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马岩松的中场战事|包豪斯|建筑大师|建筑学|建筑师|马岩松

时至今日，马岩松已无需大声吆喝或进行自证。不靠运气，他在完成一场场“战斗”的过程中，获得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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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底的深圳湾，人流从傍晚开始就会向海边移动。新落成的深圳湾文化广场屋顶被不断占据：有人拍照，有人带孩子在草地上跑，也有人只是坐着，不太在意身下是一座十几万平米的美术馆。

从鸟瞰图看去，这里是一片散落的“石头”。人们不必通过厚重的门厅、仪式性的台阶，而是可以直接走上屋顶，在草地上坐下，面前就是海湾与城市的交界。十几万平米的体量被“打散”在环境里，建筑退后一步，人被推到前景。这里几乎被人流完全覆盖，开馆即成为中文互联网上讨论和关注度最高的公共场景之一。

对设计它的建筑师马岩松来说，这种画面并非完全在预料之中。在设计阶段，他只判断来一种可能性——如果把建筑的自然、尺度和路径都处理得足够轻，人群或许会以某种自由的方式占据它。但如今，公众对这栋建筑的使用方式和它的受欢迎程度，在他看来带着一点运气：许多条件同时出现，使那些尚不确定的理念有了被验证的机会。

其实在这次建筑开放之前，马岩松也有过犹豫：这样的环境会不会太“超现实”？大家能不能接受？网上有人给它起过“耳机”这样的外号，他并不介意这些形容，“可能就是从鸟瞰图看出来的形象”，真正让他在意的，是人们走进去以后，愿不愿意留下来、会不会愿意反复回来。“现在比以前更在意‘对话’。”马岩松说，“以前可能目标更多是表达自己，现在会更关心反馈。”

有一张深圳湾文化广场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甚广：透明的天花板之上，一位保洁阿姨在打扫；天花板下方，是抬头拍照的人们。“我挺喜欢那张（照片）。”马岩松说，“它说明一个普通人，甚至不懂艺术的人，也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拥有一个‘艺术的角度’。”这正好对应了他一直想做的事——让文化建筑不再只服务少数“被邀请者”，而是让所有人都能被艺术感触碰一下。“以前总觉得艺术有点精英，大众空间就得土一点。”他说，“我觉得一个文化艺术空间，应该邀请每个人。”

深圳湾文化广场提供公共空间供人与自然自由生长

马岩松将深圳湾文化广场视为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作品。“它在一个重要的城市、重要的位置上，功能也很关键，在我所有作品里也是受到很高关注的一个。更重要的是，这个设计把我这些年很多想法都物质化了。”他追求的超现实、自然、东方意境，建筑的开放性和自由度，让人进入一种“新的时空”并产生陌生感和启发，都在这里有了具象化的呈现。“我从很早就对权威式的建筑有批判。”他说，“所以在深圳湾，我还是希望它能和公园、滨海空间融合，而不是竖一个权威的纪念碑。”

但落成的瞬间并不会完成建筑师的自我验证。相反，它往往把人再次推回更大的现场。比如城市的现实、公众的反馈以及建筑专业内部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已经很久没有建筑师能在公众层面引起过讨论，马岩松一直是这个群体中少有的特例。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建筑学在公众层面逐渐失语。

作为国际化表达最早被广泛认知的一代中国建筑师，马岩松一直保持着鲜明的个人语言，但所面对的城市、业主与公众，已经不再等待建筑师给出单一的“宣言式答案”。同时，他又必须在一个越来越强调整体性、系统性、运营性的时代里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建筑明明和人的生活这么密切相关，但大家现在不关心它了。”他说，“都在谈AI、地缘政治、经济，建筑师还在给自己加各种头衔，却把自己按在一个专业的牢笼里，只讲专业术语，把很多人排除在讨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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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看，马岩松的一年是忙碌而曝光度极高的：奔走于工地、节目拍摄和各类活动之间。时尚的秀场、机场的广告牌和书店里的对谈，他出现的场合超越了一般建筑师的身份边界。然而他的自我认知，和公众印象并不完全重叠。“没人相信我是社恐。不太合群，也不太爱社交。所有社交我都当成工作。”

他并不否认上一代建筑大师对传播的重视。柯布西耶二十多岁就写出《走向新建筑》，赖特提出“草原住宅”，密斯留下“Less is more”，包豪斯、新陈代谢都把建筑当作改变时代的观念工具。“只要我们叫得出名字的建筑师，其实都在传播上费了很大功夫。”他说。相比之下，如今的建筑学“忽视了人的情绪和精神”，陷入结构、材料、比例的专业化语言里，却不再谈人如何在城市里生活、如何被空间影响。“这样下去，年轻人也不太愿意把它当作有理想的职业。”

也正因此，他开始更主动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做跨界的节目，写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项目背后的出发点。不少人把这理解为“建筑师在出圈”，但对他来说，这只是把建筑拉回公共话题的一种方式。“我反而觉得建筑是离生活最近的。”他说，“音乐、文学、绘画都还有一点距离，你可以选择听不听、看不看。但建筑是每天包裹着你的东西，你吃喝拉撒、见朋友、看世界，都在这空间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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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想之城》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延伸出的尝试，这个线上的视频节目以马岩松作为主导，邀请跨界的嘉宾，通过对城市的探索推动叙事。这二季，从里约到哥本哈根，他拉上老狼、马思纯、黄渤，一起在不同城市漫游：在里约拜访Niemeyer的家人，把一次采访当成弥补当年“没有回信”的心结；在哥本哈根，随着马思纯的节奏聊自由、亲密和家庭；在罗马，干脆把城市当成“时间的剧场”，和黄渤一起做实验艺术。“我希望大家发现，谈建筑，其实就是在谈自己的生活。”他说，“你的家庭、亲密关系、对世界的态度，都和空间有关。”

对马岩松来说，当下更具挑战性的事物，不是单一的地标性建筑。深圳湾文化广场之后，他更清楚感受到，中国城市中的公共生活正在更多地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改变，建筑师需要以更宽的视角来理解城市运作。这样的背景下，他把注意力逐渐转向了区域性质的创造和更新——那些牵涉治理、历史、社区、公共空间和长期运营的工作。

不过，当项目的尺度从单栋建筑延展为一个片区、一次城市更新时，建筑师的角色也随之改变。“你就不只是解题者，而是出题者了。”马岩松说。中国城市化的几十年，他的总体感受是：一方面，在快速建设中丢失了很多传统精神和自然经验；另一方面，新建筑整体缺少创新，要么回到传统形制，要么完全西化。“我一直想的是一种‘东方的新建筑’。”他说，“不是把东方等同于传统，而是在当代空间里表达东方的感受。”

这需要在不同时间层的痕迹之间对话。深圳的特殊在于，它“几乎没有历史包袱”，可以在一片相对空白的土地上实验新的城市空间；而在那些历史更厚重的地方，他更在意的是如何面对时间本身。“如果在传统环境里，这种对话会更清晰。”他提到，自己现在正在做一些跨越不同年代、涉及城市更新的项目，“这种事情会让我比较激动。”

在他的描述里，一个好的区域项目很像纽约当年的High Line：而不是简单“这里有条废弃轨道，你来做一下绿化”，而是从最初就问：要不要保留？保留来做什么？是休闲空间，是艺术空间，还是一个新的城市带状公共客厅？这些讨论本身，就是设计的一部分。

但这种介入往往意味着漫长、复杂、反复的协作，人被拉入更大的系统里，需要不断协调、推进、说服。对项目密度几近饱和的马岩松来说，疲惫的常态还会持续下去。到了人生和职业的中场，他愈发意识到：建筑也好，生活也好，都不是一场可以靠天才单打独斗完成的比赛，而是一场在多方力量之间不断消耗、持续拉扯的长期战事。

他第一次隐约意识到这种“职业命运”，是在工作室刚成立那几年。一天清晨，在首都机场见到过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天还没亮，两位已经拿下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背着大图筒，站在登机口前等摆渡车。那是他们为鸟巢奔波的岁月之一。“我当时就想，这么大岁数了，还背着图纸满世界跑，这不会是我的未来吧？”后来他又听说，那天恰好是圣诞节，赫尔佐格第一次没有在家过节，专门飞来北京参加鸟巢的开工仪式，结果现场二十多把铲子上，没有他的一把。

当时的马岩松带着年轻的睥睨，想的是“我以后可不能这样。”而多年之后，他提起这个画面，有一种被正中眉心的感觉。“有时候你就陷进去了，你就成了机器。”他说，“之前还讽刺过别的建筑师，怎么这么老了还在重复一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后来发现自己也有一点那样。”竞标失败、建筑落地和想象差距很大时，他给出的答案也很简单：“忘得快。”当下会难受，但一两天后就会被新的好奇心吸走注意力。“总有一些未完成的议题在前面等着你。”

从时间和体力上讲，这样的人生是疲劳的，但它也让马岩松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建筑带给我的满足感，我从来没有指望它一定要被所有人理解和夸奖，所以我也比较能接受争议和批评。”他知道应该在某个时间按下暂停键，但现实往往把他推着往前走。“控制节奏应该是一个能力。”他说，“可我现在还没控制住。”

“你要说工作上，我可以说很多——以前怎么做设计，现在怎么想，以后想怎么做，下一个作品要达成什么，这些我都能说。但你要问我‘这个人想怎么生活’，我几乎不会去设定。”在那些节假日、跨年、新年——他愿意把时间留给家人、孩子和需要自己的人。因为那些真正让马岩松觉得“被理解”的时刻，往往来自不懂建筑的朋友。如果要为这一年许个愿望，他说的是：哪怕只是在新年里，有一天可以安安静静和家人在一起，就已经足够。

在深圳湾文化广场海边的屋顶上，人们坐在草地上，看向远处的城市和海。闲暇成就了城市生活的同时，它的设计者还在被自己的建筑和城市拖着往前走。但至少，在这一刻，马岩松创造出的，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走进来、坐下来、发一会儿呆的地方——包括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