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
辽宁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研究，在著名的“三山一洞”（庙后山、金牛山、小孤山、鸽子洞）取得系列成果后，将向何处寻求新突破？近日，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教授陈全家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辽宁地理位置优越，完全具备发现更早人类遗存的潜力。他透露，辽西地区已发现的红土层遗址，经光释光测年初步数据可达约30万年，目前数据正在进一步检验中，这可能成为下一个关键突破点。
“三山一洞”仅是开端
本报记者：辽宁日报《文化长廊》全媒体策划选择从旧石器时代写起。您曾深入参与辽宁多处遗址的田野工作，如何评价辽宁旧石器文化在整体格局中的地位？
陈全家：以旧石器文化作为《文化长廊》的开篇，这个定位非常准确，也很有必要。辽宁的旧石器考古发现，在东北地区乃至更广域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三山一洞”以坚实的考古证据表明，最晚在更新世中晚期，古人类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这在中华民族百万年人类史中，是闪亮而厚重的一笔。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无论是对于辽宁地区旧石器文化本身的认识，还是对于中华文明在辽宁探源的深度追寻，“三山一洞”仅仅是一个辉煌的开端，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仍在持续深化，这也是我一直密切关注这个领域的原因。
遗址可能比想象中更多
本报记者：现代科技手段给田野考古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些新技术对辽宁的旧石器调查产生了哪些影响？
陈全家：是的，相比前辈，我们现在的调查条件改善了很多，交通便捷，卫星定位等技术也提供了强大助力。但拥有了这些工具，并不等同于就能轻易找到遗址。比技术更关键的，是要对旧石器遗址本身的形成规律和分布特点有精准的把握。
本报记者：那么，基于您长期的实践，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有什么样的规律可循？
陈全家：我们通过在吉林东部地区30多年的田野工作，逐步总结出一些基本规律。古人类并不总是生活在洞穴里，洞穴可能更多是冬季御寒的临时住所。他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河边的台地上活动，并且随着季节更替和动物资源的变化，过着一种迁徙流动的生活。每到一个地方短期驻留，都会留下生活痕迹。
本报记者：这种流动性的生存方式，会如何影响遗址的分布与数量呢？
陈全家：这正是有趣的地方。正因为这种流动、非定居的生活方式，加上漫长的年代和有利的埋藏条件，旧石器时代实际留下的遗址数量，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它们的分布特征也与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社会形成的集中、厚重的文化堆积不同，往往呈现出一种更分散，但在空间上又可能存在连续性的景观。这一点，在本溪地区近年开展的系统调查中，已经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缺环”等待填补
本报记者：“三山一洞”之后，辽宁旧石器考古似乎进入了一个平台期。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全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以往工作重点关注的洞穴类遗址本身数量有限。主观上，学术界的理论视野和工作方法也需要不断创新。
本报记者：在您看来，当前辽宁旧石器研究面临哪些具体的、亟待解答的学术问题？
陈全家：随着近年来吉林、黑龙江等周边省份旧石器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辽宁的一些现象就更值得深思。举个例子，更新世晚期的细石叶技术，在吉林、黑龙江的多个旧石器遗址中都有发现，甚至在辽宁新石器时代的新乐遗址也有出土，但唯独在辽宁已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中不见踪影。这个“缺环”是如何形成的？是尚未发现，还是反映了不同的人群适应策略？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都必须依靠系统而扎实的田野考古工作来寻找答案。
聚焦三个重点
本报记者：要推动辽宁旧石器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您认为下一步应重点投向哪些方面？
陈全家：第一，是开展系统性的区域调查，主动填补空白。像辽北、辽南等尚未进行过系统考古调查的区域，潜力很大，必须主动走出去“摸清家底”，很可能会有新的遗址类型现身。第二，是着力构建连续、可靠的年代与文化序列。目前已知遗址的年代点之间跳跃大，中间存在很多缺环。必须依靠地层学与多种测年技术进行跨学科合作，像“连线”一样，逐步建立起清晰的人类活动编年史。第三，是加强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公共阐释。公众考古不能只停留在静态展示石器，更要通过实验考古、数字化复原等生动方式，揭示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与技术逻辑，带领公众真正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本报记者：您对辽宁取得新的考古突破有信心吗？
陈全家：我对此持乐观态度。辽宁地处东北南部，史前时期的气候与环境条件相对更为适宜，理论上是古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目前，辽西红土层遗址初步测年数据指向约30万年前，这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信号：这片土地下完全可能埋藏着时代更早、内涵更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个方向非常值得重点投入，我也期待它能成为辽宁旧石器考古实现下一个突破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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