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戒资治与独断史义：清代帝王通鉴学及其特征
——以康熙、乾隆为中心的考察
王记录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6.0703
摘要 清代帝王特别重视研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希望能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鉴戒资治。在研习《通鉴》和《纲目》的过程中，清代帝王还效法《纲目》，编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并充当历史的判官，评点历史，独断史义，将历史的解释权和评判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清廷的合法性作历史和理论的论证。清代帝王通鉴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由重《通鉴》向重《纲目》发展；二是由鉴戒资治向独断史义发展，彰显了清代帝王将史学转化为政治工具的本质。尽管清代帝王对《通鉴》和《纲目》的阐发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民间学者并未过度迎合帝王爱好，不仅极少从事纲目体史籍的编纂，而且还委婉地表达了对帝王独裁历史的不满。
关键词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通鉴学；清代帝王；康熙和乾隆
王记录
有清一代帝王在进行政治统治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史学的作用。他们勤于读史和修史，善于利用史学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 1 。在诸多中国古代史书中，清代帝王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情有独钟。他们深知“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 2 ，也深知“朱子《纲目》所以继《春秋》而作也……其邪正是非之辨，贤奸忠佞之分，寓大义于微词，绍素王之心法” 3 ，都是帝王必读之书。他们深入研读《通鉴》和《纲目》，不仅从中借鉴政治统治的经验教训，而且依据《通鉴》及《纲目》编纂了一批纲目体史书，通过裁断历史，表达自己的修己治人之道，为当世立法度，以达到以史化人、以史治心的目的。目前，关注清代通鉴学的学者主要有王彦霞，但其研究未涉及清代帝王通鉴学；而何冠彪则具体分析了清初帝王与《通鉴》的关系，是探讨清代帝王通鉴学的重要学者，其成果启发了笔者进一步探索清代帝王通鉴学的内涵及特征 4 。
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书影
一 鉴戒资治：研习《通鉴》及《纲目》
清代帝王中，最先与《通鉴》结缘的是皇太极，紧接其后，顺治也对《通鉴》重视有加。到了康熙和乾隆统治时期，《通鉴》和《纲目》遂成为最受帝王欢迎的史籍。嘉庆以后，有关帝王与《通鉴》及《纲目》互动的相关记载明显减少。这大概与清朝进入衰世有关，现实问题尚难一一解决，遑论研习史书了。
早在入关之前，满洲统治者就已经认识到学习历史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他们通过翻译汉文史籍以及口头传讲的形式，接触汉民族史籍，以期有裨于治道。在诸多汉文史籍中，《通鉴》是他们最为重视的史书。天聪三年（1629）四月，皇太极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并记注本朝政事，“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己躬之得失焉” 5 。在皇太极重视汉族经史典籍的感召下，官方开始将《通鉴》及辽、金、元三史等史书翻译成满文。天聪六年（1632）九月，鉴于《通鉴》仍未译成，书房秀才王文奎向皇太极条陈时宜，再提“讲解翻写”《通鉴》一事。他说：“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内，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讲解翻写，日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 6 天聪七年（1633）七月初一，宁完我又指出四书五经、三略六韬以及《通鉴》等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特别是《通鉴》，“如要知古来兴废的事迹，则有《通鉴》一书”，是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故而再次奏请译写这些书籍，以便统治者汲取书中的“美意良法” 7 。尽管因种种原因，在皇太极时期，《通鉴》的翻译并没有完成，但人们对《通鉴》的重视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清军入关后，顺治更加重视从历史中学习治国之道，大臣投其所好，在奏章中指出：“窃稽自古史册所载，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国家之治乱，无不详悉具备，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从来嬗继之圣王，未有不法此而行者也。” 8 顺治八年（1651）十月，清廷所译《通鉴》渐次进呈。第二年，编修曹本荣上奏，请求顺治开设经筵，讲读“四书”、“五经”和《通鉴》，“凡‘四书’、‘六经’及《通鉴》中有裨身心要务、治平大道者，内则朝夕讨论，外则经筵进讲” 9 。自此，大臣在请求顺治开设经筵日讲的奏折中多次提到《通鉴》。如兵科给事中张璿奏称：“请于临朝听政之暇，命儒臣取《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详悉敷陈，复取宋臣司马光《资治通鉴》列为法戒，及我朝典则可触类旁通者，比勘参决。” 10 尽管终顺治一朝，经筵日讲并未切实推行，但顺治一直看重《通鉴》的鉴戒资治作用，曾两次幸内院，阅览《通鉴》，并与范文程等人讨论历代帝王优劣。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顺治为《御制资政要览》作序，特别强调自己“孜孜图治”，通过研究“四书”、“五经”、《通鉴》等经史著作，寻求“修己治人之方” 11 。他说：“朕惟纪一朝之得失，爰有史书；考百代之是非，厥惟《通鉴》。”他认为以往史家研究《通鉴》，“笔削互异，论断相衡，卷帙虽纷，得中尚寡”，无法“昭垂永久，号称完书”，于是命内三院编《通鉴全书》，希望成就一部“将诸家所纂，广加裒集，删繁考异”的传世之作，核心目的就是“务使古来政治盛衰，人才善恶，昭明画一”，以副其“致治垂宪之意” 12 。尽管《通鉴全书》并未编成，但顺治重视《通鉴》，并希图从中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却是显而易见的。
和皇太极、顺治相比，康熙对历史更加关注。《清圣祖实录》、《康熙起居注》等史籍大量记载了康熙攻读经史的情况，所谓“万几之暇，留心经史”，“万几之余，讲求经史”，“出经入史”，“穷研经史”，“淹贯经史”，“融贯经史”等等，不一而足，将康熙帝塑造成一个勤于读书、融贯经史、通晓古今的“明君”形象。
玄烨朝服像轴（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研习经史的目的在于“裨益政治”，他相信“经史有关政治，义蕴弘深”，认为“凡明体达用之资，莫切于经史。朕每披览载籍，非徒寻章摘句，采取枝叶而已，以探索源流，考镜得失，期于措诸行事，有裨实用。其为治道之助，良非小补” 13 。他曾断言：“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 14 在康熙眼里，经史子集的地位是不同的，他推崇经史，贬抑诸子百家等书，所谓“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而诸子百家等书多为“异端诐说” 15 ，不能奉为信条。康熙研习经史，把经之“义”与史之“用”结合起来，他这样看待经史关系：“治天下之道莫详于经，治天下之事莫备于史。人主总揽万机，考证得失，则经以明道，史以征事，二者相为表里，而后郅隆可期。”他又说：“经学在于切实通明，折衷诸说；史学在于始末淹贯，论定是非。二者皆确有证据，难于支离其说。” 16 经蕴含着“治天下之道”，史蕴含着“治天下之事”，在国家治理中，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四库全书本）书影
康熙重视学习经史，除了对五经、四书极度推崇外，史书方面最推崇的就是《通鉴》和《纲目》了。据史书记载，康熙自幼便阅读《通鉴》，亲政以后，大臣更是提出在经筵讲读中进讲“五经”、“四书”和《通鉴》，所谓“‘五经’、‘四书’，皆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惟通经而后明理；史书《通鉴》，备载历代治乱得失之事，必鉴古而能知今” 17 。康熙十五年（1676），他提议在进讲“四书”的时候，兼讲《通鉴》，所谓“每观《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四书’参讲” 18 。可以这样说，在康熙一朝的经筵日讲中，讲史以《通鉴》为大宗。康熙重视研习《通鉴》，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千古治乱，不能出其范围” 19 ，“《通鉴》一书，关于治道者尤为切要” 20 。因此，在经筵讲读中，他反客为主，不断向大臣讲解《通鉴》，阐释治乱兴衰之道 21 。可见，他所看重的是《通鉴》中所蕴含的鉴戒资治思想，期望从中寻求巩固自身统治的方法。
康熙在研习《通鉴》及《纲目》过程中，前期重《通鉴》，后期重《纲目》。康熙十五年（1676），大臣建议经筵讲读《通鉴》的同时，也要讲读《纲目》，因为在他们看来，《通鉴》“统贯诸史，最为详备”，而《纲目》“又从《资治通鉴》中提纲分目，尤得要领” 22 ，二者对于治理国家、统治民众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而都要成为帝王的教科书。康熙更明确说：“自仲尼因鲁史作《春秋》，始编年系月，记载之中，褒贬寓焉。大要归于扶植纲常，阐扬道法，后之言史者必宗之。宋司马光奉诏纂修《资治通鉴》，论者以为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朱熹本之为《纲目》，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义例森严，首尾条贯，足以示劝惩而昭法戒，煌煌乎典章之总会，而治道之权衡也。” 23 在他看来，自《春秋》以后，契合《春秋》“扶植纲常，阐扬道法”之旨者，只有《纲目》。康熙治史，在“备记载”与“昭劝惩”之间，更重视史学“昭劝惩”的功用。他比较《通鉴》和《纲目》后指出，《通鉴》虽然“采获详博，考据精严”，但“据事胪列，褒贬之义或阙”，而《纲目》继承《春秋》褒善贬恶的旨趣，在“昭劝惩”上弥补了《通鉴》“褒贬之义或阙”的缺陷，故“其有功于世道人心非浅鲜也” 24 。可见，在康熙心目中，《纲目》明天德、彰王事、示劝惩、昭法戒，历史上的邪正是非、贤奸忠佞均在褒贬之列，甚符帝王代圣立言、独裁历史、褒贬史事之用意，他由重《通鉴》转向重《纲目》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乾隆朝，轻《通鉴》、重《纲目》的倾向更加明显。乾隆尚未即皇帝位时，就推崇《纲目》，认为该书“祖夫子《春秋》之笔削”，和《春秋》一样，是为了诛乱臣贼子，“善善恶恶，是是非非，具于一篇之中，而无不备矣……彰善瘅恶，比事属辞，虽不足以尽《春秋》之义，抑其大略则可谓同揆矣……忠奸贤佞，褒嘉贬斥，凛若衮钺，人知有所惩劝，惧见诛于后世也。如是而谓之《纲目》修而乱臣贼子惧，其谁曰不然？” 25 即位以后，乾隆更是极力称道《纲目》，认为历代著述没有能与《纲目》相比者，所谓“纂述相承，莫精于《纲目》” 26 。乾隆重视《纲目》，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纲目》的体裁更利于表达统治者的思想。虽然编年体始自《春秋》，但是司马光《通鉴》本《春秋》之法，是最完善的编年体；而朱熹的《纲目》“纲仿《春秋》，目仿《左氏》” 27 ，将“经义”（《春秋》）与“史义”（《左传》）相结合，创造了纲目体裁，更能体现统治者的意志。二是《纲目》的书法更便于统治者代圣立言。朱熹《纲目》本因《通鉴》而成书，但在乾隆看来，《纲目》书法谨严，得圣人褒贬是非之义，是真正的“编年正轨” 28 。在乾隆眼里，《通鉴》所载不过是“前代治乱兴衰之迹”，而《纲目》“祖述麟经，笔削惟严，为万世公道所在” 29 。乾隆最青睐《纲目》之书法，他曾这样说：“编年之书，奚啻数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鉴纲目》为准。《通鉴纲目》盖祖述《春秋》之义，虽取裁于司马氏之书，而明天统、正人纪、昭鉴戒、著几微，得《春秋》大居正之意，虽司马氏有不能窥其樊篱者，其他盖不必指数矣。……自《纲目》成，而义指正大，条理精密，后儒有所依据，踵而续之，由宋迄元，厘然方策。” 30 可见，乾隆特别重视《纲目》在“明天统、正人纪、昭鉴戒、著几微”等方面的示范作用。他数次表达这样的看法，所谓“编年事例自涑水，正纪褒贬推紫阳；列眉指掌示法戒，四千余年治乱彰” 31 。他在敕令编纂完成《通鉴纲目三编》和《御批通鉴辑览》后，曾就宋版《纲目》赋诗一首：“涑水创为开义例，紫阳述订益精微。直传一贯天人学，兼揭千秋兴废机。敬胜治兮怠胜乱，念兹是耳释兹非。《三编》惟此遵纲纪，《辑览》曾无越范围。锓出新安留面目，弆增天禄有光辉。外王内圣斯诚备，勿失服膺永敕几。” 32 他组织编纂的《通鉴纲目三编》和《御批通鉴辑览》，一遵朱熹《纲目》，凸显治乱盛衰、纪纲人伦，以便成就自己“内圣外王”的理想。
乾隆肖像（郎世宁绘，原属圆明园收藏）
由以上梳理可知，清代帝王通鉴学，有一个从重视《通鉴》到推崇《纲目》的转变过程，反映了清代帝王治史心态和观念的变化。清军入关之前后，统治者热衷于了解过往历史以作为治国的参考，“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33 的《通鉴》，便成为他们的历史教科书，皇太极和顺治重视《通鉴》，目的便是试图从中学习治国安邦的经验，以史辅政。然而，随着政权的不断巩固，尤其是康熙二十年以后，清廷不但平定了三藩之乱，而且收复了台湾，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建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清代帝王不再以学习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为满足，他们要“登上历史判官的宝座，成为执掌笔削褒贬的唯一合法者” 34 ，从而独断史义，为当世立则，为后世垂鉴，显露出一代帝王以史治心、以史化民的勃勃心志。也就是说，他们“既为政治上的专制君主，又要充任史学上的主宰” 35 。在这种情况下，《纲目》所蕴含的孔子“素王心法”和《春秋》“大义微言”便日益为康、乾二帝所垂青。《纲目》为帝王充当“圣人”、褒贬历史提供了方便，自然受到帝王重视。
二 独断史义：官方纲目体史书的编纂
康熙、乾隆研习《通鉴》和《纲目》，并非仅仅要从这些典籍中寻求治国之道，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些典籍制约臣民的思想，其标志就是在他们的指令下编纂了一系列纲目体史籍。这些纲目体史籍以《通鉴》内容为依托，效仿《纲目》书法，通过帝王的评点和论断，表达帝王的治人之道与治心之术，以规训臣民。可以这样说，由于朱熹《纲目》注重天统、人纪等义理精微的阐发，与《通鉴》相较，更符合清统治者宣扬纲常名教、教化臣民、巩固统治的需要，故而备受他们的青睐。与此相应，康、乾二帝热衷编纂纲目体史籍也就势在必行了。
康熙一朝，依《通鉴》及《纲目》编纂的著述有《日讲通鉴解义》和《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通过这两部著述，康熙巧妙地实现了从史书中寻求治道到以史教化臣民的转变，实现了从研习经史、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到史为己用、史书乃政治统治之工具的转变。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书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在《日讲通鉴解义》的序中，康熙说明了其编纂目的。他说：“史之有传，其体有二，纪事编辞，发凡起例，而褒贬之意寓于言外，俟观者深思而自得，此《左氏》之传也，涑水之《资治通鉴》宗之；据事以断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夺之不可假，如折狱然，此《公》、《穀》之传也，崇安之《春秋传》宗之。二者缺其一，则史学不备。朱子作《通鉴纲目》，纲仿《春秋》，目仿丘明，罗十七代记载之文，治以二百四十年褒贬之法，论者谓接统《春秋》，不虚也。朕勤求治道，涵泳‘六经’之余，乐观前代兴衰得失之迹，故《通鉴》一书，披览未尝去手。顾其间论断者，人各置喙，间亦有当于作者之意而未能折衷于中而断于一。乃命儒臣仿胡安国之体，法《春秋》之义，撰次为文，依日进讲，寒暑无间，积岁月而成编。” 36 这段话至少透露出以下两点信息。一是该书是在康熙自己阅读《通鉴》和儒臣进讲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在方法上采用的“不是治史的方法，而是解经的方法” 37 。司马光编纂《通鉴》，采用“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 38 的方法。对此，康熙是不甚满意的。而胡安国（崇安）《春秋传》仿效《公羊传》和《穀梁传》“据事以断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夺之不可假，如折狱然”的解经方法，则非常符合康熙心意。故《日讲通鉴解义》仿效胡安国《春秋传》解《春秋》的方法来阐释《通鉴》，经康熙裁定，“折衷于中而断于一”，定《通鉴》意旨于一是，以凸显褒善贬恶、扶持纲常、教化民众之大经大法。二是该书极力推崇朱熹《纲目》，将《纲目》置于《通鉴》之上。在《〈日讲通鉴解义〉序》中，康熙不仅指出，“盖《纲目》之作，上接夫麟经，故虽班、范诸史之文，实鲁史笔削之遗意也。而世道之升降，政治之隆污，于是乎在”，表明其推崇《纲目》之意，并明确告诉人们《日讲通鉴解义》虽取材《通鉴》，但效法《纲目》，意在发挥《通鉴》所不能发挥的旨意，成为一部“所见之至明”、“居心之至公”的新著，而且夸耀《日讲通鉴解义》为“万世法戒之权衡”，“大经大法，或劝或惩，粲然毕具，其有裨于经世，岂浅鲜也与” 39 ！正因为此，他将此书“刊于秘府，颁之群工”，用以规训臣民。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书影
康熙曾详细通读《通鉴》、《纲目》及《纲目大全》三书，用朱笔批注点定，“发涑水所未详，补紫阳之弗逮” 40 。康熙四十六年（1707），他朱笔批注点定之书刊行，名为《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以下简称《通鉴纲目全书》），共109卷，包括《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18卷、《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正编》59卷、《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续编》27卷以及各编“卷首”若干卷。《通鉴纲目全书》共有康熙御制论断107条。对此，康熙在该书序中明确说：“前后所著论断，凡百有余首。兹允诸臣请，并以付梓，颁布宇内，俾士子流传诵习，开卷了然。不特天人理欲之微，古今治忽之故，一一胪如指掌。即于朱子祖述宣尼，维持世教之苦衷，并可潜孚默契于数千载之下。是则朕敦崇古学、作新烝民之至意也。” 41 由此可见，在《通鉴纲目全书》中，最重要的是康熙的“论断”，而非《纲目》本身。也就是说，“发涑水所未详，补紫阳之弗逮”的“圣论”才是最主要的。正如四库馆臣所说：“《纲目》经圣祖仁皇帝御批，当以御批为主。” 42 他们将该书收入“史评类”而非“编年类”，进一步凸显了康熙御制论断的重要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清代帝王已经不满足于只是从史籍中汲取教训和治国经验，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论断”，充当历史的判官，扩大史书的流通范围，把历史当作工具，向臣民灌输有利于清朝统治的思想。
在《通鉴纲目全书》中，康熙通过御批，重点阐述了帝王之道。在康熙看来，帝王首先必须“修心”，君心正则天下正，即所谓“帝王临御四海，首出庶物，非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法内圣外王之道，则无处用力” 43 。康熙崇尚节俭，通过御批，对历史上的铺张浪费之事进行严厉批评，倡导君主寡欲节用，“本朝家法务崇俭约” 44 。康熙倡导以孝治天下，在他看来，“以孝为万世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 45 。君王的职责不仅在于养民，更在于教民、化民，而孝是千古不易之至德，亦为教化之源。康熙倡导孝，是为了激发臣子的忠，“人君以孝治天下，则臣下观感以作忠，兆民亲睦而成族，真所谓至德要道也” 46 。康熙把孝与忠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所谓“人子至情，忠孝皆出一理” 47 。康熙以事父之“孝”展延为事君之“忠”，把君臣关系直接联系在宗法血缘关系上，如此一来，不仅可使君臣关系更为紧密，也可使臣下把忠君建立在自觉意识上 48 。康熙坚持君为臣纲、乾纲独断，君主必须能独自决断国家大事。他在分析贾似道弄权的原因时说：“天下之大，待理于一人，断宜读书明理，万几洞察于中，可以当前立决，自然权不下移。若中无定见，不得不委任臣下，渐致乾纲解弛，太阿旁落，鲜有不败者。如宋理宗可以为鉴。” 49 君主若能洞察万物，心有定见，杀伐果断，皇权自然也就不会落入邪佞之手。可见，康熙御批《纲目》，着重阐发了寡欲节用、以孝化民、乾纲独断等帝王之道。在这里，朱熹的理学思想深刻影响了康熙。朱熹曾将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置于永恒的宇宙法则的位置，在三纲五常的架构下，力倡尊君。君为臣纲，乃三纲之首。君主的权力，就是家长权力的放大。君主专制与宗法家长制合为一体，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康熙继承了朱熹的思想，极重等级分明的人伦道德。他以孝代忠，提倡以孝治国，力言乾纲独断，就是为了达到教化臣民，进而巩固大清政权的目的。
和康熙一样，乾隆对程朱理学也情有独钟，程朱理学在乾隆心目中一直占据最主要的位置，其思想具有“‘兼采汉、宋’而‘尤尊朱子’的经学取向” 50 。乾隆自青少年时期就深受程朱理学影响，饱读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纲目》、《大学衍义》等书，对理学极尽赞美之词。他认为，“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夫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途辙也。学者精察而力行之，则蕴之为德行，学皆实学，行之为事业，治皆实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51 。在乾隆眼里，理学“得孔孟之心传”，乃“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就个人而言，要想求道入圣，成为君子，必须循理学而入；要想治理国家，建立实功，必须深研理学义理。
由于对理学精义的推崇，加之喜欢评点历史，乾隆对于褒贬史学的一套法则极为谙熟，因此，其依据《纲目》谕令编纂的纲目体史籍又远远超过康熙。恰如何冠彪所言：“由儒家后代圣人朱熹所创立而模仿自《春秋》的纲目体，既然在体裁和书法上都能‘善祖述《春秋》之义’，成为褒贬史学的新典范，自然被弘历采用为当代执行‘天子之事’所取法的对象。” 52 君主治国，褒贬史事、裁定历史并进而控制思想至为重要，乾隆深谙其道，故而在乾隆四年（1739）《明史》尚未完全刊刻告成的情况下，就谕令“仿朱子义例，编纂《明纪纲目》，传示来兹”，以与《明史》“相为表里” 53 。乾隆编纂《明史纲目》 54 ，目的就是仿朱熹“褒贬是非之义”，运用春秋笔法，评断明朝历史。为迎合乾隆意图，《明史纲目》除史事一仍《明史》外，主要在义例、书法、编排上大做文章。乾隆七年（1742）五月，《明史纲目》即将告成，但编纂副总裁周学健又提出该书的起始问题。他指出，《明史纲目》记事起于洪武元年（1368），但明太祖在登基之前就“起兵濠梁，定鼎江东，颁定官制，设科取士，详考律令诸政”，而明人商辂所修《续资治通鉴纲目》“于明兴诸事，不核不白”；现今编纂《明史纲目》，如果仍然始自洪武元年，“于分注之下，补叙前事，不特累幅难尽，且目之所载，与纲不符，与编年之体未协”，如果“略而不叙，则故明开国创垂之制缺然，而自洪武元年以后，一切治政事迹，皆突出无根，亦大非《春秋》先事起例之义” 55 。为此，乾隆特别批准，将元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起兵至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元顺帝始奔沙漠止编为“前纪”，列于《明史纲目》洪武元年八月以前，仍用元朝纪年，在书法上体现“明虽兴王，何逃名分”的原则，并仿《通鉴纲目》书汉高祖未即位以前之例，或称朱元璋为吴王，或称吴国公，或称名讳。经过这样的处理，“一代开创之事实既详，千古之名义亦正，既不轻改成书，且可变通旧例，似于传世立教之意更为慎重” 56 。与“前纪”有所不同，《明史纲目》正文的编纂更突出褒贬，“自洪武元年以后，纲目正文，事关胜国遗踪，盛朝殷鉴。凡主德之隆替，国是之善败，物力之衰旺，民风士习之淳漓，记载并务详明，褒贬尤宜矜重” 57 。《明史纲目》这种重视书法的做法甚得乾隆之心，所谓“盖大君臣子，名分不可逃于天地间。僭号兴王，予夺严乎辞语内，敢曰继《春秋》之翼道，于此昭来兹之鉴观，我君臣其共勉之” 58 。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明史纲目》20卷本告成，乾隆抑制不住内心激动，以诗抒志，其中有“学探司马治平要，书慕文公体例优。亦曰此心无予夺，敢云我志在《春秋》……义利纤毫毋或爽，劝惩一字必期安” 59 之句。因此次所修书籍多有疏舛，乾隆四十年（1775），他又命大臣改订，增加了许多内容，“义例本《通鉴辑览》，译语本新定辽金元史《国语解》，分注则采《明史》纪传，详具始末”，在体例上又“作发明以阐书法，作质实以备考证” 60 。该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修订完成，为40卷。修改后的《明史纲目》，称《御撰通鉴纲目三编》，重点仍在褒贬史事。
乾隆对前代纲目体史书非常关注。康熙年间，清圣祖曾在朱熹《通鉴纲目》、金履祥《通鉴纲目前编》、商辂《续通鉴纲目》的基础上批阅点定，成《御批通鉴纲目全书》。对于康熙的《御批通鉴纲目全书》，乾隆虽认为该书“足以昭万世法戒，为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义也” 61 ，但该书正文一仍其旧，未加笔削，不能让乾隆十分满意。此外，乾隆在阅读明代李东阳纂辑的《历代通鉴纂要》时，感到该书“褒贬失宜，记载芜漏”，于是要求史臣在此基础上重加订正，上起伏羲，并增入明代事迹，厘为116卷，名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下简称《通鉴辑览》），算是乾隆对其祖父康熙未竟史学事业的继承和延续。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书影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书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通鉴辑览》的编修，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对于该书，乾隆“手批评骘，凡前史义例未安，必往复刊定” 62 。对于书中所载史事，“凡政事之守旧可法，变更宜戒者”，乾隆“无不谆切辨论，以资考鉴”，目的就是要臣民“仰体朕之思深计远矣” 63 。在乾隆看来，《通鉴辑览》“非一时之书，乃万世之书”，故而该书与《纲目》相通，“于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严必谨” 64 。乾隆三十三年（1768），《通鉴辑览》全书告成。但是，到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又命将南明唐、桂二王事迹附在《通鉴辑览》之后，续修工作开始，此后又有增订 65 。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傅恒等撰，清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朱墨套印本）
《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体例上仿《纲目》，其正文、凡例与批论对包括《通鉴》、《纲目》在内的各类史籍皆有所指摘，而最能体现帝王思想的就是录于简端的乾隆“批论”，所谓“其中体制书法，皆朕亲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为法则” 66 。乾隆的御批有1900余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历史事物的方方面面，而最能体现帝王本色的有三点：正统论、君主论和纲常论。在正统论上，《通鉴辑览》中“有关大一统之义者”，均经乾隆“亲加订正” 67 ，对《纲目》中的正统书法多所更定，“于朝代更替之际重新审定兴亡时间，核准帝王纪年年号”，“于政权分立时期斟酌统系，并通过纪年、书法以示黜陟” 68 。其中有两点应该引起注意。一是正统归君，突出君主的地位。乾隆认为，“国之统系于君，《春秋》之义，君在即大统归之” 69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通鉴辑览》将隋炀帝“大业”年号延长至十四年，是年三月隋炀帝崩，方于四月停用“大业”年号，结果比《纲目》长一年，比《通鉴》长两年。其严分正统，超过《纲目》。二是打破民族界限，不以华夷分正统。所谓“大一统而斥偏安，内中华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是故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 70 。在君主论上，乾隆继承了传统君主论的合理因素，除了论述君主要勤政爱民、选人用人、务实黜虚外，还强调了两点。一是君主为政要善始善终。唐人岑文本云：“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 71 乾隆对此极为赞同，这是对贞观君臣所论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回应。二是君主要有通古察今的修养。乾隆认为，作为帝王，博览群书、通达古今至为重要，“盖人主万机待理，自当博览载籍，扩充闻见。然所贵者，在于上下古今，得其要领，辨别是非，归于至当，使天下之人情物理，靡不洞悉其隐微，孰识其常变，因以措诸实行，斯为有益” 72 。此外，乾隆从儒家纲常伦理出发，在《通鉴辑览》中用儒家一套伦理法则衡量一切历史现象，如斥责西汉陈平、周勃，至吕后死后，方安定刘氏政权，为“高祖之罪人”；贬武则天重臣狄仁杰为“周臣”，以为“为人臣而事二姓者戒” 73 。诸如此类，其目的无非就是让“观是书者，凛天地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也” 74 。正因为《通鉴辑览》中的御批出自乾隆“独断之精心”，所以，刘统勋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时专门将《通鉴辑览》中的“御批”辑录出来，编成《评鉴阐要》一书，共12卷，收录御批798则。在清朝君臣看来，乾隆御批，“即千古帝王致治之大法，实已包括无余”，是“读史之玉衡”，“传心之宝典” 75 ，所以比《通鉴辑览》正文更重要。
应该指出的是，乾隆早年推崇朱熹及其《纲目》，但晚年对朱熹的学说却多有质疑，多次批评程、朱等理学家学问未精。这是乾隆成就帝王经史之学必然要有的表现。帝王经史之学的建立，开始是研经习史，在经史之中学习治国理念、总结经验教训，但随着帝王地位的进一步稳固，帝王经史之学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他们不再满足于从经史典籍中学习知识，而是要裁断经史，要通过自己对历史的裁断为后世立法。独断经史之义的“帝王经史之学”，借助于极度专制的权力话语而发挥作用，试图以此影响士林风气、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
有清一代，特别是康、乾时期，“崇儒重道”被确立为基本国策，朱熹学说被确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康熙极力推崇朱熹，认为：“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76 清代帝王取法朱熹《纲目》修纂大量纲目体史籍，实际上是清廷文化政策在史学上的具体反映。他们“借《纲目》把虚幻的性理之说具体化为历史的论说，借具体的史事阐发统治者对历史及现实的看法” 77 ，意在正纲常、明正统，操纵历史解释，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寻找历史和理论的依据。
三 帝王通鉴学的影响及私家学者的反应
在编纂纲目体史籍的过程中，清代帝王轻“史”重“论”，他们对史实叙述并不太在意，而在意书法和评论，因为这两者最有利于表达统治者的意愿。康熙、乾隆等把自己的史论以眉批形式与《纲目》等书同时刊出，将自己放在“圣人”的位置上裁断历史，以达到统一历史解释，并进而控制人心的目的。在政治上，他们是掌握一切的“明君”，在思想领域，他们又要成为裁断一切的“圣人”。他们既是“明君”又是“圣人”，从行为到思想都要掌控臣民。因帝王特殊的政治地位，他们的通鉴学著述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乾隆《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和《御批通鉴辑览》，反复被用于乡试策问。王昶在顺天乡试的策问中提到《纲目三编》和《通鉴辑览》，认为前书“精核简当，垂光策府”，后书“御批昭揭，发千古之所未发” 78 。姚鼐在山东乡试中肉麻地颂扬乾隆的史学功绩：“我皇上圣学渊深，睿知首出，故《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及近奉《御批通鉴辑览》，所取予进退，莫不归于至当。譬之日月至明，幽隐必照，千载之远，不能欺也。” 79 科举策问，以帝王通鉴学著述为题，士子必然要阅读背诵，无疑加快了它们的传播。杨述曾还指出，《通鉴辑览》应该“家置一编”，所谓“《辑览》一书，非他书可比，既奉朱批，又将颁发士大夫，必家置一编” 80 。清代内府刊刻皇家钦定书籍，《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御批通鉴辑览》、《御批评鉴阐要》等赫然在列，而内府刊钦定之书，皆由皇帝“亲为裁定，颁行儒宫，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实为万目之巨观也” 81 ，成为士子教科书。道、咸时期，各官书局纷纷刊刻帝王通鉴学著述，以教育学子。如同治六年（1867）四月，江苏省官书局鲍源深奏请朝廷，“先将圣祖仁皇帝御批《通鉴纲目》、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敬谨先刊，分发各学士子读之，已可贯串古今，赅通全史” 82 。由此可见，帝王通鉴学以俯临天下的学术姿态，倡导对自身统治有利的思想观念，影响不断扩大。此外，《通鉴辑览》还为其后史书重构明末历史评价提供了依据，“乾嘉时期至道光初年，人们在评价明末史实或人物时往往以《辑览》论断为准绳” 83 ，《通鉴辑览》中的历史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足见帝王通鉴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代史学的样貌，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多面性。与清廷热衷于编纂纲目体史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民间除了编纂一些纲鉴类普及读物外，极少有人从事纲目体史籍的编纂。其主要原因就是官方要把历史的解释权和评判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树立帝王独断史义的权威，杜绝私家随意议论历史。纲目体之“纲”法《春秋》、“目”仿《左传》，最符合官方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的政治文化心理，故而深得统治者青睐。《通鉴辑览》“凡例”吹捧乾隆云：“发凡起例，皆经睿裁鉴定，尽善尽美，集史学之大成，实足表里六经，准式万世。” 84 清廷将《通鉴辑览》中的“御批”辑成《评鉴阐要》，指出：“盖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氏之是非，则待于圣人之折衷。臣等编辑史评，敬录是编，不特唐宋以来偏私曲袒之徒无所容其喙，即千古帝王致治之大法，实已包括无余。” 85 此处之“圣人”，显然暗指乾隆，所谓“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鉴阐要》及《全韵诗》，昭示来兹，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家谰语，原可无存” 86 。这几段话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其一，帝王对历史的裁定“尽善尽美”，其对历史的看法可与六经相表里，为万世作史之准绳，非私家治史者可比；其二，一切历史都应由帝王来“折衷”，垄断对历史的评论，不容那些“偏私曲袒之徒”置喙；其三，否定历史上不利于专制统治的史评，把帝王的历史观上升到意识形态，使之与日月齐明，逼迫那些“百家谰语”自行消失。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再以文字狱相配合，打击私家治史触及时讳者，私家只能在修纂纲目体史籍前止步，别无选择。总之，御制史籍愈多，私人治史的空间愈少，所谓“帝王有什么样的政治需要，官方便有什么样的历史书写，史学被玩弄于政治的股掌之上。这种政治角逐中急功近利的以史辅政，必然导致官方历史书写的排他性，缺乏宽容的精神和求真的器量” 87 。也就是说，某些史学领域一经官方从事，私人便难染指，是非得失一经御批论定，私人便不敢唱反调。乾、嘉时期私家治史之所以纷纷走上考据之途，无疑与君主垄断褒贬史学相关。
前面已经说过，清代帝王重视研习《通鉴》与《纲目》，并试图通过编纂纲目体史籍，在思想上超越司马光和朱熹，褒贬议论，以便整齐划一历史观点，取得历史解释的绝对话语权，以压制民间的历史言论。但是，私家对帝王通鉴学这种独断史义的做法并不感兴趣，甚至委婉地表达了不满。其一，清代学者研究《通鉴》和《纲目》，总体特征是求真求实，重视考辨，即便是最重视议论的通鉴史论著述，也并不过度迎合帝王通鉴学，而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三大特点：一是“讲求义理的著作数量锐减”，二是“书中虽有书法、义理之辨，但已不是全书重点”，三是“清代通鉴学史论家谈书法义例，不再纯涉褒贬，而是注重史学的经世致用，从客观历史角度来进行论述” 88 。学者的通鉴学著述，将求真求实放在首位，既是对帝王通鉴学重视褒贬的游离，又有对帝王通鉴学的忌惮，还隐含着某种不满。其二，私家借批评“强立文法”、“驰骋议论”的著史方法，影射清廷所修纲目体史籍。王鸣盛云：“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 89 清代文网森严，学者不敢直接点名批评清廷御用“著史者”，只能借批评“读史者”来批评“著史者”。在他们看来，官修纲目体史籍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强
钱大昕像
立文法”、“驰骋议论”，试图以此来“明法戒”、“别善恶”，并不可取。对历史的褒贬，也并非帝王所能垄断，要“听之天下之公论”。其三，借批评《纲目》中的“春秋笔法”，来批评帝王通鉴学中的任情褒贬。钱大昕认为，“春秋笔法”在字词上巧立名目，既掩盖历史之真，又褒贬不当，贻害无穷。他明确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各若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 90 朱熹在《纲目》中虚引唐中宗年号记武则天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遭到钱大昕批评：“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 91 钱氏从史以纪实的角度否定正闰之争，意在借批评《纲目》的正统论来批评官修纲目体史籍中的正统之辨。
除了隐晦委婉地表达对帝王通鉴学著述的不满外，当时士人还指名道姓地批评帝王通鉴学著述。叶昌炽就曾在日记中记载其担任甘肃学政期间同事沈绥成公然贬低《通鉴辑览》，让他大吃一惊的情况：“绥成以《通鉴辑览》为陋，服膺马氏《绎史》，欲定为课本，又递及《尚史》、《路史》，不禁错愕。” 92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公然表达对帝王通鉴学著述不满者并非个例。总之，私家无法在明天理、树正统、立纲常、扶名教这些史学话语权上与官方争锋，于是就采取隐蔽迂回的方式表达对帝王垄断史学的不满。清代帝王有意提倡的某些思想观念，恰恰可能会遭到在野学者的有意抵抗，其间的政治、思想、文化乃至心理等因素值得细细品味。
可以说，纲目体史籍的编纂，是清代帝王将史学与政治打通的桥梁，通过这个桥梁，帝王褒贬史事，抑扬人物，评断是非，阐释微言大义，尽情地表达了自己的史学观念和政治意志，既裁断了历史，又论证了现行统治的合理性。他们的这种做法，在理学式微的清代，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四 结语
研究中国古代通鉴学史，帝王和学者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观察视角。但是，以往的通鉴学研究总是偏重学者一面。众所周知，围绕《通鉴》，历代学者竞相诠解，衍生出一大批相关著述，续作、改编、节选、校释、评论《通鉴》者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被后人誉为“通鉴学”的学术研究热潮。对于这些学者的通鉴学著述，研究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揭示它们的学术价值，成果斐然。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古代通鉴学史上，帝王通鉴学绝对不可轻忽。它们借助帝王的力量和专制的话语权力，常常居于支配地位，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甚至学术发展的方向。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关注。就清代通鉴学而言，如果不充分揭示帝王通鉴学的内涵与特征，就无法全面而系统地说明清代通鉴学的演进规律以及通鉴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清代帝王通鉴学有两个明显的发展趋向：一是由重《通鉴》向重《纲目》发展；二是由“鉴戒资治”向“独断史义”发展。这两个发展趋势又纠葛在一起，呈现出帝王通鉴学的本质。清代帝王学习和研究《通鉴》，目的是为王权的合法性作历史和理论的论证，统一思想，控制人心。借助于史学，将帝王思想贯穿于全社会，成为全社会信守的法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虽然倡导以史为鉴，但又从来不满足于从《通鉴》中学习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他们要把《通鉴》中的鉴戒资治思想转化为统治者的权谋手段，要让自己成为历史的判官。换言之，他们不仅要从《通鉴》中学习历史经验，更要把《通鉴》纳入到帝王权力的话语体系中，代圣人立言，将其当作政治统治的工具，裁断历史，为后世立法。一句话，帝王重视历史，不是为了弄清历史的真相，甚至也不是真正要从历史中汲取多少经验教训，而是要通过史学为本朝争正统，彰显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以此控制人心，让全社会认同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法《春秋》、明正统、立纲常、扶名教、斥篡贼，契合清代帝王强调正统、纲常、教化的政治文化心理的《纲目》，自然就超越了重视“治乱之迹”的《通鉴》，而成为帝王通鉴学最关注的内容。恰如萧一山所说：“朱子主张尊君大一统，便于统治者利用而已。” 93 由此，向历史学习的“鉴戒资治”思想也就让渡给了裁断历史的“独断史义”观念。在帝王那里，以一己之心裁断历史，以史治国、以史愚民，才是最重要的。司马光试图以史戒君，而君主则希望以史愚民，“戒君者，未必有成效；愚民者，却贻害不小” 94 。清代帝王通鉴学由重《通鉴》向重《纲目》发展、由“鉴戒资治”向“独断史义”发展，恰恰为这句话作了注脚。
注释
1. 何冠彪、乔治忠等学者对清代帝王的史学活动都进行过研究。其中，何冠彪《论清高宗自我吹嘘的历史判官形象》、《论清高宗之重修辽、金、元三史》二文，收入何冠彪著《明清人物与著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6-182、215-240页）一书中，重点分析了乾隆在史学上的举措；乔治忠《清太祖和清太宗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与应用》、《清圣祖的治史思想》、《清雍正朝对政治历史观的整饬》、《论清高宗的史学思想》等文章，收入乔治忠著《增编清朝官方史学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2-58、204-217、245-259、429-447页）一书中，对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等帝王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对清代帝王的修史举措及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
2.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第1册，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2版，第26页。
3. 清圣祖撰、张玉书等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29《书〈通鉴纲目〉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按：清圣祖，即爱新觉罗·玄烨，清康熙皇帝的庙号。本文所引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 参见：王彦霞《清代通鉴学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何冠彪《清高宗纲目体史籍编纂考》，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第241-280页）；何冠彪《清初君主与〈资治通鉴〉及〈资治通鉴纲目〉》，《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8年新第7期，第103-132页。
5. 《清实录》第2册《太宗实录》卷5，中华书局1985年版，天聪三年四月丙戌，第70页。
6. 《王文奎条陈时宜奏》，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东方学会排印本1924年版，第24-25页。
7. 《宁完我请译〈四书〉、〈武经〉、〈通鉴〉奏》，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25页。
8. 《清实录》第3册《世祖实录》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顺治元年三月甲寅，第48页。
9. 《清实录》第3册《世祖实录》卷69，顺治九年十月庚申，第546页。
10. 《清实录》第3册《世祖实录》卷78，顺治十年十月戊辰，第617页。
11. 《清实录》第3册《世祖实录》卷88，顺治十二年正月乙巳，第693页。
12. 《清实录》第3册《世祖实录》卷97，顺治十三年正月癸未，第755页。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二月，第1292页。
14. 《清实录》第5册《圣祖实录（二）》卷126，中华书局1985年版，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庚申，第336页。
15. 《清实录》第5册《圣祖实录（二）》卷126，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庚申，第336页。
16. 清圣祖撰、张玉书等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19《文献通考序》、卷27《讲筵绪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84、228页。
17. 《清实录》第4册《圣祖实录（一）》卷23，康熙六年七月甲寅，第315页。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册，康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癸酉，第278页。
19. 王澈编选《康熙十九年南书房记注（一）》，《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第4页。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康熙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己酉，第1339页。
21. 王澈编选《康熙十九年南书房记注（一）》，《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第1-8页；王澈编选《康熙十九年南书房记注（二）》，《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第4-8页；王澈编选《康熙十九年南书房记注（三）》，《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第3-8页。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册，康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乙亥，第278页。
23. 清圣祖撰、张玉书等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2《〈通鉴纲目〉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639页。
24. 清圣祖撰、张玉书等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29《书〈通鉴纲目〉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241页。
25. 清高宗撰、蒋溥等编《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7《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0册，第334-335页。按：清高宗，即爱新觉罗·弘历，清乾隆皇帝的庙号。
26. 汪由敦《松泉文集》卷5《恭进〈通鉴纲目三编〉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8册，第747页。
27. 清高宗撰、于敏中等编《御制文初集》卷14《史论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125页。
28. 《清实录》第17册《高宗实录（九）》卷685，中华书局1986年版，乾隆二十八年四月戊申，第667页。
29. 清高宗撰、梁国治等编《御制文二集》卷9《命皇子及军机大臣订正〈通鉴纲目续编〉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340页。
30. 清高宗撰、于敏中等编《御制文初集》卷10《〈明史纲目〉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97页。
31. 高晋等编《钦定南巡盛典（一）》卷2《读〈通鉴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8册，第67页。
32. 清高宗撰、董诰等编《御制诗四集》卷26《题宋版朱子〈资治通鉴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1307册，第700页。
33.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第20册《进书表》，第9740页。
34. 何冠彪《论清高宗自我吹嘘的历史判官形象》，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第156页。
35. 乔治忠《增编清朝官方史学之研究》，第445页。
36. 清圣祖撰、张玉书等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1《〈日讲通鉴解义〉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636页。
37. 何冠彪《清初君主与〈资治通鉴〉及〈资治通鉴纲目〉》，《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8年新第7期，第115页。
38.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第5册卷69《魏纪一》，第2231页。
39. 清圣祖撰、张玉书等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1《〈日讲通鉴解义〉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637页。
40. 《清实录》第5册《圣祖实录（二）》卷128，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寅，第375页。
41. 金履祥撰、清圣祖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2册，第1-2页。
4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7《史部·编年类·纲目续麟》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24-425页。
43. 商辂等撰、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清圣祖批《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卷1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4册，第33页。
44. 朱熹撰、清圣祖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一）》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9册，第701页。
45. 《清实录》第5册《圣祖实录（二）》卷141，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壬戌，第546页。
46. 商辂等撰、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清圣祖批《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卷1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4册，第38页。
47. 《清实录》第5册《圣祖实录（二）》卷101，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壬辰，第13页。
48. 宋德宣《康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405页。
49. 商辂等撰、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清圣祖批《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卷2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4册，第186页。
50. 邓国光《经学义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65页。
51. 《清实录》第10册《高宗实录（二）》卷128，乾隆五年十月己酉，第876页。
52. 何冠彪《论清高宗自我吹嘘的历史判官形象》，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第165页。
53. 《清实录》第10册《高宗实录（二）》卷98，乾隆四年八月辛巳条，第486页。
54. 在清代各类文献中，对《明纪纲目》的叫法颇不一致，有《明纪纲目》、《明史纲目》、《明鉴纲目》、《明通鉴纲目》、《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等，实则为一书。参见：何冠彪《清高宗纲目体史籍编纂考》，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第241-280页。
55. 《清实录》第11册《高宗实录（三）》卷170，乾隆七年七月庚申条，第156-157页。
56. 齐召南《宝纶堂文钞》卷6《纲目馆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0辑第394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15页。
57. 《清实录》第11册《高宗实录（三）》卷178，乾隆七年十一月丙辰条，第290页。
58. 《清实录》第11册《高宗实录（三）》卷178，乾隆七年十一月丙辰条，第291页。
59. 清高宗撰、蒋溥等编《御制诗初集》卷31《〈明史纲目〉书成有述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2册，第487页。
60. 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下册卷89《书籍十五》，左步青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71页。
61. 清高宗撰、梁国治等编《御制文二集》卷16《〈通鉴辑览〉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383页。
62. 《清实录》第17册《高宗实录（九）》卷685，乾隆二十八年四月戊申条，第667页。
63. 《清实录》第18册《高宗实录（一○）》卷760，乾隆三十一年五月辛巳条，第367页。
64. 清高宗撰、梁国治等编《御制文二集》卷31《书〈通鉴辑览〉明崇祯甲申纪年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474页。
65. 关于乾隆编修和续修《通鉴辑览》的过程，乔治忠、何冠彪都进行过梳理。参见：乔治忠《〈御批通鉴辑览〉考析》，乔治忠《增编清朝官方史学之研究》，第318-332页；何冠彪《清高宗编目体史籍编纂考》，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第266-272页。
66. 《清实录》第21册《高宗实录（一三）》卷983，乾隆四十年五月甲子，第120-121页。
67. 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下册卷89《书籍十五》，第868页。
68. 乔治忠《增编清朝官方史学之研究》，第321页。
69. 傅恒等撰、清高宗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5册，第53页。
70. 清高宗撰、梁国治等编《御制文二集》卷18《通鉴纲目续编内〈发明〉〈广义〉题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396页。
71. 傅恒等撰、清高宗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三）》卷5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7册，第38页。
72. 《乾隆御批纲鉴》第2册卷28，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421-1422页。
73. 傅恒等撰、清高宗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三）》卷5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7册，第113页。
74. 清高宗撰、梁国治等编《御制文二集》卷16《〈通鉴辑览〉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384页。
7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部·史评类·御制评鉴阐要》条，第756页。
76. 《清实录》第6册《圣祖实录（三）》卷249，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丁巳条，第466页。
77. 王记录《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132页。
78. 王昶《春融堂集》卷46《庚辰顺天乡试策问三道》，陈明洁等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826页。
79. 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9《乾隆戊子科山东乡试策问五首》，刘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80. 杨述曾《复王舍人书》，王昶辑《湖海文传》卷4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页。
81. 昭梿《啸亭杂录》，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0页。
82. 鲍源深《请购刊经史疏》（同治六年四月），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页。
83. 周倩《由“敬”至“用”：〈御批通鉴辑览〉在清代的社会境遇及变化》，《安徽史学》2024年第5期，第28页。
84. 傅恒等撰、清高宗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5册，第5页。
8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部·史评类·御制评鉴阐要》条，第756页。
8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部·史评类》序，第750页。
87. 王记录《修史与政治：清代帝王的政治需要与官方当代史的书写》，杨共乐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6年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页。
88. 王彦霞《清代通鉴学研究》，第148页。
89.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陈文和等点校，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90.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卷13《唐书直笔新例》，孙显军、陈文和点校，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页。
9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春秋论二》，陈文和点校，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第20页。
9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13，《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9页。
93. 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94. 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1页。
引用本文： 王记录.鉴戒资治与独断史义：清代帝王通鉴学及其特征[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53(01):56-66.
作者简介：王记录，男，河南范县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wangjilu666@163.com。
基金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下）”（22JJD770012）
文章编号：1000-5315（2026）01-0056-11
收稿日期：2025-10-10
出版日期：2026-01-10
网刊发布日期：2026-01-04
责任编辑：凌兴珍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第56-66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
编辑：钟秋波
审核：何凤鸣
终审：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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