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别吓我，高建国，你把手拿开……”
刘芬的声音发着颤，像秋风里最后一片叶子。
她死死盯着那部黑色的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惊恐的瞳孔里。
“这……这后面是多少个零？我眼花了……”
1995年的风，吹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带着一股子火急火燎的油漆味儿和水泥味儿。
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去，像啃萝卜一样，啃掉一片又一片灰扑扑的胡同。
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戳向天空的白色火柴盒，北京人管那叫“楼房”。
那年头，谁家要是能从大杂院搬进楼房，住上带独立厕所和暖气的房子，那简直是祖坟上冒了青烟，走路都带风。
我叫高建国，那年三十出头，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企里当技术员。厂子改制，我被“优化”了下来，手里攥着一笔几万块的遣散费，烫手。
我老婆刘芬，眼睛里闪着光，拉着我的手，计划得明明白白。
她说，建国，咱们把这钱当首付，再跟亲戚朋友凑凑，去亚运村那边买套两居室。
以后儿子上学方便，冬天再也不用受冻，上厕所也不用跑老远了。
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对，对得像教科书。但我心里堵着一块东西，像吞了块生铁。
我是在胡同里滚大的，记忆里全是院子里的枣树，房檐上的鸽子哨，还有夏天搬着小马扎在门口乘凉，听赵叔他们侃大山的街坊四邻。
现在，这些东西正一片片地消失。
那天，我骑着永久牌的二八大杠，穿过尘土飞扬的工地，绕到了后海边上。
一个过去在房管所上班的远房亲戚告诉我，那儿有几户人家急着出国，或是急着用钱，手里的破院子正往外甩，根本没人要。
那是一片连着的院子，门脸都破得不像样，墙皮大块大块地往下掉，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砖。
我推开其中一扇吱呀作响的门，一股子潮湿的霉味和着尘土的味道扑面而来。
院子不大，荒草长得比人都高。正房的窗户纸破了几个洞，像一双双空洞的眼睛。
但当我抬头，看见四四方方的一块天，阳光从天上直愣愣地照下来，照在院子中央那棵歪脖子枣树上，我心里那块生铁，突然就化了。
就是这儿了。
我找到了那个亲戚，他说一共五套，都是小独院，连在一起。原房主们等不了，打包卖，给个实诚价就行。
我心里那团火烧得我坐立不安。
晚上回到家，刘芬正哼着小曲儿，给儿子织毛衣。我把饭碗往桌上一放，说：“刘芬，我不买楼房了。”
她手里的毛线针停了。
“我想把后海那五套小院子买下来。”
空气凝固了。几秒钟后，刘芬手里的毛衣和毛线针“啪”地掉在地上。她猛地站起来，眼睛瞪得滚圆，像是不认识我一样。
“高建国，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要买那五套四合院。”我梗着脖子，声音不大，但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刘芬的声音尖利起来，带着哭腔，“那是什么地方？破烂窝！连个下水道都没有！冬天上厕所能把屁股冻掉！你把咱们家唯一的活路钱拿去买那堆破烂？”
那天晚上，我们家爆发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战争。她哭，骂，把我们俩的结婚照都摔了。她说我这是在败家，在把她和儿子往火坑里推。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理亏。在当时所有人眼里，我干的确实是件惊天动地的大傻事。
第二天，我把存折里的钱全取了出来，又背着刘芬，找到了一个专门放高利贷的“朋友”。我点头哈腰，签了字，按了手印，用我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光阴，换了一笔钱。
拿着凑齐的钱去办手续那天，天阴沉沉的。房产证拿到手，五本红彤彤的本子，沉得我手直哆嗦。我不是激动，是害怕。
我不知道自己赌的是不是全家人的命。
买下院子，好日子就彻底结束了。那五本房产证，成了五座压在我背上的大山。
为了还那笔利滚利的贷款，我什么活儿都干。
白天去建筑队扛水泥，晚上开黑车拉活儿，周末还去潘家园倒腾点旧货。
原来在单位里还算体面的一个技术员，不到半年，就成了个浑身泥点子、两眼通红的糙汉。
刘芬一开始跟我冷战，分房睡，看见我就像看见仇人。
但日子总得过，儿子要吃饭上学。后来，她也不哭了，也不骂了，只是默默地找了份在纺织厂上班的活儿，每天披星戴月。
我们俩像两头被生活套上了笼头的驴，一句话不说，闷着头往前走。家里的空气，比冬天胡同口的风还冷。
最大的无底洞，是那五套院子。
今天东院的墙塌了半边，明天西院的房梁被雨水泡糟了。
我只能自己上。买来最便宜的砖头水泥，学着和泥、砌墙。
我托着木料，站在晃晃悠悠的梯子上换房梁的时候，腿肚子一直在转筋。
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滴进眼睛里，又涩又疼。我有时候会停下来，看着这片一眼望不到头的破败院落，问自己，高建国，你图什么？
没人能回答我。
隔壁的赵叔，是个典型的老北京，提笼架鸟，见谁都笑呵呵的。他看我整天灰头土脸地在院子里忙活，总爱背着手凑过来。
“建国啊，听叔一句劝，”他咂咂嘴，“你这是何苦呢？你看看我，前年把院子卖了，三十万，一分不少。现在住三环边上，亮堂！冬天暖气热得人穿不住背心。你守着这堆破瓦砾，遭罪！”
赵叔是胡同里第一个卖房换楼的，成了大家眼里的“明白人”。每次他开着他的红色夏利车回来看老街坊，胡同里的人都围上去，一脸羡慕。
我冲他笑笑，不说话，继续手里的活儿。
我把院子和院子之间的墙打通了一部分，用捡来的旧砖铺了条小路。又从郊区挖了几棵树苗，种在院子角落。刘芬嘴上不说，但有时候会默默地给那些树苗浇水。
日子就像院子里那条被磨得光滑的小路，一天一天地过。
转眼到了2008年，北京要开奥运会了。满世界都在说“新北京，新奥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这片破院子，开始有人上门了。
第一个来的是个戴金链子的小老板，开一辆黑色桑塔纳，身后跟着俩马仔。他递给我一支“中华”，开口就要买我的院子，出价两百万。
两百万。在2008年，这个数字砸下来，我脑子都“嗡”的一声。
刘芬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那天晚上，她破天荒地给我炒了两个菜，倒了一杯酒。她搓着手，小心翼翼地说：“建国，要不……咱们卖一套？就一套。把债还了，手里还能落一大笔钱。儿子也大了，该考虑给他攒钱买房结婚了。”
我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和过早生出的白发，心里像被针扎一样。
我喝了一口酒，火辣辣的，从喉咙烧到胃里。
“刘芬，”我说，“还没到火候。”
她的脸瞬间就白了。我们又一次不欢而散。
从那以后，来的人越来越多。有想开酒吧的，有想做私人会所的，价格也从两百万涨到了五百万，甚至有人说可以出到一千万买我全部的院子。
我全都拒绝了。
胡同里的人看我的眼神，从同情变成了看傻子。“高建国是疯了”、“抱着金饭碗要饭”、“钱多烧的”，这些话像苍蝇一样，总是在我耳边嗡嗡响。
连赵叔都看不下去了。他特地跑来一趟，指着我的鼻子说：“建国，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那是一千万！够你舒舒服服过几辈子了！你还守着这堆破烂干什么？跟钱有仇啊？”
我只是给他的茶杯续上水，说：“赵叔，这不一样。”
他气得一甩手走了，嘴里念叨着“不可理喻”。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等什么。我在等一个能真正看懂这五套院子价值的人。
这不仅仅是砖头和木头，这是连成一片的、北京城里几乎绝版的一块“地”。它是一个整体，拆开卖，就散了，不值钱了。
这二十二年，我把所有青春和心血都耗在了这里。
我亲手换掉了每一根腐朽的椽子，铺平了每一块凹陷的地砖。院子里的枣树，已经长得比房顶还高，每年秋天都能结出满树的小红灯笼。
这里，早就不只是房子了。这里是我的命。
时间走到2017年。
北京城已经变得让我有些不认识了。高楼越来越多，汽车越来越多，胡同越来越少。
就在这年春天，一个叫“宏图伟业”的开发商，像一头巨兽，闯进了我们这片宁静的胡同。他们宣布，要对我们这片区域进行整体开发，打造一个什么“高端文化商业综合体”。
拆迁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每一户人家。
这一次，不是小打小闹。开发商财大气粗，给出的补偿条件相当优厚。没过多久，周围的邻居们就陆陆续续签了字，拿着补偿款，喜气洋洋地搬走了。
挖掘机和推土机的声音，一天比一天近。
很快，这片巨大的工地上，就只剩下我那五套连在一起的院子，像一座孤岛，倔强地矗立在废墟中央。
我成了整个项目图纸上，最扎眼的那颗钉子。
开发商的人找上门来了。
来的是个项目经理，三十来岁，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看着比我还像个“文化人”。他说话客客气气，但眼神里带着一股子不耐烦。
他把一份厚厚的合同和评估报告推到我面前的石桌上。
“高先生，我们是宏图伟业的。这是根据市场价给您做的评估，以及我们的补偿方案。这个价格，在全北京的拆迁项目里，都算是非常有诚意的。您看看，没问题的话，今天就可以签约。”
我没看那份合同。我慢悠悠地提起紫砂壶，给他面前的茶杯续上水，茶叶在滚水里翻腾。
“我这院子，”我吹了吹茶水的热气，说，“你们说了不算。”
那个经理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接下来的一个月，成了我和开发商之间的拉锯战。
他们派来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说辞也从“高额补偿”变成了“法律警告”。他们开始玩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先是半夜三更，有工程车在我院子门口来回轰鸣，吵得人睡不着觉。
然后，不知道是谁，把我院子外面接的自来水管给“不小心”挖断了。我只能每天提着桶，去很远的公共水龙头接水。
再后来，他们找来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说接到举报，我这院子是违建，要来勘察。我把那五本被我摩挲得边角都起了毛的房产证拍在桌子上，他们才悻悻地走了。
胡同里空无一人，只剩下我们一家。晚上，风吹过空荡荡的院落，发出呜呜的声响，像鬼哭。
刘芬彻底崩溃了。她抓着我的胳膊，哭得浑身发抖。
“建国，我求求你了，咱们收手吧！咱们斗不过人家的！他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万一他们对儿子下手怎么办？我不要钱了，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安安生生的，行不行？”
我抱着她，拍着她的背。二十多年了，她从来没这么害怕过。我心里也发毛，但我知道，现在是最后关头，我一退，就全完了。
我跟她说：“刘芬，你信我。他们比我们更急。”
我猜得没错。我这五套院子，正好卡在他们规划的核心商业区和高端住宅区的连接处，像一根鱼刺，卡在他们喉咙里。我这颗钉子不拔掉，他们整个项目都得停摆。
僵持到第五周。
那天下午，天气很好，阳光暖洋洋的。我正在院子里给我的那几盆兰花浇水。
胡同口开进来一辆黑色的奥迪A8，车牌号很扎眼。
车上下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那个，四十多岁，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中式盘扣上衣，戴一副金丝眼镜，看着文质彬彬。
他就是“宏图伟业”的大老板，楚总。
他没有像之前那些人一样咋咋呼呼，也没带合同。他让助理等在门外，自己一个人走了进来。
他先是饶有兴致地打量我的院子，目光从墙角的青苔，扫到屋檐的瓦当，最后落在那棵老枣树上。
“高先生，好雅兴啊。”他笑着说，很自然地在我对面的石凳上坐了下来。
我没接话，给他倒了杯茶。
“这院子，养得真好。”他端起茶杯，闻了闻，“这枣树，年头不短了吧？”
“我搬来的时候它就在了。”我说。
“我小时候，也住胡同。”他看着天，像是陷入了回忆，“那时候没这么多高楼，天比现在蓝。一到夏天，就听见满世界的鸽子哨。”
他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聊老北京的城门楼子，聊豆汁儿焦圈儿，聊他小时候怎么偷邻居家的柿子。他绝口不提拆迁的事，就好像他今天来，真的只是为了找个老北京，喝茶聊天。
我静静地听着，偶尔应一两句。我知道，这都是套路。他想用“情怀”来软化我。
但我这二十二年，什么没见过？我的心，早就被现实磨得比院子里的石头还硬了。
眼看太阳偏西，他杯子里的茶也喝淡了。
楚总终于放下了茶杯，脸上的笑容也收了起来，换上了一种严肃而真诚的表情。
“高先生，咱们都是明白人，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他身体微微前倾，盯着我的眼睛。
“你是个执着的人，我佩服。你守了二十多年，守的不仅是房子，更是个念想，我懂。”
“今天我亲自来，就是想给你一个交代。董事会那边，我已经压下去了。不跟你玩那些虚的，咱们今天，就谈个实实在在的数。”
“这个项目，总投资上百亿。能动用的拆迁资金，也是有上限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笔钱的大头，都会用在你这里。我给你一个我们能承受的，最终的，封顶的价格。”
院子里很静，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枣树叶子的沙沙声。刘芬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屋里出来了，紧张地站在我身后，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衣服。
楚总没有直接说出数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部最新款的华为手机，解锁，慢条斯理地打开了计算器。
他的手指在屏幕上不紧不慢地按着，一下，两下，三下……
我和刘芬的呼吸，都像是被他按键的声音给掐住了。整个院子，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手指触碰屏幕时那轻微的“滴滴”声。
按完之后，楚总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机屏幕转向高建国，脸上浮现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身体微微前倾，用一种既像开玩笑又像最后通牒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道：
“高先生，你这几套房，能卖……这个数。”
我的瞳孔，在那一瞬间，猛地缩成了针尖。
我死死地盯着那个黑色的手机屏幕，上面亮着一串白色的，长得让我头晕目眩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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