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沈一

以“妇”或“婦”的字形来说解“妇”字本义，大概率会不得要领网上不少文章通过拆解“妇”或“婦”的字形，来说解这个字造字之初的本义，而且争论不休。
这大概是意义不大的事情。甲骨文里有“妇（婦）”字，极像篆体的“女+帚”。于是，《说文》里，对“女+帚”做了一番解释。可惜的是，许慎无缘见到甲骨文——甲骨文的“妇”，或是类似“女+帚”，或就是“帚”。这个“帚”，卜辞里还用做“归（歸）”义。甲骨文“妇”字，是郭沫若1933年破译，并迅速为学界所承认。郭氏于《卜辞通纂》及《古臼刻辞之一考察》中的这一成就，大大推动了甲骨学中关于对商代“诸妇”或“妇某”的研究。胡厚宣、陈梦家、张政烺、钟柏生、宋震豪等等一众学者，共统计出，卜辞中“商代诸妇总数达到204位”。徐义华在《甲骨刻辞诸妇考》中说，“妇”在殷商，“并非专指商王的配偶，如果将诸妇看作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团体的构成是复杂的，他们有王的配偶，如妇好、妇妌等；有诸侯大臣的配偶，如望乘妇、亚侯妇、师般妇等；也有诸子的配偶，如子宾妇。也就是说王、诸侯大臣、诸子的配偶都可以冠以妇称。那么妇这一称号，应当是对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女子的一种称呼”。这是关于卜辞中的“诸妇”，经历约七八十年考证后的成果。甲骨文中的“妇”，是一个高等级贵族女子的集团——这是用《说文》的“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所不能解释的。卜辞可以证明—— 殷商之“妇”，具有“王妃”及“世妇”一类的社会身份，是“高贵”认定的“称号”。当时的“诸妇”，参与国家大事，包括但不限于王朝的祭祀和占卜、狩猎；参与商王朝的对外战争，领兵打仗；参与甚至主掌政务、外事、管理农业、主持重大建筑建设、负责大宗贸易等等事务。顶级的“某妇”或“妇某”，如妇好、妇妌等，还可受商王“诸妇之封”，类于或高于对诸侯的封赏，包括土地、臣民甚至可以有自己军队。胡厚宣先生统计，卜辞记载的“诸妇之封”者达六十四人。这也是与“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之义所悖逆的。许慎在《说文·叙》中讲到了“笔意”和“笔势”。他认为，古文（比篆体更早的文字）“厥意可得而说”。这个“意”，即“笔意”，就是更古之人造字之初的“笔画意义”。他又认为，汉字形体不断变化，笔画日趋约易，加以书法取资，致使原有的“笔意”漫漶不明，已不能单纯依靠字形来分析其意义了，这就是“笔势”。 “妇”字，应该就是如此。甲骨文“妇”字，或有“女”或无“女”，但皆有“帚”字。说明“帚”字非常重要。然而，甲骨文的“帚”，或用于“妇（婦）”或用于“归（歸）”，丝毫没有洒扫的“帚”义。见图二。徐中舒先生说，这可能是古代某种植物，篆体“帚”的上下，不过是甲骨文原字之讹，成了上“彐”下“巾”。这是很可能的——甲骨文原字，本为商族很珍惜甚或崇拜的一种植物，用来代表高贵女性，于是有了这个字。发明篆体的周族，对商族很不以为然，自也不会喜欢这种植物，反而将其制作成打扫庭除的“帚”，也就有了篆体这个字。而且，商代自武丁之子即位后，女性包括贵族女性的地位大大下降。至周，以男性为世系的血缘继承制度周密建立，女性地位进一步下降，《说文》所说的观点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许慎在《说文·叙》中，讽刺了以隶书字形解说字义的现象，如“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苛之字止句也”等等，认为是“未尝睹字例之条”，也就是弄不清笔意、笔势乱讲。不幸的是，他本人对“妇（婦）字”的解读，很可能也犯了类似的毛病。

彩陶图案记载的炎黄族群争斗融合史 “炎黄”，是中华民族的另一代称。
这一代称，实际上，反映着中华族群对远古先祖的古老记忆之绵延传承。炎，即炎帝族，应该是公元前4800-前4000年间，生活于渭水流域半坡文化的族群；黄，为黄帝族，是后起的生活于晋西南西阴文化及其前身东庄类型的族群。这两个族群，都属于仰韶文化时期。文字，可以记载历史。在尚无成熟文字的新石器时代，各种图案，包括陶器上的图案，同样能够承载历史。公元前4800年以降，炎帝族曾经非常繁盛，在其生活的地域，出土了大量绘有鱼的图案的陶器。此时的西阴文化，初始还较弱小，在其“领地”，则发现了众多绘有鸟的图案的陶器。可知，炎帝族将“鱼”作为自己族群的图腾；而黄帝族的图腾是“鸟”。仰韶时期，以彩陶著称。正是在炎帝族和黄帝族各自“驻地”出土的彩陶图案上，前前后后，恰好记载着炎黄二族从争斗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属于半坡文化的陕西武功游凤遗址，出土了一只细颈彩陶瓶，上面绘有生动的鱼鸟图案——鱼的头部很大很夸张，张着大嘴正吞噬小鸟；小鸟只从鱼嘴中露出头部，一副苦苦挣扎状。见图一。考古学家许永杰在《鱼吞鸟和鸟衔鱼：再现两族斗争史》一文中说：“整个画面竭力渲染鱼的雄健有力和鸟的渺小可怜。” 这应该就是初期炎黄二族的实力对比和现实争斗结果。不过，几百年后，形势逆转，属于西阴文化的河南汝州阎村遗址出土了一件彩陶缸，上面的绘画被称为“鹳鱼石斧图”——一只硕大站立的水鹳，叼着一条可怜的小鱼，旁边还立有一柄与水鹳大小相当的石斧。见图二。朱雪菲博士说，石斧作为象征权力的“钺”之前身，在早期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中，常常寓含军事统帅和战争获胜等意味。显然，此时的西阴文化依然崛起，而半坡文化走向衰落——从考古学来看，这一过程完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这大约，就是《史记》所在记载的炎黄“三战，然后得其志”之过程。半坡文化遗址，在距今6500-6000年之间，“二次葬”现象徒增，这在之前是未曾有过的。而且，这些“二次葬”多为群葬和乱葬。比如，临潼姜寨二期的200座墓葬中，就埋有2200具人骨；渭南史家遗址43座墓葬中，埋葬730具人骨等。上述墓葬，一是不分男女老幼，没有埋葬规律；二是少则埋葬几人，多则近百人；三是入葬之人很少有随葬品；四是这些墓葬年代跨度在几百年之间；五是均处于距离西阴文化较近的渭水下游一带。这反映了炎黄二族争斗的长期性和激烈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西阴文化的彩陶图案上，虽然“鱼”“鸟”仍然多见，却画风突变——便成了“鱼鸟共融”场景。最著名的，是西阴文化鼎盛时期的晋、陕、豫交界一带。比如，庙底沟文化出土的多件彩陶上的“鱼鸟共融图”。见图三。此时，黄帝族成为了“天下独大”的族群。不过，这并非是对其他族群绝对排斥，而是共融和谐、一起发展。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最盛时期。而且，迅速向外扩展，对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