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前天发布了《1957年，伏罗希洛夫上飞机前透露“国内有变”，毛主席呆立原地》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后，每年都会在五月一日的国际劳动节和十月一日的国庆节举行盛大的庆典仪式。
随着和新中国正式建立的国家不断增多，即每年在这两个节日前来北京和我们一起欢度佳节的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友好人士也越来越多了。
其中1957年的五月一日的国际劳动节，就来了苏联、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朝鲜、越南、蒙古等友好国家的政府代表团。
而这一年的国庆节，则来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拉达克里希南率领的印度政府代表团、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团主席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斯坦鲍利奇率领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匈牙利总理卡达尔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费林格率领的议会代表团……
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苏联政府代表团在国庆节过后并不急着回去，而是继续停留在北京和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合作。
10月15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苏联政府承诺向中国提供能够使中国生产核武器所必需的科学情报和相关的技术资料。
每年的11月7日是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
1957年的11月7日则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日，意义尤其重大。
赫鲁晓夫又筹划在之后的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因此，赫鲁晓夫在10月下旬的一天向毛主席发出了隆重的邀请，邀请毛主席前来莫斯科参加这两项盛事。
毛主席在一开始是不想去的。
但越南的胡志明又到北京央求毛主席一起同行，而周恩来又向毛主席透露：“听说铁托同志也要到莫斯科参加会议”。
毛主席犹豫再三，最终决定去一趟莫斯科。
10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讨论决定：自己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1月2日乘从图-104型飞机前往莫斯科。届时，他和邓小平将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出席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代表会议。
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当中有：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阎明复、李越然等人。
可以说，队伍庞大，阵容豪华。
然而，就在毛主席紧锣密鼓地在开展各项准备工作时，赫鲁晓夫出其不意地发来了一份属于征求意见的关于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草案。
毛主席一看到这份草案，气不打一处来，大发雷霆道：“这个赫鲁晓夫，专爱对我们搞突然袭击!”
周恩来安慰说：“他是爱搞突然袭击，但我们已经有了充分准备。”
时间紧急，没奈何，毛主席又连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让大家参加讨论苏共中央发来的这份征求意见草案。
第二天，毛主席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他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发来的宣言草案及的意见，明确告诉他：“具体细节我们准备到了莫斯科再和赫鲁晓夫同志谈，现在就两个问题你可提前转告苏共中央。”
尤金立刻表现出了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毛主席严肃而认真地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即关于和平过渡问题。
他说：
“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无产阶级在争取和平过渡的同时，也要时刻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能因为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
第二个问题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估计问题。
毛主席说：
“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他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尤金唯唯诺诺，飞快地用笔记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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