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期，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教授董希文，接受了用油画正面反映开国大典的任务。
开国大典时，董希文作为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狂欢者之一，亲眼看见了那一盛况。他发现，他流下的眼泪被四周哗啦啦的旗子映成红色的了。
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后，董希文曾在国立敦煌研究所潜心作画三 年，抗战胜利后他应聘到北平艺专任教。
北平临近解放时，国民党政府宣传部要求北平高校南迁，专门点到了北平艺专。当时北平艺专的校长是徐悲鸿先生。董希文这时已经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了，他多次找到徐悲鸿，商谈如何保住北平城里这所唯一的艺术院校。北平艺校终于没有南迁。解放后，北平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
动笔构思《开国大典》草图时，董希文不到40岁，正当年富力强时。白天有功夫就白天画，白天忙于教学或其他事务就夜里画。
他的妻子张林英是他在美院的同学，以后改行到出版社当了美编。她回忆董希文画“开国大典”时说：“那时，他在家里一张又一张地打稿、构图、修改，一刻也不耽误。他这人有毅力，想做什么非做好不可。要是别人，白天太累就不画了，而他越累越要画，还非要拿出一流的画来。”
董希文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他是一座永远也不会喷发的活火山，但地火永远燃烧。他的艺术修养、个人品质都决定了《开国大典》只能属于他。
经过反复构思，董希文决定在构图上运用中国画的透视方法， 把天安门城楼和红旗林立的广场概括进同一幅画面；同时，借来中国画的单张化手法，对次要的表面现象进行大胆提炼，突出了主要人物的精神风貌。
在色彩处理上，董希文果断地使用了中国画用色的习惯，在各种纯真的本色中去求得整幅画色调的对比和统一，从而产生了一个比较热烈明朗的情调。
他还加强了衣服、宫灯、地毯、琉璃瓦等各种物象的质的特点，并运用了中国画不以可变光为重，而以不变的形为主的表现手法，取得了整个画面与内容相协调的装饰效果。
运用中国画的长处来避开油画的短处，是董希文冥思苦想的问题。但是，董希文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处理现实主义题材。
在油画创作的过程中，董希文专门去拜访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面对面的接触之中，他感觉着领袖人物细微的表情变化，神态动作。毛泽东在他的心目中，不再是挂在墙上的标准像，而是有血有肉的风趣可亲的长者了。
如此一来，他动起笔来，胸有成竹，速度很快。仅仅两个月就脱稿了。
这幅油画6米长，在陋室里画很挤，家中又有两个淘气的儿子，董希文决定去西总布胡同的姐姐家作画。他白天正常上班，夜里开始在画布上涂抹，天天搞到后半夜。累了就喝浓茶抽烈烟。他的老姐姐熬不住了，每天夜里总要爬起来好几趟催他休息。
董希文想：“我这也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儿，在姐姐家画，搅得姐姐一家也不得安宁，还是搬回去画吧。”
于是，他又搬回他的小屋。
张林英对爱人半夜作画早已习惯，她早早哄睡孩子，留董希文一人在小客厅里忙碌。尽管屋子低矮，需要跪在地上作画，但董希文很满意，再也没有人半路上打断他的思路了。
两个月的勤奋，董希文捧出了他的心血之作。这幅画在美术界一露面，立即引起同行们的一片赞扬声。
这幅巨型油画的最庄严最美丽的画面，是由西洋含油质的彩色语言掺和着水一样清新的中国民族画风而形成的有机整体，表现了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经过漫漫长夜初见曙光的一瞬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伟大形象，被一幅油画表现得淋漓尽致。
更值得欣喜的是，董希文把他三年的敦煌营养，倾吐到这幅中西合璧的油画上，使之富丽堂皇、严肃热烈，气势宏大。
董希文没有听清人们的赞美，他站在那里睡着了。是的，是站着睡着了！他整整两个月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了。尽管他还在微笑，但整个是下意识的机械动作。他带着他对这幅油画的全部满意进入了梦乡。
这幅画送中南海审查时，获得了中央首长的一致好评。以后送苏联展览，又载誉而归。
董希文知道他画得好。但是，就在他认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却不知这个任务因为历史的原因，似乎永远没有结束之日。
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
不幸，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油画中六位斜排在毛泽东身后的副主席中，有一位戴着眼镜、穿着中山装的人。他站在油画的空间深处，被长须飘胸的张澜遮住半个身子，只有一个完整的头颅告诉人们，他是高岗。
高岗事件后，人们顺理成章地想到这张油画。这样的人和毛泽东站在开国大典的城楼上，这不行，要删掉！
董希文接受了修改任务。
很快就刮去了高岗，露出了粗糙的画布。
高岗左边是被他的身体挡住的一多半菊花，补全菊花就行了。 匆匆11年后，开国大典中的六位副主席又有一人出事了。
这一回是刘少奇。
铲除刘少奇的形象不像铲除高岗那么容易了。1971年，董希文接到了第二次改画任务。
还是在原画上修改。
从1966年开始那场“运动”起，董希文整整住了三年牛棚子，与他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间相同。其中的甘苦，他甚至对自己的妻子也没有说过。两年后，他被确诊为鼻咽癌晚期，进入医院成为一级护理病号。
要改画，这身体行吗？
这位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入党的共产党员，站的力气都没有了， 却固执地要自己动手。
“别人不如我熟，我熟悉这幅画的整体构图。”他轻轻地叹气。 “让人家改，笔触画法都不一样，不统一呀。”
董希文却没有想到，他死后，中国革命博物馆在1979年重新开放，决定恢复“开国大典”油画的原貌。
正在博物馆忙于其他任务的两位画家接受了任务。
董希文的妻子张林英也是科班出身，懂得一幅画一旦被别人修改，风格就已经失去。她坚决不同意在原画上增添。因为那幅残缺人物的油画毕竟是丈夫的遗笔啊。
北京画院的阎振铎和电影学院的叶武林，这两位画家很同情张林英，他们照原著重新临摹了一幅。
董希文第二次修改时，因为病体虚弱，不得不让孩子当“拐杖”，撑着他作画。
删改工作很难。刘少奇位于六位副主席的中间；去掉他是不能以一盆菊花替代的。刮掉刘少奇的工作是董希文指导孩子干的，然后他吃力地一笔一笔补全了董必武的形象。
原来，董必武站在刘少奇身后，只有半个脑袋。
在这幅画中，陈毅站在董必武的左侧，宋庆龄和李济深的后面。陈毅第一次见这画时，他幽默地说：“哈哈，董老只剩下两撇胡子了。”
去掉刘少奇后，董老有了两撇整齐的八字胡。
中国革命博物馆继续收藏了这幅油画。
他们说，修改问题是由中央美院革命领导小组决定的。
修改完油画，董希文又在病床上躺了两年，他最后的话是这么说的：“我要再活20年，我病好后还能再画20年。”
他相信他的癌和别人不一样，能够治好。
他在59岁的时候死去。死后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
80年代的天安门作为历史文物对公众开放，人们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里，见到了那张熟悉的油画。
六位副主席站在毛泽东身后，凝神细听着那句告诉同胞们的湖南话。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