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布革命”是否根本的改变了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有学者认为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女性社会地位相应的提高，一些通过个人奋斗振兴家族的女性甚至还会被称为“女丈夫”。

时至今日，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加聪明能干。在许多经济更加发达的国家，虽然女性于近两个世纪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是对于女性的偏见并没有停止。这让我们不禁好奇：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视到底从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偏见？

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 （Marvin Harris）在他的著作《文化、人与自然》（Culture, People, Nature）中提出：男权社会的形成来源于男性在力量和武力争斗中的先天优势。然而，随着职业军人成为战争中的唯一参与者，男性在武力上的优势并没有保持很久。所以，哈里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决定男女地位的基本因素是男女对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在工业化之前的中国社会，大多数的纺织生产是由女性完成的。人类学家巴伯 （E. J. W. Barber）在他的著作《史前纺织业》（Prehistoric Textile）中也提及了中国古代女性是怎样全身心的投入到纺织品的生产当中。在棉布出现之前，中国纺织业被丝绸和麻布所占据。直到1300年，当棉布纺织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更加先进的纺织工具，纺织行业（特别是棉布纺织行业）才在现有的贸易网络中彻底迎来了繁荣。在1840年之前，棉布纺织业已经占到了中国国内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一。

棉布纺织业的兴起引领了中国女性收入增长的大潮，这一现象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欧美也曾出现过。然而，欧美女性通过纺织业兴起而得来的收入增长仅仅持续了一到两代人。在中国，中国女性却通过生产和出售纺织产品在近500年间得到了持续的收入增长。无论是中国政府较为宽松的税收系统，人力市场极为短缺的人手，还是更加适合在家生产的制造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女性的收入来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棉布革命”是否根本的改变了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历史学家肯尼斯·珀梅南思 （Kenneth Pomeranz） 认为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女性社会地位相应的提高。很多通过个人奋斗支撑起整个家庭收入来源的中国女性会被旁人称作（或者自诩）“女丈夫”（She-husband）。同样，在传统纺织产业强势地区的寡妇更不可能在丈夫去世后自杀。

然而，随着纺织兴起的女性地位提升会具有持续性吗？在1840年之后，英国棉纺织产业的竞争将传统中国棉布纺织行业逼至瓶颈。我们通过一些早期的调查发现，在拥有棉纺织产业的村庄，村庄中的男女普遍认为女子和男子在工作能力上不存在差异。有趣的是，男女能力相同的共识并不意味着村民们不再受到封建传统的限制。比如说，当时大部分受村民仍然对女性婚前性行为持反对态度。

为了确定棉纺织业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长期影响，我们收集了2000年中国出生男女比的数据（即每一百个女婴出生对应男婴的比例）。在2000年，中国全国出生男女比的数据是118：100；而在拥有棉纺织传统的地区，出生男女比数据是114：100。这说明了一些问题。

我们认为或许存在一种可能性，即：父母选择是否要保留孩子的依据是孩子将来的潜在经济价值。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在生产丝绸的地区，拥有女生就一定能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在一份2000年完成的人口普查中，我们就没有能够找到生产棉纺织作物和女性务工率之间的联系。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有其他非经济性因素影响了女婴在棉纺织盛行地区的出生率，比如当地的传统文化。

更有意思的是，当社会主义制度规定男女享有相同权利之后，女性在棉纺织产业地区成为家庭中法定户主的可能性更大。在中国，一般的家庭都会确立家中男性为户主。虽然拥有户主的头衔并不代表女方会因此拥有更多财产，这仍然说明在棉纺织产业多的地区，女性在当地文化中的家庭地位更高。

很长时间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试图解释为什么性别收入上的差异无法被消除。他们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坚持男性先天上比女性的生产力更高；有人试图证明男女对于同一件事存在不同的反应机制；有人强调文化对于男女标准收入潜移默化的催化作用……以在棉纺织产业工作的中国女性作为例子，我们发现虽然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女性在收入方面有较强的歧视，但是那也并非不可战胜。随着女性经济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发现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有所提升。这种具有较高生产力、“会赚钱”的女性形象，正面地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于女性能力的看法，从而总体提升了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

从宏观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虽然经济发展还不能完全统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但是某一群体经济实力的提升的确能够潜移默化的改变社会对于此群体的基本态度，连曾经最稳固的父权社会亦是如此。

本文原载aoen.cn网站，周子衿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