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顶尖的创意，或许是由地球上最丧的那群怪人提出来的。比如尼采的永劫回归假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一切的离合悲欢会反复出现。远古时期的母猴露西，变成吕克-贝松电影《超体》中的女主角。如果你熟悉悲剧，就会知道希腊神话的基本结构早在各个文艺作品中重复成百上千变了，比如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就催生了后来的《海边的卡夫卡》。而科学家群体也并不都是推崇禁欲奉道的清教徒精神，如冯诺依曼就经常去脱衣舞店，还是个超级自大狂，喝完酒跟计算机比计算速度，每次都是冯诺依曼胜。
我一直有个观点，创新源于厌倦。它看似悖反，有点南辕北辙。但是唯独创新这件事情，不是努力逼就能逼出来的，它需要厌倦，需要反其道而为之。且看在西方二十世纪科学蓬勃发展的时候，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是多么的丧啊。存在主义，朋克，性解放运动，街头艺术，这些看似混沌的、负能的东西，可能的确为人类文明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试着我解释这个逻辑。如初入大学的新生，看见所有东西都是新的。计算机也好，建筑也好，数学也好，人文艺术也好。于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他觉得所有都是新的，都是值得歌颂的。这有点像五四时期，刚开放西方思潮的窗口，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底层大众，都觉得世界是新的，于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如狗熊掰棒子，其实啥也没学会，消化不良。你只需在几年后抓个曾经在大学期间高等数学得过90多分的人，让他解一道高数大题，他多半已经不会了，就是这个道理。
朴树在二十世纪末发行了《我去2000》，里面唱道“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象糖/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WINDOWS98/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这首歌是对未来美丽新世纪的反讽，就算生在2000年的小孩，到了2040年那也得是大叔大妈，也有中年危机，也有各种烦心事。我们不可能逃避困难，没有一个极乐世界。“你好，我好，大家好”是广州好迪的广告词，“他好，我也好”是某宝的广告词。
真实的情况是没那么好，它充满了各种让人厌倦的烦心事。“一日看尽长安花”，发现长安花不过如此，反而想念家乡的野百合；“观千剑而后晓器”，发现自己很适合吞铁球与耍大刀。
厌倦绝不是一件坏事，丧又如何，不丧又如何。
但是只有厌倦的话，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厌倦的。你会演化成吐槽星人，遇到什么事情都得吐槽那么两句，但是对现实世界又没啥作为。
也许能做点什么，也许呢，比如写篇文章，诉说一个空想。而且要努力成为一个真正有资格谈厌倦的人，淡泊名利，得先有名利，厌倦需要极大的阅历。世界那么大，多去看看，可能心中块垒自然就不见了。就算不作为，也能成为一个宽容的老人，这样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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