱求”，带着别人一起去找的。没有第三者参与，刘邦自带云气的故事怎么能够流传开去呢？经此一波宣传，刘邦的人气更旺了，沛中子弟纷纷归附他，跟着他搞大事去了。

除了云气，刘邦的面相也越传越神。

最早出来讲述传奇的人，依然来自他最亲近的熟人圈子——岳父吕公和岳母吕媪。二人追述当初为什么会把宝贝女儿许配给爱扯谎的无赖之徒，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而关注点便是刘邦的面相：

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

据《史记》记载，吕公一家为躲避仇人，搬到沛县居住。由于吕公跟沛县县令关系很铁，一到县里就受到热烈欢迎，于是吕公大摆筵席，各方宾客则带上贺礼来捧场。泗水亭长刘邦也赶去蹭酒喝，但兜里分文都没有，便包了个空红包，谎称“贺钱一万”，大摇大摆地进门赴宴了。

吕公一看到刘邦的面相，不仅不生气，把他奉为上宾，酒足饭饱后还特地将他留下来，开口就说：“我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你做妻子，为你打理家务。”为什么？吕公说，因为我相人无数，还没见过像你这么好的面相。一旁的吕媪却憋了一肚子火，待客人散了，就向吕公抱怨道：“你常说，要让咱女儿嫁户好人家，沛县县令几次求亲，你都不同意。今天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她许给一个无赖呢？”吕公不作解释，轻蔑地回了一句：“女人家懂什么。”于是就把他们的女儿吕雉嫁给了刘邦。

婚后数年，刘邦和吕雉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这时，又一个善于相面的老者适时地出现了：

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哺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那天，吕雉与两个孩子在田间除草，有一老者路过，要些水喝，吕雉就请他吃了饭。老者随后给吕雉相面，说她是“天下贵人”，接着给两个孩子看相，也都说是“贵相”。看完相，老者就走了。恰好刘邦来到田间，听吕雉这么一说，赶紧追上去。追到了老者，要他也给自己看相，老者说：“你的相貌，贵不可言。”刘邦听完，对老者感恩戴德：“等我发达了，不会忘记您。”

在历史文献中，这位神秘的老者给刘邦一家四口相完面便彻底消失了。即便刘邦大富大贵之后，专门去找他，也找不到了。那么，作为刘邦面相“贵不可言”的最早认定者，世上到底存不存在这样一位老者恐怕要打个问号了。从整个相面过程来看，老者的凭空消失，也就意味着这件事的传播，背后的推手只能是刘邦夫妇。

至此，通过岳父的看相，以及所谓的神秘老者的看相，刘邦“贵不可言”的面相逐渐“出圈”，强化着人们对他的观感。而且，越传播，越离奇。人们不仅相信他“隆准而龙颜”，还相信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尽管除了吕雉，恐怕很难有人看到他如此隐秘的部位。

问题的关键是，在那个反秦烽火四处燃烧的大乱世中，以宣扬神异故事起家的刘邦实实在在吃到了神道设教的红利，迅速崛起成为一股具有影响地方政治形势的力量。

在《史记》中，秦二世元年（前209），刘邦怂恿沛县人民杀掉县令后，县中父老开城门迎接他，要推举他为新任县令。刘邦起初推托，说一些“能力有限，难堪大任”之类的场面话，这时，诸父老说出了为什么要推举刘邦的理由：

“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

我们平时听到许多关于你的神异事情，看来你是该显贵的。而且，我们又经过占卜，确实没有比你更吉利的人选了。

你看，多有意思的记载。司马迁通过第三方视角（诸父老），说明刘邦的神异故事宣传在其创业初期已经彰显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并日渐深入人心。也就是说，大家听着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就被“洗脑”了，对故事内容深信不疑；然后反过来，在强大的心理暗示下，又通过占卜等神异手段，进一步坐实了故事主角的神异之处。

作为故事的主角，刘邦自然更加急迫地要重复自己的神异，所以我们看到，他被立为沛公后：

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

刘邦斩白蛇的神异事迹，在这里再次派上用场：起事的军旗用红色，因为他可是斩了白帝子的赤帝子，所以必然要崇尚红色，以使更多的人认定他就是赤帝子。如此，在故事传播与实际行事之间，又顺利建构起一个自洽的闭环，持续占据跟随者的心智。

在秦末战争中，草根崛起的刘邦最终跟贵族出身的项羽一起，成为反秦军事阵营中的两大势力。公元前207年，秦朝傀儡统治者子婴被迫取消帝号，改称秦王。四十六天后，刘邦先于项羽攻入咸阳，秦亡。接下来的四年，是刘邦与项羽角逐天下的楚汉争霸阶段。面对累世为贵族的项羽，刘邦的出身似乎乏善可陈，于是随着楚汉相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他早年的事迹开始神化了：

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这是说，刘邦早年喜好喝酒，常常到武负、王媪的酒肆赊酒喝，喝醉了就睡。等他睡着了，武负和王媪便看到他的上方常常有龙盘旋。二人之前也感到奇怪，只要刘邦每次留在酒肆里喝酒，酒肆的生意就特别好，顾客盈门，售出去的酒达到平常的几倍。等到看见了有龙出现的怪事，到了年终，二人就毁掉欠据，免除了刘邦的欠债。

故事的重点是“龙”。不管是此前的斩白蛇事迹，还是“贵不可言”的面相，此时都落实到了更加具象化的、更具权力与身份象征的龙身上。而最终，指向的是刘邦的身世：

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根据《史记》这个记载，刘媪曾在水草丰满的地方休憩，梦与神遇。当时雷电交加，刘太公赶紧跑过去一看，只见上面蛟龙飞腾，于是刘媪就怀上了刘邦。

结合刘邦自创业之初开始的自我神化进程来看，这个玄之又玄的身世，必定又是他自己编造，并极力向外宣传的。在历史上，这种神异的受孕过程，被叫做“感生神话”，也称“贞洁受孕神话”。它是关于人类始祖诞生的一种神话类型。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周人始祖后稷、商族始祖契、秦人祖先大业等降世的感生神话广泛流传，成为各族人追溯先人身世的典型传说。刘邦从中得到灵感，照着相同的故事类型，伪造了自己的降生神话。

随着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的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击败项羽，建立汉王朝，“蛟龙之子”的谎话/神话便上升为整个王朝的历史记忆，代代相传。秦汉时期的人们普遍相信“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见于物，则效与梦矣”，刘邦的成功反过来印证了他非同一般的身世，为“龙种”的历史写下了最好的真实性注脚。到这里，帝王（刘邦及其子孙）把历史神话化，民众（包括执笔的史家司马迁）则把神话历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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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神话变成了历史，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赤帝子杀白帝子、芒砀云气、面相高贵、蛟龙之子这些“天注定”的东西造就了刘邦的成功，还是以匹夫之力创造历史的能力与魄力造就了刘邦的成功？

对此，刘邦本人也是矛盾的。

称帝后，刘邦在洛阳南宫摆了一场酒宴，主题是与诸将讨论：“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我刘邦凭什么得天下？项羽又为什么失天下？

很明显，这是对楚汉争霸结果的高层次复盘。

高起、王陵二人回答说：“陛下派人攻打城池夺取土地，所攻下和降服的地方就分封给有功者，跟天下人同享利益。而项羽妒贤嫉能，有功的就忌妒，有才能的就怀疑，打了胜仗不给人家授功，夺了土地也不给人家好处，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

刘邦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自己总结的成功原因是：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原来，刘邦最看重的是自己识人、信人、用人的能力。他并没有提能力之外的东西，更没有提云气、面相、龙种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在此之前，诸将劝刘邦即位称帝，理由也是刘邦的为人和本事，说他“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您这样的人不称帝，那我们就去死云云。

你看，他们也没提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不仅没提“龙种”的事，还反而说刘邦“起微细”，出身底层草民。言外之意，草根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这比起贵族的成功难度大得多，所以更厉害，更伟大。

可见，刘邦及其功臣群体都很清楚，他们创业成功跟他们宣传的神异故事并无关系。无论是否吹嘘或拍马屁，他们都在强调，刘邦的能力与人品，是在乱世中走向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没有什么比匹夫之力的成功更值得尊敬。

但另一方面，刘邦在自我神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从创业伊始，他就一点一点往自己身上叠加“神异功能”，借以吸引民众；到创立汉朝时，他的公众形象已从早期的无赖子，变成了伟大的蛟龙之子。

类似的，他的功臣集团亦多出身低微，除家世高贵的张良之外，多为“亡命无赖之徒”，这些人出将入相，显然打破了既往的贵族政治传统，怎样解释这种前所未有的的政治格局呢？

这同样需要政治神话的加持，才能更好地解释权力所有者从贵族到平民的嬗变过程。继续将刘邦神圣化，赋予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对于新生的汉王朝而言，无疑可以结束秦末以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的反叛思潮，阻止更多平民铤而走险博取皇权的可能性。

随着新生政权的平稳，刘邦及其功臣集团逐渐淡化创业过程的能力因素，而代之以神异的天命观来阐释王朝兴替的历史。于是，西汉初创时摆能力、讲人品的场景犹如昙花一现，随后彻底消失，而关于刘邦的神异故事则广为流传，且愈演愈烈。

神异故事在现实世界里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思想世界里是否被接受、被相信。这就是意识决定事实。

西汉开国元勋樊哙曾问思想家陆贾：“从古到今，人们都说做皇帝的人是受命于天，事先都有祥瑞的征兆，难道真是如此吗？”

陆贾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解释道：

夫目瞤得酒食，灯火花得钱财，午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故曰目瞤则咒之，灯火花则拜之，午鹊噪则喂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宝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天命无信，不可以力取也。

眼皮跳，就要有美酒佳肴；灯冒火花，就能得到钱财；中午喜鹊叫，就要有人来；蜘蛛聚集，就会有高兴事。小事都有征兆，大事更是如此。所以说，眼皮跳就要祷告，灯冒火花就要拜谢，中午喜鹊叫就要喂它，蜘蛛聚集就要放了它。更何况是皇帝的重位，不是上天授给，怎么能够得到呢？上天会显示征兆在天选之人身上，若非如此，凭武力强取也是无法得到天下的。

可见，在秦末汉初，皇权转移的天命观已深入人心。越是出身贫贱，越要自我神化，这样才能彰显“应天受命”的痕迹，赢得民众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邦的成功便是草根造神的胜利。

回望历史，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失败了，假装自己是“龙种”的刘邦成功了。当秩序重建之后，帝国统治者需要的也是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而不是人人可以称王称帝的革命论。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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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级的政治神话，是连自己都深信不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相信“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的汉高祖刘邦拒绝治病，以死印证了自己所宣扬的天命观的真实性。至此，生于天命，死于天命，刘邦的一生形成了神奇身世的闭环，堪称有始有终。

刘邦死后，由他而起的帝王神话，依旧生生不息。

我们知道，在正史中，刘邦父母的名字是缺失的，仅称为刘太公和刘媪，按现在的叫法即是刘大爷、刘大妈。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邦出身的低微，因为普通人在当时是很难留下名字的。甚至刘邦本人在发达前可能都没有正式的名字，称“刘季”大概率是按伯仲叔季的排行取名，表明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称帝后才改名为“邦”，而以“季”为字。

有意思的是，汉代的纬书在神化刘邦的同时，追根溯源连着神化他的父母。于是，刘太公和刘媪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字，分别叫刘执嘉和王含始。这还没完，之后的史书进一步称：

汉高帝（刘邦）父曰刘执嘉。执嘉之母，梦赤鸟若龙戏己，而生执嘉，是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为昭灵后。昭灵后游于洛池，有玉鸡衔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灵后取而吞之，又寝于大泽，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上皇视之，见蛟龙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是为高帝。

在这里，刘邦父亲的身世也被神化了，同时为刘邦母亲增添了非凡的际遇，这一系列的神话书写无不彰显了刘邦的天子之命。

不仅如此，刘邦斩白蛇的“长剑”也开启了神化旅程。

作为实物，这把斩蛇剑被尊为国之重器，与传国玉玺享有同等地位。汉代，在新皇帝的即位仪式上，斩蛇剑是重要道具，象征权力交接的合法性。直到晋惠帝年间，洛阳武库大火，斩蛇剑才从历史上消失。不过作为精神意义上的斩蛇剑，它一直是后世帝王构建个人权威、彰显创业功绩的历史资源。李世民曾说，刘邦“提三尺剑定天下”，自己则是“提三尺剑定四海”。朱元璋在怀念刘邦时曾表示：“惟我与汝，不假尺土一民，提三尺剑，位至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