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达尔维准将是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印度方面被解放军俘虏的最高军事长官，
1962年10月22日上午9点22分，当被解放军俘虏的那一刻，达尔维很难相信他引以为傲的军队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切都像是一场噩梦。
他日后还在自己的书中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和未来的印度人：永远不要与中国为敌！
印军的失败
达尔维并不是一个酒囊饭袋，相反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职业军人——以印度的标准来看。
他曾参加过二战时期英国的英印师，服役于英印第17师，后转任英印第44空降师，二战结束时他的军衔是上尉。
印度独立后，像他这样在英国有服役经验的军官就被委以重任，并在1962年担任了印度第7旅的准将旅长一职。
虽然达尔维在自己的书中表示自己了解尼赫鲁的错误决策，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未必是这么想。
作为一名有实战经验的职业军人，达尔维很清楚在1962年10月20日开战前印军的状态，他的部队从开战前的9月11日出发，跋涉数日才在抵达了克节朗河谷，在这里驻守到10月10日时又被要求派遣一个营进攻解放军控制的雍错山口，同时派遣一个先遣队前往尺冬地区。
这一行动遭到了彻头彻尾的失败，印军在雍错山口和尺冬地区都遭到了失败，印军甚至是刚一进入就遭到了重创。
这一结果让达尔维意识到了自己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印军在这里没有任何优势可言，部队在缺乏冬装的情况下进入中方控制区，而他们的补给点远在六公里之外。
直线距离虽然很近，但这是在山地上的六公里，一旦印军第7旅遭到攻击，那么失败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达尔维此时颇有一种想要杀了印度陆军总参谋长兼印军第4军司令考尔中将，因为他在完全不了解战场情况的时候强令印军发动进攻。
同时达尔维还在心里对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和国防部长梅农破口大骂，达尔维和他的印军第7旅现在既无物资也无援兵，一旦中国解放军发起反击，那他们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10月20日，印军第7旅按照命令开始炮击解放军的边防哨所，但解放军的炮火没有在同时间反击。
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什么解放军没有立刻进行炮火反制，只有达尔维对此有所明悟，他告知身边的部下：“中国军队从来不会先开第一枪，他们在等我们开第一枪呢。”
事实证明，达尔维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话刚说完解放军的反击就到了，炮弹如雨点般落下，半小时的炮击印军第7旅光是阵亡就有400余人。
再过了半个小时解放军的就开始全线反击，在解放军凶猛的攻势下印军第7旅瞬间就被打崩了，达尔维顷刻间就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部队建制彻底被毁灭了。
8个小时后，印军第7旅就荡然无存了，达尔维只能带着自己的司令部钻入东南方向的山区，在经过了两天的逃亡后，达尔维身边只剩下七个人，他只能带着人钻出密林试图找些吃的，结果刚一出林子就被解放军所俘虏，成为了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抓获的军衔最高的俘虏。
中方对战俘的优待
达尔维应该感到幸运，他是被解放军所俘虏。否则达尔维的性命应该是不保了。
但最初被俘时的达尔维仍旧是惴惴不安的，这种情绪直到他被安排进单人牢房监禁，并给准备了水和干粮后其紧张状态才有所缓解。
在被我方人员问及被俘后有无任何麻烦时，达尔维展示了自己的金手表和钻石戒指，表示我的东西丝毫无损，你们（解放军）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
事实上，这并不是达尔维的恭维，而是发自内心的称赞。
在中印自卫反击战里解放军击毙印军自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抓获达尔维以下3968人，其中被俘的校官有26人，尉官29人。
印军的第7、第62旅和炮兵第4旅被全歼，另有3个旅被重创和5个旅被击溃。而我军的损失仅为722人阵亡、1697人负伤，无一人被印军俘虏。
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这都是一场辉煌的胜利，而对作为失败者的印度人而言，他们的命运从被俘那一天开始就成了未知数。
很多人觉得自己可能会被处死，或是被送去战俘营做苦力。但这些可怕的命运他们未曾遇到，因为中方对于印军俘虏的处置工作早有安排，也就是所谓的“五不准原则”，分别是：“一律不准杀害、不准虐待、不准侮辱、不准捆绑、不准没收所有财产。”
这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在当时即便是有《日内瓦公约》，战俘们的人身安全和基本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大多数国家并不会对俘虏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
而解放军不光对这些俘虏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医疗保障，确保除伤势过重者外无人死亡，更保证了战俘们的私人财物不受侵犯，这对于当时的印军而言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1963年印军俘虏被释放时，不少印军俘虏甚至有了不想回去的心理，因为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和自由，这和他们在实施种姓制度，内部等级森严的印度是从未有过的，甚至有人嚎啕大哭，声称愿意一辈子做中国的俘虏，不想回到印度去。
永远不要与中国为敌
战俘不愿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一桩奇闻。而这对达尔维也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他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曾理解的事情。
中印自卫反击战对于印度而言是灾难性的，32天的时间里印军全面败北，这对当时一整代的印度人而言都是一场噩梦。
但绝大多数印度人是不愿意正视事实的，在联合国上对中国极尽污蔑，声称中国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
而解放军将缴获的印军武器辎重原封不动归还时，印度方面将这一行为视为是对印度的羞辱，完全无视了中方的善意。
但达尔维并不是这一类人，他和被俘的印军在中国受到了礼遇和优待，更与其它26名高级军官一起参观了中国的多座大城市，如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等城市。
在为期一月的参观中，达尔维及被俘印军军官见证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朝气，这与在种姓制度下死气沉沉的印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被释放归国后，达尔维并没有像是考尔中将等人那样成为过街老鼠，而是继续被委以重任，先是担任印军第15军准将参谋长，随后又晋升为印度陆军少将，出任达拉顿军事学院副院长，算得上是平步青云了。
然而，1962年的中印自卫反击战让他难以忘怀，最终他撰写了《喜马拉雅的失策》一书，并在书中详细描写了印度在这场战争中的错误决策，以及抨击了尼赫鲁政府及其支持者在战争中的种种错误和战后的推卸之举。
虽然他在书中对中国的描述仍旧是一种基于印度人的思维模式，但他对中国的认知却已经高于他的同胞，在书中他告诫他的后辈和子孙后代们：“永远不要与中国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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