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人常道，权势可通神，却不知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位耄耋老人，连周总理三番两次相邀都未能如愿。此人不是达官显贵，也非军中猛将，而是一位饱学之士。他为何能让周总理请不动？又为何能让毛主席亲自作陪？更令人称奇的是，战功赫赫的粟裕大将居然甘愿为他摆放餐具。这位老者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与我党领导人之间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大师马一浮其人
1884年，在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出生了一个男婴，取名马一浮。这个名字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典故：其父原本给他取名＂浮海＂，寓意他能像古代大儒一样跨海求学；后因觉得＂浮海＂二字过于直白，便改为＂一浮＂。
马家世代耕读，在当地颇有声望。马一浮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才智，三岁能背诵《三字经》，七岁便能写一手好字。邻里常常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1890年的一天，年仅六岁的马一浮正在家中读书。一位远道而来的老者听到琅琅书声，驻足倾听。这位老者名叫俞樾，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学者。俞樾听到小小年纪的马一浮读书声韵如珠落玉盘，不禁赞叹连连，当即题字勉励：＂学问须从少年做＂。
十二岁那年，马一浮已经能够自如地阅读《四书》《五经》。他的父亲见儿子天资聪颖，便延请了当地最有学问的先生来家中授课。这位先生姓张，是前清秀才出身。一日，张先生出了一道对联，要求学生对答。马一浮不假思索，对出一联，字字工整，意境深远，令张先生惊叹不已。
1899年，一件趣事在绍兴城内传开。当时年仅十五岁的马一浮，在一次文会上与当地几位老学究切磋诗文。这些老学究本想着点拨一下这个年轻后生，不料马一浮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将几位老学究问得哑口无言。从那以后，绍兴城内便流传着＂小马神童＂的美誉。
1901年，马一浮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当时维新思潮涌动，他决定踏出家门，远赴上海求学。在上海期间，他不仅刻苦攻读英语，还广泛涉猎西方哲学著作。一位同窗回忆说，马一浮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其余时间全部用来读书。
就在这一年，马一浮结识了同样来沪求学的章太炎。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相谈甚欢。章太炎曾评价说：＂马君学问，融会贯通，非寻常学子可比。＂这句评价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马一浮的名声渐渐传开，各地求学者纷纷前来请教。1904年春天，杭州有位姓钱的富商，慕名带着儿子来拜访马一浮。这位富商开口便要送上重金，请马一浮收其子为徒。马一浮婉言谢绝：＂传道授业，岂能谈钱？＂这句话后来成为了浙江学界的一段佳话。
马一浮不仅学问精深，书法造诣也十分了得。他的书法融汇了魏晋风骨与唐宋气韵，独树一帜。当时就有人说：＂观马氏书法，如听高山流水，令人心旷神怡。＂
二、拒绝权贵显风骨
1922年的杭州城，一场轰动全城的拜访闹剧正在上演。时任浙江督军的孙传芳，派出了他的三名心腹幕僚，携带着珍贵礼品前往马一浮的寓所。这些礼品中，光是一方砚台就价值千金。然而，马一浮却是大门不开，只让家仆传话：＂先生不在家。＂
这一幕在接下来的半年里竟然上演了五次之多。每次孙传芳的使者来访，都带着比前一次更为贵重的礼品，但结果都是一样——马一浮始终不见。
一日，孙传芳的心腹秘书王某终于忍不住了，对门房说：＂我们大帅亲自来访，贵府主人却总是不在，这是何道理？＂
马一浮听闻此事后，立即让家人转告：＂就说我在家，但就是不想见他！＂这句话很快传到了孙传芳耳中。要知道，在当时的杭州，就连举人老爷见了孙传芳都要毕恭毕敬，马一浮这样的态度着实令人震惊。
1923年春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派人送来了一封亲笔信，诚邀马一浮赴京任教。信中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年薪千两白银，另配专门住所。但马一浮只回了四个字：＂志不在此。＂
这件事刚过去不久，蒋介石也派人登门拜访。当时的蒋介石正值权势初显，想要拉拢各路人才。他的使者带来了一份厚礼和一纸委任状，要请马一浮担任军事委员会的顾问。
面对这份差事，马一浮当场就说：＂我一介书生，何谈军事？＂使者连忙解释说：＂委员会不仅议军事，更议国事。先生学识渊博，正可为国出谋划策。＂
马一浮闻言，提笔写下一句话：＂国之兴衰，系于民心。＂这句话后来传到蒋介石手中，令其颇为不悦。但因马一浮在文化界的影响力太大，蒋介石也不好明着发作。
1924年冬天，一位自称是日本大学教授的人来访。这位教授带着翻译，说是慕名而来，要请马一浮去日本讲学。待遇之优厚，远超国内大学的聘请。马一浮听后，只说了一句话：＂国难当头，岂能他往？＂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据马一浮的学生后来回忆，光是1920年到1927年这短短七年间，就有至少二十多位达官显贵登门拜访，想要请马一浮出山。但马一浮始终坚持己见，不为权贵所动。
有人劝他说：＂先生何必如此清高？若能入朝为官，岂不能为天下苍生做更多事？＂马一浮回答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各行其是而已。＂这句话后来在文人圈子里广为流传，被视为人格操守的典范。
三、文化传承与革命
1904年的一个深秋，东京街头飘着细雨。马一浮正在一家旧书店翻阅书籍，突然发现了两本德文版的《资本论》。这两本书的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的马一浮并不懂德文，但凭借着对英文的理解和店主的解释，他意识到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著作。他毫不犹豫地买下这两本书，一本寄给了在北京的好友，另一本则带回了国内。这便是《资本论》首次进入中国的经过。
1906年春天，马一浮回到了绍兴老家。看着身边的穷苦百姓，他深感教育的重要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西郊发现了一座废弃的祠堂。经过一番整修，这里成了后来声名远播的复性书院。
书院开学第一天，只有七个学生。马一浮对着这七个学生说：＂诸位来此求学，不为功名，只为学问。＂这句话成了复性书院的立院之本。很快，书院的名声传开，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
马一浮的教学方式很特别。他不用当时流行的八股文，而是让学生先读《论语》《孟子》，再学习西方哲学。有一次，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1937年，日军的炮火打破了书院的宁静。马一浮带着一箱珍贵的古籍，辗转到了浙江大学。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亲自邀请他开设国学讲座。第一堂课上，马一浮开门见山地说：＂今日之讲学，不只为传授知识，更为振奋民族精神！＂
在浙大期间，马一浮每周都要给学生讲解经典。有一次讲到《孟子》中＂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句话时，他意有所指地说：＂侵略者终将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台下的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1939年深秋，浙大师生开始了万里长征。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马一浮始终坚持授课。即便是在简陋的茅草房里，他依然保持着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说：＂先生讲课时总是正襟危坐，声音洪亮，就像在最好的讲堂里一样。＂
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马一浮还做了一件大事。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古籍整理成册，编写了详细的目录。这批书后来成为了浙江省图书馆的珍贵馆藏。他说：＂这些书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全中国人民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马一浮既传承着中华文化的薪火，又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革命。他的课堂不仅传授知识，更播撒着抗战必胜的信念。昔日的学生们常说：＂先生教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做人的道理。＂
四、与共产党的深厚情谊
1949年秋天，杭州城刚刚解放不久，周恩来就派人带着一封亲笔信来到马一浮的住所。这封信写得很朴实：＂先生著作等身，乃当代大儒。盼能来京一叙。＂
马一浮看完信后，对来人说：＂请代我转告周总理，我因事脱不开身，改日再去拜访。＂这便是周总理第一次邀请马一浮的经过。当时的马一浮正在整理多年的著作，确实分身乏术。
1950年春，周总理又派人来请。这一次，马一浮正好染上重感冒，只得再次婉拒。周总理听说后，特意让人送来了一些珍贵的药材。马一浮深受感动，写了一首诗表达谢意：＂总理关怀似海深，杏林春暖慰吾心。＂
不久后的一天，马一浮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那是一本他年轻时在日本买到的《资本论》的中文译本。送书的人说，这是周总理特意让人找来的。原来，周总理早就知道马一浮是第一个把《资本论》带入中国的人。
1952年，在一次中央文史馆的会议上，马一浮与郭沫若相遇。两人谈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马一浮说：＂引进《资本论》是我这一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郭沫若当即提笔写下：＂引书济世功无量，育才兴邦志可嘉。＂
同年冬天，马一浮应邀参加了一场重要的学术讨论会。会上，他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见解。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洋教条，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这番话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1953年，周总理第三次派人来请马一浮。这一次，马一浮答应了。但就在启程前夕，他的老伴突发疾病，不得不再次推迟行程。周总理知道后，立即派来了北京的名医前来诊治。
在此期间，马一浮与各级党政领导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经常参加文化教育方面的座谈会，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建言献策。有一次，他提出要重视传统文化教育，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1955年，马一浮正式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员。尽管年事已高，他依然笔耕不辍，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他常说：＂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这份深厚的情谊，不仅体现在工作往来中，更体现在思想的共鸣上。马一浮曾说：＂共产党让中国站起来了，这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他对党和国家的信心。
五、毛主席亲自设宴
1964年的一个春日，北京中南海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就是马一浮，他终于在八十岁高龄时，来到了北京。
毛主席得知马一浮要来，特意安排在中南海设宴相迎。当天一大早，毛主席就站在会客厅门口等候。远远望见马一浮来了，毛主席亲自迎上前去：＂马老先生，久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这场宴会的排场很大，却又格外温馨。粟裕大将亲自为马一浮摆放餐具，周总理则坐在一旁不时为马一浮夹菜。毛主席更是破例让马一浮坐在自己和周总理中间的位置上。
席间，毛主席谈起了马一浮早年引进《资本论》的往事：＂马老为我党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啊！＂马一浮回答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这番对话后来被写进了党史资料。
饭后，马一浮特意向毛主席请教关于文化建设的问题。毛主席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马一浮连连点头称是。两位老人就这样畅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临别时，马一浮执意要送毛主席一幅对联。他颤巍巍地提起笔，写下了＂东方巨擘，雄才大略＂八个大字。毛主席看后，说道：＂马老先生书法遒劲，见功力深厚。＂
这次宴会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那天的气氛非常融洽，就像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一样。＂
宴会结束后，马一浮在北京逗留了几天。期间，他参观了故宫博物院，还去看望了几位老朋友。临走时，周总理特意安排人送他回杭州。
回到杭州后，马一浮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这次北京之行。文中写道：＂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看到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朽甚感欣慰。＂
这次宴会成了马一浮晚年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他总是说：＂能够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发展，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事。＂
1967年，马一浮在杭州病逝。得知这个消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周总理说：＂马老先生是当代中国唯一的理学家，他的远去是我国文化界的重大损失。＂
在马一浮的追悼会上，中央特意派人送来了花圈。花圈上的挽联写着：＂学贯中西，德高望重＂。这八个字，是对马一浮一生最好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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