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葛承雍谈多学科研究汉唐文明之路|学术|文博|文物|汉唐文明|秦汉|考古学|葛承雍

知名学者葛承雍长期聚焦汉唐时期 “丝绸之路” 与外来文明课题，融合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知识，破解昭陵六骏名号、曹野那姬身份、景教飞天辨识等诸多学术难题。在近期的访谈中，他回溯了从高考改变命运到成为学界名家的人生轨迹，分享了“文贵品质”的治学理念、跨界实践的担当与感悟，展现了一位学者的学术坚守与创新突破。本文由葛承雍先生与《故宫博物院院刊》授权转载，有删节。

葛承雍退休前 2015年

冯立君：葛老师您好，作为一位七十岁学者，青年时代的经历，一般会深刻影响后来从事的研究领域，能否请您谈谈上大学前后的读书和生活经历？

葛承雍：谢谢您！我1955年7月出生在古城西安，七十了，或许已经有资格回顾一下了。2019年，西安“贞观”公众平台曾发表我作为西安籍学者结合共和国成立七十年历程所做的回眸与期望，我以《一个西安老儿子的口述史》谈自己的经历，回顾了自己从小接受的就是支离破碎不科学的教育，面对政治负压和失学边缘化，曾经在陕北修过公路、拉过煤、建过水库，招工进入西北国棉四厂做了近八年工人，没有1978年开始的高考春风，我不可能迈入大学校门，国家的改革开放带给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想象的命运新转折。

我以西安历史单科名列前茅的成绩被西北大学历史系录取。当时真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我只想能考上大学，脱离工厂，却没料到今后会从事历史考古研究一辈子。我们同级同班的同学很多后来都改行做了党政干部，记得大学老师讲腊玛古猿到新石器考古长达一年，造成许多同学失去学考古的兴趣。西北大学当时是全国秦汉史研究重镇，已故的陈直先生以出土瓦当、货币等文物释读秦汉史开辟了新的思路，我以出土汉简和汉瓦文字为切入口，写了《王莽的悲剧》，证明新莽均田制、五均六筦等改制是真实的实施，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立即被史学界转发引起反响，作为大学二年级学生就能发表论文，这在“新三届”学生中还是很少见的，所以被历史系老师们关注，作为重点培养的学术苗子。后来我又连续发表了《不应一概贬斥东汉宦官》(1982)、《西汉末年社会大动乱试析》(1983)等，挑战了传统学术公案，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高质量的学术争鸣，是20世纪80年代整个学术界繁荣的引擎，可以说时代的巨变与社科界求真求实的学术风气促使我能初露头角。

1983年，我考上了张岂之先生的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张先生认为西北大学做秦汉史的人很多，而隋唐史领域人很少，就鼓励我转换学术方向，刚好渭南蒲城县高力士墓神道碑被发现，我就骑自行车一个人从西安奔向蒲城，文化馆收藏不让看，我就直闯县长办公室，终于批准让我抄录了碑文，回来后我就依据碑刻新资料写了《重评高力士》，发表在《人文杂志》1984年第1期(这也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发表后立即被各类报刊介绍转载，从此我跨进了隋唐史研究的门槛。应当感谢在我学术起步时就遇到了很多好老师的扶持，还有不少编辑删改订正我的论文，尽管我也遇到了挫折，遭受过莫名指责批评，但是始终没有盲从跟风，也没有一蹶不振，如果说一个人的成功需要贵人帮助，我在学术路上起步就受到那些正直有智慧老师的引导，他们都是我学术上的贵人。

三年研究生学习条件是艰苦的，同级研究生大伙只有一台录音机学英语，而且昏暗的宿舍不许装台灯。我的眼睛就是那时开始近视的。更困惑的是，80年代有关历史学科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经济振兴成为社会主题，史学有用还是无用争来争去，积重难返。在这种背景下，我以《唐代国库制度》研究做选题，期望达到鉴古启今的作用。

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我陆续出版了《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王莽新传》《唐都建筑风貌》等。我们这一代学人治学道路往往是和时代密切相关的，先天不足是大家都面临的困境，没有老先生的旧史文献功底，又没有海外留学新锐的知识，处在这样的夹缝中只能是勤以补拙，不断学习，在学术史上谁都不敢说自己做到了穷尽学问。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葛承雍著

冯立君：葛老师，自1979年读大学一直到2000年奉调入京，您在古都西安从事历史与文物等研究二十多年，请问您在此期间是如何一步一步深入汉唐时代和“丝绸之路”研究的呢？其间有何学术苦乐？

葛承雍：我并不是到2000年进入文物系统工作才开始做文物考古研究的，因为80年代初西北大学历史考古并重的学术环境和陕西得天独厚的考古环境，都使得我的学术研究一开始就积极利用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王国维说过“新学问大多由于新发现”，拜地下文物所赐，开辟新的领域离不开考古文物。我给学生上课也是历史、考古、文博班轮番带课，互鉴互融，现在一些高校将历史与考古分开，又将文物独立，学科越分越细，不搞专业综合和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培养，这是非常不好甚至错误的。我多年前就讲过要有考古的眼、史学的手、文学的心，目的就是要有结合才有突破和创新。

《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是利用突厥语还原解释六骏名号；《“胡墼”传入与西域建筑》用中古外来语言遗痕和西亚土坯互证，解决了建筑的关键问题；《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用粟特语补充印证了陈寅恪先生的胡女推测；《唐玄宗曹野那姬考》又用粟特语证实了曹姓女子来源于粟特的外来身份。一系列的考证无不是利用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建筑学等知识的结合来解读历史问题，即使学界有不同看法，它们也是研究外来文化的先导之作，开辟了新的视野和道路。这些研究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美国报刊曾专门就昭陵六骏名号的破解作专版介绍。

李学勤先生对我说过，我们国家的丝绸之路是“半截子”研究，一出中国国界对中亚西亚外来文化就了解不多了，局限很大。蔡鸿生先生多次勉励我要多探讨中古历史上外来的“胡风”，从番胡到海胡，视野要开阔。正是在先辈学者的感召下，我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从隋唐周边民族文物解读到中古族群迁移活动开始，再发展到西域中亚的历史研究，延伸到波斯、拜占庭和希腊罗马，一步步向外将东西方文化联系起来，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例如对唐长安的黑人来源、印度人入华寻踪，以及东突厥、西突厥、突骑施、契丹王、奚族质子等在长安活动等问题，我曾利用出土墓志逐一释读，对西域移民生活环境做了深入分析。其中，对于吐蕃、吐谷浑、中亚胡俑等问题，都是既有探索又有反思，这些都离不开考古发掘和对文物的重新阐释。再如曹野那姬身份来源，就是借用吐鲁番胡语文书证实她是唐代宫廷一位粟特女子，补正了罗香林、蔡鸿生等先生的早期探讨，报刊借此大肆宣扬唐玄宗有一个洋贵妃，将学术考证搞成了庸俗博闻，曲解了我做中西学术突破的真正意涵。

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交流成为一种趋势，尤其是入华胡人问题，他们从南北朝到隋唐成群而至，胡商蕃客、佛教僧侣、武官胡将等作为在中国生活过的人物，留下了大量宗教文物和艺术珍品，随着考古新发现不断公布，带来学术界前所未闻的新史料。中山大学林悟殊先生是我研究中古外来宗教的领路人，已经故去的蔡鸿生先生关于中西关系研究的许多真知灼见对我治学创获帮助尤多。借助各地考古发现的西来文物，我对景教、祆教、摩尼教均进行探讨，发表了数十篇见解独到的论文，如粟特家庭景教信仰、景教歌咏音乐和吟诵艺术、景教飞天与佛教飞天辨识、洛阳景教经幢母爱主题等，在国际宗教会议上都得到了很好的评价。祆教是国际宗教界近年的前沿性课题，我利用新发现的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墓、安备墓以及国内外博物馆新展藏品，对祆教圣火图像等做了新的探索。至于摩尼教的探讨，我均以出土文物为标识，将文物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解读，有些已经成为博物馆展览采用和国际会议常用的内容，这也是将多年积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化实践的极好机遇。每次展览与配合展览的讲座都会遇到很多观众询问，通过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更加普及了学术研究成果。

从大平台上说，通过国际交流和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我进一步认识到，外来文化是欧亚大陆上民族史、边疆史、艺术史、语言史的前沿问题，体现了中国历代王朝与周边国家以及西亚、地中海沿岸之间的往来互动，这是中华民族博大胸怀的体现，是中华文明四海归一的独特魅力。所以，我指出中国的强大并不是单方面的开放，而是经济法律等国家制度方面的优越，吸引了周边诸国纷纷前来交往交流。

冯立君：我们注意到，您大致从2001年在《历史研究》发表《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就开始注重文物与历史的双重阐释，可以说这是您学术研究“别开生面”的全新阶段。您2000年从高校进入文物系统工作，刚好赶上跨世纪新的起点，是不是当时国家的战略和您的个人研究恰好有了一个交汇？可否请您谈谈自己这些年在文物研究上的视野、方法和经验。

葛承雍：学术界有些学者认为我到北京工作后，上了台阶，脱离了地域局限。确实，我在首都开阔了眼界，切磋交流的朋友多了，从器物书画到文物保护研讨涉及面更加广泛。可是为了防止发生误判，仍然时刻关注地方的考古新发现，从北方的陕西、山西、甘肃、新疆、青海等到南方的湖南、广东、福建等地，我都调查过，至于海外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只要有中国文物我都关心，只要有文物图书我都收集，并没有固定在一个区域中心不动。

如果说高校与文博行业的区别，最关键的是高校教学科研并重，文博单位是行政业务兼顾，两者侧重不同。很多高校教师写不了文保规划、展览大纲等实践型稿件，而文博单位人员则写不出学术性、理论性强的报告，如同文物保护专业做不了艺术研究，而艺术专业不懂文保实践的目的，所以国外有“艺术考古保护修复”专业。有人曾说文博行业只有专家没有学者，即是指领域不同，没有两者皆能统领的，这大概就是针对上述现状总结的。

在北京工作后，我交往了很多学界的同行，并与很多学界老先生相交互动，听取了很多经验传授，与跨界的学术大腕也不断沟通来往，经常拜读他们的学术成果，这对我扩展视野帮助很大，虽然不能说是重构了研究领域、进入了历史拐点，但是史实文本结合考古图像的整体性更加密切了，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以诗补史”在我的研究中转变为“以图证史”“以图明史”的突出特点。

学界也有些人称我是“纸上考古”，我认可且不否定。孙机先生、杨泓先生等都被人称为是“纸上考古”，实际上他们都是多年造就的文物专家，离不开考古基础和研究素养。“考古”的涵义很多，我虽不从事田野考古，但也深入考察了几百处考古工地，研究文物不到现场不会有观察体会，这是一个整体观。至于平常走访海内外的文物古迹就更多了，在博物馆或文物库房看文物、拍照片及与现场考古人员交谈，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因此不能认为在田野挖掘墓葬或发掘古城遗址才是考古。将田野出土的文物搬运回研究所，开始更为细致详实的甄别、判断、分析，这实际上是更艰巨、精细的考古工作，必须找出与文献典籍的记载对应吻合，因此这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工作，就像我们在文物科技实验室一点一点解剖出土文物一样，所以说这是“纸上考古”。

葛承雍老师考察徐显秀墓 2014年

葛承雍老师考察长安韩休壁画墓 2014年

每当发现文献和文物能对应结合是最快乐的时候，当然很多时候是无法立马找到的，需要慢慢琢磨，力求二者合榫合口。例如对隋代酒神驼囊的考证、对隋代环形壶的考证、对小海神特里同的考释，都是花了好几年工夫对比中西资料，还需要很好的外文印证和图像对照。

2010年从美国追索回归的唐武惠妃石椁，是盛唐开元二十五年皇后级别的文物，举办的特展曾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我观察拍照后逐幅画出线刻图，连续写了三篇考察西方艺术的研究论文，认为石椁“勇士与神兽”浮雕源于希腊化英雄牵神兽抗斗魔鬼神话，依据画史文献记载的拂菻画、拂菻妇人画、外国杂兽图等，找出外来画宫廷女性艺术特点，比对希腊神话艺术手法，指出这正是消逝已久的“拂菻画”，从而一举将武惠妃石椁线刻画定义为希腊化艺术东传的里程碑，艺术史界称我的研究是“复活拂菻画”。这种破天荒式的突破，使我又以武惠妃石椁线刻画中的反弹琵琶为样本，解读了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图像的来源，从胡人到汉人，从男人到女人，从长安到敦煌，三条主线互证粉本的传播，成为百年来敦煌乐舞研究的新观点，并被翻译传播到海外。

孙机先生说我的中外文化研究“从宏观的大写意到严谨的工笔画，以文物与文献相印证，完成了一系列学术界为之瞩目的具有开创性的论文，揭示出一系列隐秘不彰的中外文明交汇的史实”。孙机对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一直抱有谨慎的态度，他对国内的丝绸之路研究每每抱有批评的态度，作为学术纠谬经常一针见血，我的丝路研究题目请他审阅，每次都要问我有无根据，根据是什么，来龙去脉是什么？我体会到不拿出真凭实据说服不了老先生，他是不会满意的。孙机先生从不虚与委蛇，说实话讲真话，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他是老一代传统学者的楷模，他曾经想把批评学界谬误的论文汇成“纠谬集”，可惜最后没编辑成册。我家里挂着他写的对联“博览沉思是大学者，踏查实证做大文章”，作为精神文化遗产一直是鼓励我的座右铭。

孙机先生题联 2014年

冯立君：刚刚您回顾了最近四十年的治学经验，我们注意到您致力于汉唐时期胡汉人群与外来文明问题，2019年在三联书店结集出版的皇皇五巨册论著，便题名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能否请您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研究历程和学术感悟。

国家版本馆收藏展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

葛承雍：从古代胡汉族群角度看，历史上不同族群融入华夏的过程就是形成共同文化接受中华文明的过程。秦汉时代是各民族碰撞、交往和融合最显著的时期，到唐末五代时期，经过千年的多元文化汇聚，终于奠定了中华文明共同认可的民族心理。过去我们以中原汉文化“大一统”为天下观，遮盖和忽略了其他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古历史的解读，陈寅恪、岑仲勉、陈垣、向达等许多前辈学者都为我们后人研究铺垫了继续探讨的基础，特别是考古新资料为我们带来了新视野新视角，这些是老先生那个时代不可能见到的。我常说如果老先生们活着能见到现在出土的文物，他们一定比我们强，因为他们的学术功底比我们好，肯定会阐释出具有世界眼光的震撼论著。

近年大量出土文物证明胡汉交融是多种文明汇聚后的结果，有助于理解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吸收了各种文明后的容纳结晶。中古隋唐时期既善于继承前代遗产，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这一时期最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是我尤其关注的历史时段，希冀助研民族交流，还原历史，对话文明。国外学术界对中国胡汉历史的研究从语言学入手早在百年前就开始了，民族与外来语言破解是他们的优势，我们作为后来者利用考古新发现奋起直追，因为国际学术界不能没有中国学者的话语权，这是几十年来的体验与思考。

葛承雍老师于土库曼尼萨古城 2021年

可以分享的是，在老先生们指导下，几十年来我始终以考古新发现文物为先导，针对最新的前沿资料，或是未解读的文物，推出新的研究。以前我也作过胡语、俗语对音的复原研究，为了防止滥用，我谨慎考证，努力做到知己知彼，主要解读新出土文物，探讨外来文明相关领域的难题，这样或许可以更加辩证地、客观地看待诸多分歧，化解课题的迷茫。考古文物是先导，史学研究是基础，文学增添双翼，关注国内外学术动态，就是这几方面构成我的学术思路。

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的《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在古籍出版业里罕见地推出彩图版，一出版就售罄，并被评选为2006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我把以前写的唐史文章汇集成《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2016)，该书获得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成果奖。此后，我又将有关外来文明的论文汇编成五卷本《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2019)，分别为交流卷、艺术卷、民族卷、宗教卷、胡俑卷，比较全面地覆盖了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些论文发表时就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所以五千套很快售罄，随后又加印了；2020年国家版本库(西安馆文济阁)将这五卷本收藏入库并在丝绸之路专柜展示，很多看到的人都说这比获奖都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呈井喷之势”。实际上我的每篇研究论文都经过几年打磨，写作发表都是很慢的，不敢说是“井喷”，只能说竭尽全力拿出“干货”“优货”献给广大的读者，在中华文明图书印记上留下小点点。

2024年中西书局出版了我四十年来发表的史论《证史启今三千年》、史评《书卷留声二万里》两本书，前者50多篇是总结了我的历史观和学术发轫期至今的思想史，后者40多篇则是治学史评记录，既有文物“微观史”，也有历史“宏观史”，既有对老先生的“仰观”，也有对新锐学者的评议，都是具反思性特征的别样文章，其中不少篇目曾被《新华文摘》和各类报刊转载过。不过这两本理论性强的著作并没有吸引很多读者，其中对历史观、世界观的阐述一般人可能不理解，因为它们不是讲故事，而是以专业眼光认识世界，该套书获得了2024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

冯立君：除了已知的学术研究之外，您长期担任文物出版社、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领导职务，请问您是怎么协调管理和科研的关系的？

葛承雍：我在文物出版社当了十年总编辑，每年翻阅无数的稿件和考古文物方面的图书，从先秦到明清时代涉及面很广泛，可以说是“万金油”式的编辑。在甘做人梯、为人作嫁的同时，当然也开阔了自己的知识面，迫使自己阅读补充大量的知识。但工作中绝不追名求利，我参与编辑的图书连名字都不挂，更不争着当个挂名主编。对不惜脸面抢帽子、填虚名的事我也不屑去做，虽然走出了“象牙塔”，可是书生气仍旧改不了。如果我不做所谓的“官”，不离开高校在那里潜心学问，学术成果可能会更多，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的结果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把学问写在大地上”“把智慧贡献给人类”。不管从事何种职业或何种工作，关键是看能否做出特色，坚守底线，填补空白，影响社会。

国家每年出版二三十万种图书，出版文化遗产方面的出版社有200多家，作者愈多出书，愈要重视图书文章的优劣，我认为出版不在于字数多寡、篇幅长短，而在于选题精良，创新取胜，反对注水拉长、堆砌史料，讨厌虚浮的文风。坦率说，现在学界急功近利的作品很多，获学位、找工作、晋职级、评职称等都需要大部头著作垫底，甚至为了评奖，几十卷注水图书也很多。至于社会上收藏界假冒赝品很多，就想借文物出版社“金字招牌”浑水摸鱼，我大概拒绝了几十种不靠谱的“文物”图录，从红山玉器、秦汉金器、唐宋匾榜到汝窑宋瓷、清宫香炉、明清书画等，林林总总不少，我说自己不是文物鉴定家，可我有文物历史基本常识，不靠谱的东西拿不准至少要谢绝，因而也不免得罪了一些人。针对文博收藏界被人诟病且泛滥的不良风气，我还写了《追求文物出版的价值》这篇文章，引发的讨论被《中华读书报》列为2013年十大出版事件。回顾这几年，一些造假恶果已经显现出来了，更体会到学术把关的重要性。当然，还得感谢许多老先生、大学者们的严格把关，经常打电话或面谈指出我们面临的问题，教育我们认识到真正的经典图书是人类最严肃的思考，他们的教诲让我们的心智不至于浮躁或麻木。图书不只是让出版社收获赢利，维持生存，真正的经典图书是有社会使命的，是人类最严肃的思考、最深切的关注，并不因为新媒体的投入而改变主题。

我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时，首先面临就是大运河保护难题，当时大运河大部分河段连县级保护都不是，有些段落被水利工程使用，所以南水北调工程利用河道引起了我的焦虑。就此，我首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大运河究竟算不算文化遗产》，提出文物保护管理的一些问题，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从而首次正式提出了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建议。如今退休十年了，时过境迁再无诸事撩扰，潜心问学，专心寻找中古与世界隐秘关联的学问。

冯立君：这些年来您策划、参与了不少国家级重大展览、重要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能否谈谈其中印象最深的几次？

葛承雍：近年来，我陆续参与了国家文物局和文物交流中心以及一些博物馆的展览策划工作，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APEC“丝绸之路展”“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首都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展，香港历史博物馆“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故宫博物院“五洲四海:‘一带一路’文物考古合作考古展”以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展”“华夏瑰宝”“大唐风华”“殊方共享”展览等。我在担任学术总顾问或首席顾问时，都不辞辛劳亲自到各地基层单位挑选文物展品，配合展览梳理大纲，亲自撰写专文解读，这使我看到了许多原先不被重视的文物，在践行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中，开阔了我的眼界，提高了自己的境界，对主题策划、展览用语、疆界地图诸方面，均收获匪浅。我写的几篇丝绸之路大宏观论文实际都是对世界质疑的回应，并在策划展览实践中使得研究成果得到应用。例如丝绸之路申遗第一阶段路网问题，海上丝绸之路起点问题，秦汉隋唐与希腊罗马拜占庭文明对标问题，祆教(琐罗亚士德教)圣火问题，长安与洛阳景教之间关系问题等，都涉及宗教艺术、丝绸之路、中古历史、古都沿革、建筑风貌等领域，这些问题也都在展览中有过呼应或体现。

现在随着学术界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大家不满意戏说、穿越作品的泛滥，对研究成果的质量、品位和启迪的要求也更高了，质疑、怀疑、商榷、批评的文章越来越多，这都提示我们任何一项研究都不能信口开河，拼凑充数，特别是与国际学术界对话接轨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信誉和话语权。今后如果有条件，我愿和年轻学人共同继续以学术前沿课题为突破口开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