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结局来临之前，黄玲失业了。
改革的春风吹过了神州大地，最终在苏棉二厂掀起了狂风暴雨。黄玲、老吴们为棉纺厂燃烧过青春、挥洒过汗水，在人到中年的尴尬年纪，却成了企业改革路上的牺牲品。
产品低端、技术落后、人员臃肿、销路无门——这是二厂面临的生存困境，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各地国企的缩影。下岗改制、断臂求生，对于企业而言是生产自救，对于被下岗的员工而言无异于世界末日。
在二厂的职代会上，厂领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是厂里的老职工，一定要体谅我们这个厂，体谅国家。”
这话听起来有些耳熟，像极了《大明王朝1566》中严嵩说的那句话，“老百姓不体谅朝廷的难处。”
员工要体谅企业、公民要体谅国家，这话乍一听没有毛病，但是正如工人们回复的那样，“谁体谅我们？”
要求别人体谅自己之前，你要先学会体谅别人。对于黄玲们而言，下岗工人往往上有老、下有小，一无文凭、二无技术，厂领导们大言不惭地要求下岗工人体谅企业，但是没有人会体谅这些中年人的难处。
人到中年，突然失业。黄玲一度像被掏空了灵魂，她过着萎靡不振、魂不守舍的日子。好巧不巧的是，鹏飞的客运公司正在招聘售票员，于是，他便劝说大舅妈能够入职公司、跟车售票。
但是，对于售票员这份工作，黄玲一直犹豫不决。所以，她在家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直到宋莹重回苏州、办理手续后，黄玲突然就接受了鹏飞的邀请，成为了一名客运公司的售票员。
一个人的转变，往往就在一瞬间。宋莹不过在小院呆了短短的几天，黄玲为什么就接受了现实、实现了就业呢？
一切都要从黄玲的心理说起。在下岗之后，售票员并非黄玲的唯一选择。
当时，摆在黄玲面前的有两条更好的路——一条是二厂给的出路，坐等厂办协调安置，到超市、宾馆、传呼台上班；另一条是筱婷给的出路，用小两口的钱在市中门口摆摊。
在这两条路之中，筱婷出资、黄玲摆摊，这条路相对简单，但是黄玲却无法接受。筱婷刚上班、工资低，她的钱是栋哲变卖股份的钱；黄玲一辈子要强，自然不愿意用了栋哲的钱，让女儿在婆家站不直腰杆。所以，摆摊就成了不可能。
女儿的路走不通，黄玲只能坐等二厂给自己找出路。只是，二厂虽然口头上承诺给安排工作，但是优先安排的是夫妻双下岗、子女年龄小的职工，按照这两条标准，黄玲注定是最后被安置的对象。
因此，黄玲面前看似有两条路，但都是走不通的死胡同。留给她的选项，只有鹏飞公司的售票员。
对于黄玲而言，从棉纺厂工人到售票员，既欠了外甥鹏飞的人情，更让自己面子上不好看。毕竟，她做了大半生的纺织女工，当了数十年的模范标兵，如今从国企大厂沦落到中巴卖票，这巨大的心理落差换做谁都无法立刻适应。
宋莹的到来，像是一只蝴蝶，她扇了扇翅膀，改变了黄玲的模样。
在宋莹重返苏州之前，黄玲过得浑浑噩噩。她既不愿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也不愿放下自己的面子。所以，她才会每天窝在家里，甚至忘记了今天是星期几。
黄玲嘴上说着自己家里条件不是最差、图南筱婷也都已经长大，但世上的人总是心口不一的。她说自己有手有脚、能够养活自己，但是不经意间还是流露出无文凭、无技术带来的焦虑。
黄玲越是装作无所谓、不在乎，越说明她内心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恐惧。
宋莹的归来，让黄玲看到了希望。她们两个人，一个曾经是一车间的榜样，一个曾经是二车间的模范。宋莹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经历鼓舞了黄玲。正如她说的那样，“玲姐，你别怪我说话直，早点出去找生路，比晚出去强。你得先想明白，尽快想明白。”
宋莹的话是宽慰，更是事实。老吴在巷口干起了木工，王勇在街边卖起了茶叶蛋；时间永远不会为了谁而驻足，叹息和感慨终究于事无补。
对于黄玲而言，宋莹的回归是一把双刃剑。好闺蜜的到来，不仅为她指明了方向，更给她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在栋哲与筱婷私自领证结婚后，宋莹当时给出各种礼物、黄金首饰上门赔礼道歉。林家人随手展现的诚意，让黄玲意识到了双方家庭条件上的差距。栋哲家里越是有钱，她就越得努力挣钱，为女儿的出嫁抬轿子、撑场面。
黄玲是个通透的人。她知道，下岗既然已经是事实，谋求出路才是关键。她来不及叹息、来不及感慨，为了筱婷能够在婆家站得住脚跟、挺得直腰板，她只能重新出发、从头再来。于是，黄玲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开始了售票员的工作。
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但是我们都在努力地活着。
黄玲，令人感动，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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