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能否变成一门生意?|批评家|现代艺术|画家|艺术史|艺术家|艺术评论

艺术评论能否商业化一直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对此，业内人士在观点上大多倾向于艺术批评应远离商业化以维持其纯粹性。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成为主基调之后，艺术已经完成了与商业的结合，艺术评论似乎难以做到完全意义上的“去商业化”，毕竟艺术批评从业者同样需要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保证生存、呈现价值—— 这就导致艺术批评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艺术批评从业者要以此为生，但却又不敢公然、直接进行商业化操作，使得艺术评论与商业的融合只能处于一种心照不宣的暗规则状态。

拉希德·约翰逊《轻轻走过》

这种尴尬状态的根源在于，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艺术” 概念里有太多中国古代思想的基因，它其实是古代文人士大夫逻辑上建构的一个概念。在古代艺术史中，艺术家（通常是区别于工匠的画家）的经济基础是体制内的画院和宗教寺院的，其共同本质是基于权力的“供养”制度；而西方艺术史中的“艺术”概念则是从文艺复兴之后就带有鲜明的商业基因，随后慢慢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市场机制，而我们今天的艺术市场制度恰恰是平移了西方艺术市场机制。

因此，我们实际上一直在使用一个矛盾的概念：“艺术市场”中的“艺术”倾向于无功利的、纯粹的、形而上的精神劳动，而为了确保这些特性，必须先天地赋予它一种“权力”，使艺术家和艺术品拥有与生俱来的“价值”，平民百姓并不具备对这些价值进行评判和质疑的权力；“市场”则恰恰与任何天然的权力相悖，它本质上是一种你情我愿的民主机制，在市场逻辑中，大众拥有价值的最终判定权力。

拉希德·约翰逊三联作品《Land of the Free》

艺术批评的为难之处也正在于此：它是西方现代艺术机制中的一个环节，却运行在中国古代艺术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艺术行业中，这种错位难免使之陷入“既要权力，又要市场”的矛盾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矛盾在中国古代艺术机制和西方现代艺术市场中都不存在：在中国古代艺术机制中，画家同时拥有艺术批评的话语权，同时艺术价值标准也是一个稳定的共识，只需区分高下，无需进行价值判断；在西方艺术市场体系中，有专门为“学术”设置保护机制以保证艺术批评家的生存，同时批评行业有严格的自律和规范，艺术批评的话语权因此得到普遍认可，批评家并不需要直接参与利益输送。

安迪·沃霍尔《枪击玛丽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艺术批评家们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除了那些身处官方美术馆、博物馆、画院和高校、艺术研究院等体制内的批评家可以有安身立命之所，独立于体制外的批评家不可能仰仗极低的稿费生存，而是需要越界为策展人、画商、地产策划人等才能获得相对可观的收益，而这种越界的实质，其实是专业学术能力的变现，它的内核已经偏离艺术批评，更加靠近商业宣传。艺术批评的“暗商业化”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判，道德批判对知识分子自尊心的冲击尤其强烈，很多曾经活跃的从业者选择了逐渐淡出艺术批评。

王加加《水平线7》

显然，这也并非我们想要的结果。无论如何，艺术批评仍然对于那些超出人们现有认知的“艺术”来说至关重要，它关乎未知事物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们又要强调一个前提：保证生存是最大的人性道德，因此我们不能总是对艺术批评家进行道德上的指责。

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艺术批评的商业化，说明商业需要艺术批评。因此，艺术批评走向商业化是必然趋势。只不过，“艺术批评”的概念应该进行重设，具体细分为学术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和商业意义上的“艺术商业评论”甚至是“艺术文案”，使学术的归学术、市场的归市场。

实际上，任何市场都需要广告和宣传，艺术市场也不例外。同时，艺术市场本应该是分层的，面对专业收藏家的评论文章，必定与面对非专业读者的文章有所区别，但从现实来看，艺术商业文案一直是缺失的，而专业性质的文章则严重过剩。不分具体情况，必求知名批评家动笔，皆以“学术文章”示人，对专业高度的盲目推崇恰恰阻碍了大众对艺术的认知、接受。

Huo Yun 《Farfalla》

我们常说，中国艺术当下最缺乏的是大众基础，在此逻辑上，行业需要大众能理解的艺术家宣传文章和艺术品广告。实际上，欧美当代艺术营销系统非常发达，专门为商业服务的艺术评论文章很常见，与营销、传媒、娱乐结合紧密并形成了成熟的学科，只不过我们在借鉴西方艺术市场制度时有选择地忽略了这些重要的部分，在美术学院教授的“专业”课程体系中也是缺失的，这在前阶段的艺术市场发展史上可以视为一种失误。

对未来而言，广义上的“艺术评论”商业化是一种趋势，它不能简单视为学术的堕落，恰恰相反，它为艺术批评家的学术纯粹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重要的不是是否商业化，而是以何种方式、何种机制实现商业化。

编辑｜桃子

校对 | 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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