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长衫的名校硕士们扫楼卖保险，只为了他们的广州安家梦|东莞|保险|安家|广州市|武汉|硕士|老范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体育西路到了，这里人潮汹涌，从东南西北汇集，又四散开去，多停留一会儿都是罪过。出地铁站的扶梯又长又陡。有人深入地下，有人离开走远，不知道他们是否都走在自己的康庄大道上。

2007年7月的一个傍晚，大雨刚歇。父亲拖着行李箱，我背着黑色背包，一前一后，走进了武昌火车站的潮湿溽热中。

彼时的我刚毕业，恰逢广州某保险公司扩招，在我们学校签了十几个硕士。武汉到广州的高铁尚未开通，只有11个小时的火车可搭乘，我就购买了晚上8点多的卧铺。

寻到车厢，同行的两个男生冠东和老范已经到了。老范学的是中文专业，冠东学的是保险，我则学金融。在校的时候，我们彼此不相识，是应聘通过后才互留了电话。他们都是独身上路，我还有父亲送行，仍带着没长大的稚气，让我略感窘迫。

父亲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他倒下箱子，往下铺底下塞，老范就弯腰把占地的箱子往里侧挪。塞好箱子，父亲又忧心忡忡地交代，说他在报纸上看到广州火车站鱼龙混杂，让我出站时注意行李，不要跟同学走散了。

这时，冠东右臂一挥，豪气地说：“我们这么多人，哪个敢靠近？”冠东是湖南人，说自己是毛主席的老乡，敢想敢闯敢干。少有年轻人会用这些词，但他昂头挺胸、气场自信，倒显得合宜。

老范也搓了搓手，说：“广州刚禁了摩，飞车抢劫是不可能了。”

父亲看出我们不以为意，又念叨了两句，就告辞了。

火车开动后，车厢走廊上的大灯灭掉了，壁上镶嵌的昏黄小夜灯亮了。我们和衣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

冠东说：“大多人一提保险公司，只知道保险代理人，为什么？因为代理人团队就过百万计。咱们一去就是后台，还是省公司，以一对多，难道还不是精英？这公司硕博比率也不高，我们去的正是时候。”

老范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冠东激动地拍床板，毛茸茸的脑袋探出来，说：“对！”

我斜躺着，看着黑暗的窗格。其中快速掠过的灯火，被遥遥地牵引成断断续续的直线。火车的轰鸣、同学的话语、同行者的呼吸，一起在我脑中轰鸣。这一晚，我兴奋得阖不上眼，好像即将被卷入某种庞大的叙事。

到达广州，我的第一感觉是不遑多让的热。新人们被安置在公司旗下的招待所休息。这个招待所位于荔湾老城区，在新旧夹杂的路段上。覆盖青苔的巷陌中，间或有高楼拔地而起，我抬头只看到深一块浅一块的天空。天空向前延伸，被高楼的玻璃幕墙截断；往后延伸，被城中村里的水泥屋顶挂住。

稍事休整，我们来到单位报到。这是一家世界500强的老牌保险公司，省公司下还有18个地市级分公司，这次一共招聘了百来号新人。公司专门为新人开了培训班，宣讲公司文化和业务。晨起、午间、课前、课中，培训老师都要带着我们跳操，音响放着“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可惜太匆匆”。一群人僵硬、局促地释放四肢，在桌椅间磕磕碰碰地踢脚扭臀。

培训老师嫌弃气氛不够热，说要练胆，要我们抛开羞羞答答的学生气，完成向职场人的身份转换。她让大家把桌椅都移到大厅的角落，再围成一圈，每个人单独站在中心舞一段。

轮到我时，热浪在我脸上涌动，我压抑往外逃的冲动，照抄前面人的动作，左右倒腾了两下脚。接着，老范试图以“闪现”的方式去中间走一圈，老师上前强压着他在中间多站了一会儿，臊得他满脸通红。冠东比我们强些，在中间打了一套军体拳，算小有特点。

当然，也有自在的人。有位女孩之前兼职过车展模特，她撩起衬衣，在胸下系了个结，露出小腰，轻盈地旋转。空气中荷尔蒙含量突然飙升，男生们使劲地鼓掌，老师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培训进行一周，同批来的一个女孩递交了辞呈。她是我们学校的法学硕士，人力资源想挽留这个人才，动员我去做工作。此前，我与女孩聊天没超过三句，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她，结果那女孩怏怏地挥手：“每天搁这儿可劲的躁，把我整烦了。”

两天后，她就消失在偌大的广州城里，像水融入海，不留一丝痕迹。

没多久，公司改变了培训方式，安排新人们分区块去“扫楼”——就是找陌生人填写关于保险和保险产品认知的问卷。

有外出的机会，我们一开始还很雀跃，沿着地铁一号线，寻找白领集中的写字楼群。在上下班高峰期，在西门口、中华广场、体育西路这些路段，我们穿着新添置的白衬衫、黑西裤或黑窄裙，跟着衣着得体的人潮快速行进。昂首阔步间，好像我们已经成为都市精英、业界大牛了。

到了写字楼，冠东要我打头阵。他说女生看着没啥威胁，陌生人的接受度更高，他和老范在左右两侧接应。

就这么过了几天，我们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比如：进写字楼时，要握住手机假装接听电话、行色匆匆地一晃而过，才可以避开门口保安的盘查；到达格子间密集的办公区域，要小心翼翼打量，尽量挑选看起来面善且四周没有同事的人询问；若被询问者直接拒绝，或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要立刻点头说“谢谢”。在我们之中，老范躬身的弧度尤其低，态度诚恳，绝不纠缠。

但意外就像避不开的狗屎，还是被我们踩着了。一次，我们仨正往办公室探头探脑，找寻合适的询问对象。突然，身后一阵骚动，有个高亢的女声喊道：“就他们。”

我扭头一看，一伙保安气势汹汹地跑过来。我们仨扭身就跑，来不及按电梯，就推开厚重的消防门，拼命往下冲。不知道在盘旋的楼梯间里冲了多久，终于跑出了写字楼。

见后面没人追来，我瘫坐在花坛边，双脚打颤，感觉心脏要崩出胸腔。老范的眼睛上全是雾，他取下眼镜，一边喘气一边在衣角处擦拭。恐怕他刚才已看不清路了，全凭着直觉和眼底的余光在冲。冠东出门前用发蜡固定的刘海此时也被蒸腾的汗气弄塌了，白衬衫黏黏地贴在他的背上。他把刘海胡弄到两边，呈“八”字形耷拉在额头上，又粗鲁地扇着问卷调查表，仰头痛骂。

但我耳边还盘旋着楼梯间里“哒哒哒”的脚步声，根本听不清他在骂什么。

几次惊魂落魄的被驱逐，褪去了我们对体面工作的幻想，终于明白自己只是精致巍峨的写字楼群中的不速之客。好在广州是“便利店之都”，每当扫楼空当或天气骤变之时，我们就会钻进一家连锁便利店休息。

一日，我们又狼狈地进了一家便利店，打了3杯冻柠檬红茶。我知道此时的自己满面油光，妆肯定花了，但我懒得管，就趴在餐台上盯着饮料里的那些漂浮的冰块。

一旁的冠东说：“我们好歹也是名校硕士，公司招我们肯定不为了这几张破表吧！”他灵光一闪，提笔随机快速地勾选着问卷调查表。还说联络电话编几个，也可以留白，反正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也不是都会填电话，这样看着真实度更高。

舒适的冷气让人渐渐坐定，我也跟着填起来。老范慢慢地勾了两三张，就停了，他将一叠空白的问卷放回公文包，轻声地说：“我习惯动动。”

回程的地铁站里，冠东兴致勃勃地描画着地铁线路图，指着其中一点说：“知道吗？这就是大广州的CBD。”

我定睛瞅了瞅，是“珠江新城”。

冠东信誓旦旦地说：“我会在那里买一套房。”

当时，珠江新城2万元/平起跳的价格，对比我们的实习期每月3000多的收入，简直像是天文数字。老范不以为然，仰头说道：“人生处处好安家，命若江河我是沙。”

冠东摇摇头，手搭上了老范的肩：“不买房，哪能安家？”

后续的扫楼分组变得很随意。我有时和其他人出去逛几圈，问几张，到点问不完的，就自己填几张夹杂着。冠东逐渐脱离队伍，到点再来跟我们汇合——他又跑去看楼盘了。老范也会独行，甚至偶尔晚归，他坚称他上交的每一张表都是真实的。在大家懒洋洋的倦怠中，勤奋的老范就像人民内部滋生的叛徒，让人膈应。

其实早在公司面试时，老范在一众研究生当中就显得非常醒目了。首先他年纪最大，又有些少年白，显得成熟；其次，当时他抱着一摞报纸一样宽、5厘米厚的册子——这是他用发表的文章做的剪册，实在巨大，横过了他整个腿部，两侧搭在椅子扶手上；最后，他身旁还有个眉清目秀的少女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