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固,字若渠,上海宝山月浦人。他是首位以艺术史学获颁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专著《唐宋绘画史》,今天已成中国美术史的经典之作。在民国时期,滕固是上海文艺圈内一位很活跃的人物。
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抗战初期的艰危时刻,曾毅然出任国立艺专校长,带领师生辗转流亡,一路颠沛流离,立下汗马功劳。两年多的校长生涯,委实艰辛百倍,甘苦自知。“事业上的心力交瘁,肌体上的病魔困扰,家庭生活上的饱受凌虐”,使其年仅四十岁便遽然仙逝。
滕固的名字,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被很多人淡忘了。直到近些年,才有学者整理出他的文集和年谱。
或许有不少搞美术史的知道,他是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开拓者,其《中国美术小史》和《唐宋绘画史》,是我国美术史论的代表作,有开创之功。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抗战初期的艰危时刻,曾毅然出任国立艺专校长,带领师生辗转流亡,一路颠沛流离,立下汗马功劳。
滕固(1901-1941),字若渠,上海宝山月浦人。在民国时期,滕固是上海文艺圈内一位很活跃的人物。他是多面手,早年不但是小说家、文学家,同时对文艺批评和艺术理论也深有研究。
滕固(1901-1941)
《中国美术小史》滕固 著
他1918年从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毕业,翌年秋赴日本留学。1920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从事美术研究。留学期间与在日本的田汉、郭沫若、张资平等创造社成员相识,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批评。
1924年春,滕固经日本作家佐藤春夫介绍,拜访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两人聊得很投机,“从日本文艺谈起,谈到中国文艺、欧洲文艺,追溯上去甚至中国文化,希腊文化。”临别时,芥川将自己的新作《傀儡师》签名赠送给滕固。
当年,他毕业返国,任教于刘海粟等人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期间,他还参加各种美展,是天马会骨干成员。他在投身美术教育的同时,积极向国民政府提出改进美术教育的各种议案,还参与组织各种美术考察、美术学会等活动。
滕固富有政治才能,1929年前后就弃教从政。自1933年起,他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美术部主任等职,在文物古迹调查保护、美术考古和艺术理论等方面成果颇丰。另外,他还参与筹备1937年教育部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同年更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史学会,被推为常务理事,非常活跃。
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和杭州两大国立艺专奉教育部令,先后于翌年初迁到湖南沅陵,合并成一个国立艺专。在合并过程中,两校矛盾不断,最后发生学潮,导致主任委员、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辞职离去,一时群龙无首。
在这种僵局下,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次长张道藩等人经过一番权衡,决定指派滕固当校长,“空降”国立艺专,于1938年6月底履新赴任。
在当时来说,之所以选择滕固确实有不少考量。首先,滕固既不是北平艺专的人,也不是杭州艺专的人,与两校没有瓜葛。其次,他在中国艺术史研究和文物古迹调查保护方面颇有成就。滕固1930年赴德留学,在柏林大学哲学系专攻艺术史,是最早用西文在国外发表有关中国画研究论文的学者。1932年,滕固获得博士学位,也是首位以艺术史学获颁此学位的中国人。翌年他出版专著《唐宋绘画史》,今天已成中国美术史的经典之作。另外,他过去在上海美专等校上课,在行政院任职后还兼任中山大学、金陵大学教授,还一直担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古迹调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在学界颇有名望。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滕固从政多年,在行政院负责文化艺术方面的事务,有丰富的行政经验,懂得官场运作,和政府各部门之间比较容易沟通协调,也方便教育部陈立夫、张道藩等人的控制。
滕固1924年获日本东洋大学学士学位像
滕固专著《唐宋绘画史》
而对滕固来说,他当时之所以接受这一任命,一来雄心勃勃,希望在美术教育方面发挥自己的专长,一展身手。二来,他为人正直朴素,有诗人气质,很不喜欢行政院的官场作风。用好友朱偰的话说,“若渠个性,豪放不羁,固不宜久处幕僚;且群小当道,邪正不分,当局虽震于其名,屈为延揽,然若渠崇尚气节,早萌去志。”(朱偰《天风海涛楼札记》,页165,中华书局)所以滕固当时欣然接受这一任命,希望能藉此远离官场,一展抱负。
国立艺专迁到沅陵,位于沅江对岸的老鸦溪。滕固到校后雷厉风行,大行整顿。7月1日,是学校新学年的开始,那天滕固到校视事,正式开展工作。那天他“携总务长杨某及会计员二人来,手谕当天未到校之教职员,不论是否请假,均停职。”(《蔡元培日记》1938年7月9日,北京大学出版社)
那天滕固对师生作训话,提出自己的办学宗旨,“以平实深厚之素养为基础,以崇高伟大之体范为途橄,以期达于新时代之创造。”“切戒浮华、新奇、偏颇、畸形。”另外,根据当前浴火重生的战争形势,艺专担负并注重抗日宣传人才和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之培训。一番演讲,据说颇得学生方面好感。
但在具体整顿上,滕固针对教职员工大刀阔斧,实行改革,拟定了校务方针及办学经费使用办法。比如其中有一条,“凡本校教职员中已离校或素不在学校所在地之人员,不论聘任委任,自即日起一律停职。”
这样一来,杭州艺专的十多位教师都被滕固辞退,连蔡元培的女儿蔡威廉、女婿林文铮也未能幸免。黄纪兴是蔡元培的内弟,教授法语,因为当时正在休假,晚到了几天,也被去职。
学生丁天缺晚年的回忆,或许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看法:
“滕校长为人正直朴质,热心于艺术教育工作,为人处事,宽宏大度,颇有学者之风,只是他的莅校,是受制国民党CC派大头目陈立夫和张道藩的控制,必须将蔡元培先生体系的教职员予以全面清洗为前提。这样,原杭州艺专的教授林文铮、蔡威廉、黄纪兴、李树化、张光等人就理所当然地革职离校。为了平衡两校师生对峙的气氛,原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和教务主任李有行也同时免职,以示公正。而学校在相对的政治压力下,一时安然平静,开始上课。”(丁天缺《顾镜遗梦》,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3月版)
但滕固也有性情的一面。刘开渠夫人程丽娜当时在戏剧系教表演,据她回忆,滕固到任,首先开除了一批人,其中也包括她。理由中有一条是“夫妻不能同时留用!”暑假前,“艺专抗日宣传队”发起义演,她是主角,演一个爱国女子刺杀华北汉奸殷汝耕的故事。结果滕固看过公演后,竟大受感动。导演兼编剧李朴园乘机与他商量留下程丽娜,滕固马上就同意了,留她任戏剧指导。(程丽娜《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回忆刘开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
为了充实师资力量,滕固又聘来他的留德同学徐梵澄。徐梵澄是搞哲学的,开西洋美术史的课。徐上课很认真,而且博闻强记,学贯中西,慢慢赢得同学的尊敬。留法学者秦宣夫原来是北平艺专专任教员,1936年夏因校长换人而去职,这时他南下途中通过朋友介绍得到滕固邀约,也来到沅陵任教,负责素描、美术史和法文等课程。(《秦宣夫自述》,《秦宣夫文集》,页399,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来在昆明时,滕固又聘来留德同学夏昌世,夏昌世是学建筑的,后来培养了不少建筑人才。滕固为他破例办了一个建筑系。可惜夏不到半年就走了,他离去后,这班学生不是转系就是并入他校。
在滕固的掌校下,学校慢慢走上正轨。但好景不长,在沅陵还没有安定几个月,日寇战火随之蔓延过来。国立艺专随之奉教育部命开始迁滇计划。12月中下旬,师生先分批迁移贵阳。滕固一路作诗鼓励学生,振奋士气:“抗战经秋又半年,军容民气壮于前。学生亦是提戈士,南北宾士路万千。”他还亲自撰校训、写校歌,激发学生读书报国的热忱。
1940年代,滕固与国立艺专学生合影
长途跋涉,一路蹭蹬。师生有的自行寻找交通工具,如搭黄鱼车等分散前往,有的则随艺专包车集体行动。有一辆车在湘黔交界冷水铺附近遭遇土匪,教戏剧的李朴园和“周教官”跟车随行,结果被洗劫一空。除了搬不动的教具外,师生行李外套、书本钞票等全被抢走。司机耳门中了一弹,幸无大碍。后来幸好有军队赶到,把土匪打跑。
还有以研究生李霖灿为首的七名学生,组织了一个抗日步行宣传团,一路步行到昆明。滕固对此大加赞许,并加倍发给路费。并请沅陵行署发一公文护照,以利沿途方便。
1939年元旦前后,艺专师生陆续抵达贵阳。滕固劳累过度,痔疮发作,住院割治,校务及搬迁善后事宜委托常书鸿等人负责料理。2月4日,贵阳遭遇日寇飞机大轰炸,死伤无数,惨绝人寰。艺专幸无人员伤亡,部分老师住的旅馆被炸毁,常书鸿的行李全毁,只在一片瓦砾中找到两块当年在巴黎的奖牌。
2月底,师生分批到达昆明大后方,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直接关照下,暂借昆华中学、昆华小学及圆通寺为校舍,筹备上课。
学校草草安置甫定,滕固即组织艺专全体师生筹备抗战画展,3月即假昆明民教馆举办盛大的抗敌宣传画展,展出教授学生等大幅抗战画约计五六百幅,民众为之振奋,全城轰动。
在昆明,滕固想让常书鸿当教务长,但遭到杭校师生反对。滕固于是另辟蹊径,敦请上海好友傅雷来昆明当教务长。傅雷对西洋美术研究很深,学生们闻讯也很期待。他来了以后,还和闻一多两人拟定了一份教学大纲。但滕傅两人在许多具体做法上意见不合,发生争吵,不久就拂袖而去,前后不到两月。不得已之下,滕固请杭州艺专的方干民当教务长。
1939年冬天,为了躲避敌机轰炸,艺专又奉令疏散,搬迁到离昆明郊外的安江村。安江村很大,里面有很多寺庙,有“九寺绕安江”之誉。学生宿舍和上课就被安置在寺庙里面,老师和学生还有不少借住在村民家里。师生克服各种困难,恢复正常上课,精神可贵。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多,校长滕固因解聘教务长方干民,引起部分师生不满,再次发生学潮。待学潮平息,滕固心力交瘁,引咎辞职。
两年多的国立艺专校长生涯,滕固临危受命,在烽烟四起的国难流亡期间挺身而出,勇于任事,委实艰辛百倍,甘苦自知。开始他怀抱艺术教育的美好理想,踌躇满志,希望能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把艺专办好。无奈事与愿违,主客观各方面的矛盾交集纠葛,令他左支右绌,百般为难,逐渐萌生退意。
无疑,安江村学潮事件是艺专各种内外矛盾的总爆发,也对滕固内心打击很大,令他郁结心头,无法释怀。更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就在他辞职回到重庆不久,即一病不起,于翌年春天遽然仙逝,年仅四十岁。
正如他的学生阮璞回忆总结的,“事业上的心力交瘁,肌体上的病魔困扰,家庭生活上的饱受凌虐,造成了滕先生中年弃世。”(阮璞《滕固老师的生平恨事》,《烽火艺程》,页35,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
2020年7月12日
作者:石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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