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品读》2025年第1期内容
一进门，我们便随手将带给姨姥的礼品，放在了右手边的餐桌上。那是一套亮面的长方形餐桌椅，简约现代，与小两室的户型十分搭配。姨姥爷在厨房里准备饭菜，空间虽小，却井井有条。卫生间里也是摆放整齐，洗手盆边、热水器旁，都挂着精致的收纳神器。
唯有墙边那张俗称“靠边站”的实木老式餐桌，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深褐色的桌面上，沟壑纵横，每一道划痕，都是岁月的痕迹，写满沧桑。两个底座已经乌黑，还牢牢地抓着地面。儿时，几乎每家每户使用的都是这种餐桌，多为圆桌面，闲时就立在墙边，完全不占空间，用时需要特意把它打开，成为了饭前的一个必备程序——“放桌子”。
风扫落叶，10月的鹤城已是深秋的模样。还没有供暖，室内的温度全靠阳光的普照，照在光滑平整的铜版纸挂历上，日子也好似闪着光。姨姥爷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姨姥正躺在床上小憩。听见动静后，她先是看到了我和姐姐，满眼惊恐，显然又把我们给忘了。好在，她仍记得母亲。
姨姥自从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很多新近发生的事都没了印象，虽还记得我的名字，却无法对号入座。在她的脑海里，我仍是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于是，每隔几分钟，她就会茫然地看着我问道：这是谁？母亲也只好潜入记忆的深海，与姨姥聊她小时候的事，那时候的很多细节，姨姥却还都记得。
姨姥虽是母亲的姨妈，却只比母亲大7岁，与大姨只相差两岁，她们曾一起度过少女时光。也只有当母亲讲起这段日子时，姨姥才会有参与感。她记得在春天里，西沟子的泉水叮当作响，待到百花齐放，已是四五月份了。姨姥最喜欢带着她的外甥女们去挖婆婆丁，蘸自家下的大酱吃，很是美味。她的土篮子里还是个鲜花盛开的地方，鲜黄色花朵的委陵菜和狗舌草、白色的点地梅、紫色的白头翁花，五彩斑斓，热热闹闹，装点着她们的青春岁月。她甚至还能分得清复杂的亲戚关系，有一些不常联系的远亲，甚至连母亲都忘了。可她就是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从乡村搬到了城市，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住进了如今的两居室，也不记得女儿已经因病早逝。
“放桌子吃饭了”，姨姥爷朝卧室喊了一声。我和姐姐都奔向了客厅，打算把堆在餐桌上的东西往别处放，好腾出空间来。姨姥爷却向着墙边努努嘴说：“用那个‘靠边站’，把它搬进卧室里。”我心想，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到来，姨姥爷想用老物件，营造一种围桌用餐的氛围，如此更显和乐温馨吧。
这张榆木做的餐桌，虽已有些年头，却颇有些重量，毕竟是实木。将立着的桌面放平，拉开支架，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固定好，这样的动作，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了。小时候，家里饭前的这道程序，都是由我和姐姐完成的。
霎时间，桌上就摆满了锅包肉、小鸡炖蘑菇、豆角炖排骨、家常凉菜等菜品。想起那年，我由于视力问题，需要到市五官科医院做检查、配眼镜，曾在姨姥家小住过数日。那时，他们一家四口住在一条胡同深处的平房里，睡在一铺大炕上。吃饭时，用的便是这张“靠边站”。怕我吃不习惯，姨姥都会特意为我买一根红肠，让我就着大米饭吃，可如今，这些往事她已经都不记得了。
“亏了有这张饭桌，要不你老姨早就离家出走了。”姨姥爷对母亲说道。原来，姨姥对现在的住处已全然没了印象，唯一记得的便是这张已经45岁的餐桌，它已然成了姨姥认知过去的最重要媒介。姨姥爷曾一度想弃用它，谁承想，没了这个记忆的凭证，姨姥便开始哭闹，说这里不是自己的家。姨姥爷只好又把它抬了回来，继续使用。
原来，回忆是有形的。我们努力证明着自己曾经来过，于是有了图画、有了文字，也有了旋律，更由此诞生了一座座博物馆，那是更多记忆的储存库和展览馆。它们记录着人类走过的历程，有辉煌，亦有黯淡。当然，还有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的平凡岁月。比如，我膝盖上的那块疤痕，便是我童年的印记，它的形状记录着一瞬间的疼痛和一笑而过的潇洒。还有，姥爷的那块手表，早已停在了某年的十点一刻。可它的时针和秒针，却见证过姥爷很多个日暮。
而对于现阶段的姨姥来说，为数不多的记忆便是这张餐桌的形状了，它无言地陪伴着姨姥，从乡村到城市，从青年到老年。她甚至还记得它初来的那一天，也是个艳阳天。那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表舅，才四五岁。姨姥爷兴致勃勃地把它抬进家中，说以后再不用在锅台上吃饭了。表舅围着餐桌左看右看，不知该怎么打开，眼见姨姥爷只用了几个简单的动作，就把一张崭新的餐桌，立在了全家人的面前。厚实平滑的桌面，全然不似现在这般伤痕累累。几年后，姨姥一家从那个小山村，搬到了齐齐哈尔市，落户在一处平房里。搬家那天，姨姥爷雇了一辆四轮车，载着一家四口和不多的家当，一路颠簸着驶进城里，这张餐桌也在车斗中。
姨姥的记忆便从这里开始中断了，在她的认知里，她依然生活在那个小山村，住在一个低矮的土屋，只有厨房和卧室两间房。每当用到那张“靠边站”，它就会被支在火炕边、屋中间，一家人在上面吃着早饭、午饭和晚饭，闲时便静立在墙边。日子就这样在餐桌的一开一合中，一去不回头。
作者：任诗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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