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86岁的郭沫若的病情开始恶化，困扰多年的肺炎的毛病反复发作，他似乎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时常在昏迷之中说起胡话：
“你们要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
当他神智稍微恢复清醒的时候，将妻子和儿女们喊到了病榻前，对心爱的家人们做了最后的嘱咐。
“我死后，请不要保留骨灰，直接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以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对革命事业、对国家建设的贡献以及职务，完全是有资格下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可到了弥留之际，他既不选择将自己葬在四川家乡，落叶归根，也不想葬在八宝山内，为什么偏偏选择要将骨灰撒在大寨呢？
作为一名诗人，诗人的本性是天真且烂漫的，自然不乐于受到俗尘凡事的牵绊，或许在听说总理也选择了将骨灰洒在祖国的山川湖海中后，自己也选择了不建坟的洒脱方式。
郭沫若的儿女们，对父亲不保留骨灰的决定或许并不会感到意外，感到意外的可能只是抛洒的地点。
或许，只有他的妻子于立群才理解丈夫的选择，一是郭沫若真的喜欢、推崇大寨这个地方，第二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在怀念着儿子郭世英。
六十年代间，郭沫若第一次前往大寨参观，看到经过大寨人历经12年辛勤耕耘创造出来的壮观平原景象时，心里就感到无比震撼，彻底为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折服。
他当场挥毫落纸，就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五言诗“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借此抒发自身难以言表的激动之情。
回到北京后，郭沫若在百忙之中，仍然对大寨的印象依旧难以忘怀，此后曾经数次返回考察参观。遇到好友和朋友找他求字，他在多数时候，都乐以这首诗重新题写来赠送友人。
郭沫若先生一生共有11个子女，其中佐藤富子（中文名字郭安娜）生了5个，于立群生了6个，郭世英在其中排行第八，在郭沫若先生的8个儿子中，他排行老六。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郭沫若对这个儿子十分欣赏，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他成绩十分优异，继承了父亲郭沫若的作家天分，才思敏捷，思想独特，喜欢思考许多问题。
郭世英对父亲郭沫若后期的文化作品风格其实是颇有些不以为然的，有一次曾经在家门口，对他的学弟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说：“看，这便是你崇拜的大偶像，是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郭世英在北大哲学系就读时曾经痴迷哲学，1963年因为组建诗社被下放到河南的一所农场劳动，在两年艰苦的劳动中，他又转换了兴趣，迷恋上了泥土，迷上了种植棉花。
郭沫若夫妇惦记着远方的儿子，想尽办法把他调回北京，郭世英本人则是表达了不满，他是不情愿离开所钟情的土地的，只是没勇气拂了父母双亲的意。即便是听从家长的意见，回到农大念书时，也发誓好好学习植物栽培知识，将来还是要回到农场加以实践、继续种植的。
可惜，后来由于他有组建诗社的前科，进入特殊时期之后，他便得了抑郁症，在有一次被揪斗后，年轻的郭世英不堪其扰，为了保全自己的尊严，在被缚双手的情况下，年仅26岁的他，选择了从三楼的一个房间跳了下来，扑向了他钟爱的辽远大地。
郭沫若对于最为欣赏的儿子的突然离去，心中自然是一直无法释怀，为了排解郁闷的心情，天天将自己关在屋子里面，默默抄录着儿子留下来的日记本，工工整整的抄了8大本，以此寄托自己对儿子的深切哀思。
郭沫若心中对自己当初把郭世英调回北京这个决定一定是后悔的，他后来在一封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写道：“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是深深领略到了。”
妻子于立群闻听此噩耗后也一病不起，不时地埋怨郭沫若为什么不在郭世英处境危难之际，不及时介入，向上反映，也许能避免儿子生命的凋零。
面对妻子的责怪，郭沫若悲愤莫名，无言以对，他只能付诸笔头，不断的写。写的最多的，是儿子郭世英日记本最后的那两句话：
“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此后余生，郭沫若不断在反省自己，对于当初让儿子郭世英回京的决定感到懊悔，认为如果不让对乡村生活产生兴趣的儿子回京的话，让他保有这点小小的自由，寄情于泥土之中，草木之间，不跟人心打交道，或许，后来那些所有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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