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点破首相访华背后的务实考量：“安全”不能当饭吃，再不行动就晚了！|外交政策|欧洲|美国|英国首相

导读

日前英国首相率团访华，凸显务实转向。传统上西欧奉行“不对称结盟”战略，高度依赖美国，但如今美国的经济保障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英国“脱欧”后对美战略依赖与经济现实脱节，亟需多元化。中国作为重要贸易伙伴和规则制定的关键参与者，成为英方风险管控与竞争力维系的重要对象。未来英国对华关系应遵循理性互动、平等互利等原则。此次访问标志着欧洲正从陈旧战略转向务实治理，以战略现实主义应对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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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塔里克·马利克
(Tariq H. Malik)

辽宁大学组织与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1月28日至31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2018年以来英国首相首次访华。此次随同斯塔默访华的还有英国商务大臣凯尔和一个由资深商界领袖组成的代表团，充分彰显了此行的务实主义取向。

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欧国家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遵循着这样一套战略交易模式：美国凭借其霸权地位构建起总体安全框架，掌控着跨大西洋体系的政治节奏，并在危机来临时，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和金融保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赖关系发生了演变——我们可以称之为“不对称结盟”战略：持续锚定在美国的轨道上，依仗其安全承诺，并假定该霸权体系最终能够缓冲重大的经济压力。

表面上，这一战略被包装为“原则上自主”或“价值观导向的立场”，然而这种说法掩盖了持续的结构性依赖关系，实际运作起来往往就不是这样的了。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支配地位成本上升、权力分散、供应链多元化以及经济冲击反复出现，叙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了。美国的“保障”曾被西欧国家认为是理所当然，但现在已经不再能给它们带来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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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英国首相此次率团访华的意义超越了普通的“礼尚往来”。此举虽然并不必然意味着英美盟友关系的逆转或对核心关切的转变，但它至少表明了英方的治国理政模式正在转向务实：以对话为治理工具，通过接触来管控风险，利用外交手段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维护国家利益。

未来英国对华关系的调整，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结构性驱动因素来理解。

首先，传统的“不对称结盟”战略已经不足以解决经济问题。尽管英国在战略和安全层面与美国结盟，但它的经济结构仍主要依赖欧洲。即使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在2024年仍占英国出口的41%、进口的51%左右。相比之下，尽管美国是英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国，但它也只占英国商品出口的16%左右，进口份额就更小了。这种失衡凸显了英国“脱欧”后面临的一个核心矛盾：战略依赖转向了美国，但贸易依存度却并未相应提升。英国财政监管机构承认，“脱欧”使英国的整体贸易强度降低了约15%，这个损失无法通过与美国更紧密的安全合作来抵消。

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不再仅仅是象征性的嘴上说说，而是现实中重要的宏观风险管控手段。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要一边重申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一边“务实”地重新与中国展开接触：中英年贸易额已经连续多年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是少数几个足以在宏观经济层面发挥影响力的大市场之一。对于正疲于应对“脱欧”后困境和能源波动的英国来说，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多元化不仅是战略转向，更是经济风险防控中不可或缺的必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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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标准已不再只是技术层面的附属品，而是越来越成为决定市场准入、互操作性以及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谈判和规则制定的中心也在悄然变化。

如今，中国不再仅仅是销售商品的市场，而是已成为规则制定的主要舞台之一。在绿色和数字技术的标准体系中，中国的影响力已显著扩大。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提交了1337份提案，是最活跃的贡献者之一。在电信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全球技术规则继续累积。仅在2024年，国际电信联盟就发布了412项新的标准建议书。当这些规范成为全球基准时，谁当初参与了规则讨论与制定的过程，谁就会在竞争中更有优势。

在实践中，很多技术标准不是在多边论坛中“谈”出来的，而是在大规模部署这些技术的市场中“做”出来的——而中国正逐渐在这样的市场中扮演核心角色。

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出口高价值服务，并寻求在金融、监管、生命科学和清洁技术投资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来说，对华合作已成为一个事关竞争力的问题。如果今天英国缺席互操作性、碳核算、数据治理、电动汽车和电网标准以及“绿色数字”框架等领域的竞争，明天它就有可能沦为一个被动的规则接受者，只能接受由别人制定的标准，直到市场准入收紧时才猛然意识到高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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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影响力源于实实在在的参与，而非象征性的表态——因为一旦接触中断，欧洲塑造结果的能力往往也随之瓦解。一个现实的例子是中欧投资关系：《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早在2020年底就已谈妥，旨在确立改善的市场准入和清晰的规则，但欧洲议会出于政治原因冻结了这项协定的批准动议。欧洲本想在某些关键条款上施加影响，结果反而失去了制度性杠杆和议程设置权。

这件事给英国上了一课：在以投资审查、技术治理、供应链重新设计和气候协调为时代特征的今天，有组织的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亲身参与虽然并不能完全消除风险，但它至少可以提高风险预测和管理能力，让“别人抢先制定规则，英国随后被迫接受”的可能性降低。

英国的立场究竟是否发生了变化，不能只看表面姿态，更重要的是实际行动。以下五项原则为摒弃幻想、务实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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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以理性态度开展互动，不应把合作伙伴过度美化、把竞争对手妖魔化。要承认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复杂性，避免极端情绪，建立稳定的对话渠道，这才是成熟的态度。

第二，要划定清晰而一致的界限。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特别是敏感技术、关键数据和军民两用物项等方面必须设限，提前预见风险。相关规则越模糊越可能滋生不信任和误判；越清晰越可以降低危险。

第三，要将价值观与政治作秀区分开来。价值观和人的尊严仍然是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但道德表现不能取代政策设计。有效的外交需要连续性、程序性和严肃性，不能仅靠“整一个大新闻”式的象征性表态。

第四，平等互利应成为核心指标。成功的伙伴关系不能用合了几张影、讲了几次话来衡量，而须通过互惠性来评估，包括开放的市场准入、透明的规则、可靠的争端解决机制，和经得起政治周期考验的制度性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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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进行国际协调的同时保持独立判断。与盟友进行协调固然重要，但如果在战略上过于依赖外部政治风向，就降低了国家的灵活性。独立的判断对于构建长期韧性仍然至关重要。

整个欧洲正在上演一场深层次的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围绕中国，也围绕美国展开。欧洲人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建立在美国霸权、安全承诺和经济缓冲预期基础之上的“不对称结盟”战略已经走到尽头。这种架构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但它已经不再能继续提供西欧曾经设想的那种保障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面临的挑战是，要制定一项与当下世界格局相匹配的新战略，来纠正叙事上的错位。

英国首相最近对中国的访问，应该放在以上这种更广泛的转型背景下加以解读。它标志着从因循守旧式的安逸状态向务实治理的调整，即认识到如今要实现稳定，不仅需要同盟阵营，还需要拓展对话；不仅需要高喊口号，还需要实际行动；不仅需要安全保障，还需要经济韧性。

如果处理得当，当下这一局面将不会以“屈服”或“对抗”来定性，而会以治国之道来诠释：建立持久沟通渠道，在不自我孤立的前提下管控风险，并以战略现实主义的态度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