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何以中国”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如果细细追问，这一个问题就会变成两个：一是“什么是中国”，定义其内涵；二是“为何形成中国”，追溯其过程。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对于“我们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叙事和理解。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学术研究，或者说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共识更多来源于中国的史学传统。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有了自觉的民族国家，也就是“中华民国”之后，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于古代的理解，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一个“上下五千年”的时空框架。20世纪初以来的历史教科书，普遍采用从“黄帝纪年”开始的历史叙事，“上下五千年”作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朗朗上口，深入人心。这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地缘政治压力，中国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方式振臂，对国家历史的重新建构。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同往昔，站在当代考古学与历史学所搭建的阶梯上重新审视，这段模糊的、由传说和信史共同构成的漫长历史不仅变得日渐清晰，亦变得更久远更鲜活。“上下五千年”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而不再能承载“何以中国”的追问和答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希望纪录片《何以中国》可以通过考古学的学术成果呈现一部视觉化的中国深历史，也希望通过这本书，使这样的努力成为一种更为持久的分享。
为什么是考古学？理由很简单，要研究文字发明和使用之前的久远的人类历史，要看见文字记录之外的鲜活的古代社会，考古学是我们唯一的途径。有了考古学以后，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通过科学获取信息的方法、科学分析资料的手段，去分析、复原和理解几百万年前的古人类，几万年前的现代人，一万年前开始安土定居的我们的祖先。有了考古学之后，我们有了看见过去的新的窗口和眼睛，看到的不再只是人名、事件和年份，更是具体的物、具体的场景和具体的历史样貌。我们开始对这样一些很早的、远远超出了历史文献框架的人类群体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研究和探索的方法。
西方在有了考古学这样的一个学科、在它发展出新的研究范式之后，对于中华文明史的追溯，仍然是以甲骨文为起点的。随便找一本英文的考古教科书或科普读物，同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文明并列的，仍然是殷墟、商王朝和黄河流域这个“中华文明的摇篮”——这样的认知远远滞后于本书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基于自身研究经验的局限，西方学者形成自己对“何以文明”的定义，面对一个缺乏文化实践体认的东亚异邦，即便是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也往往只能从有文字自证的地方开始，构建对东方文明进程的认识框架。但是，这显然不是我们要追溯的“何以中国”这个过程的全部。
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这几年大家都会被四川三星堆遗址吸引眼球。通过对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宣传，很多人知道了在公元前1200年之前，与中原商文明同时期的成都平原，已经有了这样平行发展的本地文明，它的独特面貌完全有别于我们熟知的以甲骨文和青铜礼器为代表的殷商文化。还有2019年申遗成功的浙江良渚古城遗址，是一个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的5000年前的古代城市。没有金属工具就能达到的玉器手工业成就，没有文字系统就能组织大规模社会营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这些不仅使它载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刷新了世界对文明的定义。而这些辉煌的过去都是用今天的地名来命名的——《史记》当中从来没有良渚或者三星堆，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并不存在它们的踪迹，是考古学家找到了这些历史并给它们起了名字。这说明，人类的历史并非仅靠文献传承，早期中国的历史图景远比文字记载更为久远、丰富和复杂。
当然历史的价值远远不止呈现，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是希望能回答“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将往何去”的终极问题。不同于世界其他远古文明，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发展至今的内在脉络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文字、礼俗、思想和民族精神能始终相承而未中断？这个文明古国如此强的韧性和生命力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造就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仅要延伸探索历史的时间维度，也要有观察古代社会的多重视角，更要能把握住历史变化的宏观节奏。而这些，都需要由考古学的重要发现与研究来实现。
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初衷是将最新的考古学发现和成果视觉化地记录下来。而现在这本书，去除了动态复原的历史场景，文稿的学术性和艺术性得到了更为凝练的呈现。我们可以很不谦虚地说，支撑文稿形成的考古材料和观点都是非常前沿的，甚至很多还在研究当中。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兼具了学术性和前沿性的考古学成果来支撑、来帮助大家构建一部和以往的叙事有所不同的万年中国史。
纪录片的8集，也就是本书的8个章节，代表了我们理解的这个长尺度的中华文明简史里面最重要的那些变化节点。
用一句话来说，这些变化节点就是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然后是中国青铜时代来自不同部族的三代兴替，一直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兴起，即“中国起源”。
全书的编排并不完全按照时间顺序。第一章是首先给出一个答案，就是“什么是中国”。我们重新学习秦汉史，它的核心是什么？它对后世中国这种延绵不断的连续性的贡献在哪里？我们在第一章里先把这个结果说出来，然后再回到最早的人类起源的阶段，从头说起。
接着的7章，它的宏观节奏实际上可以从第五章《择中》这里一切为二。《择中》和之前的3章，讲的是所谓的史前史，就是没有历史文献记载的这样一个人类文化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几个最大的命题：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农业？什么时候有了定居社会？什么时候有了社会不平等？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文明？这样的宏观变化是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是只有东亚地区才有。不同的区域，发生的时间节点和先后顺序还不一样。我们其实不用太去攀比谁早谁晚，因为如果按照冶金术和文字起源的标准来看的话，两河流域文明或者古埃及文明，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所谓的文明成就上，节奏是比我们的要快的。我们之所以要慢慢地来把这个宏观的节奏讲清楚，就是因为这些变化的节点一步一步地决定了“何以中国”，或者说我们祖先走过的每一步都在不停地回应“何以中国”这个问题，在每一个节点都解决了“中国最终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些核心性的问题，也就是夯筑了“何以中国”的根基。
后半段则是关于先秦史即商周至秦的章节。这部分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已有知识可以来互文。从宏观层面，我们希望读者能看到中国走向一体化进程中的多元底色，夏商周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王朝更替，夏商周疆域之外的早期中国也很精彩和重要，乃至于到了周代，影响后世的礼俗制度逐步成形，不同的封国、不同区域之间，都会有自己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实践。而这些多元性才是秦汉这样的一体化王朝最终能够形成的最主要的基础。
多元一体就像分子生物学中的双螺旋结构，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体两面，始终回旋交织着共生，它是人类遗传的基因结构，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基因密码。所以我们用考古学叙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非线性。
我们以往学习的历史可以用一根时间轴来理解，一个个时间坐标就像尺子上的刻度，无论疏密，它都是一个有明确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的线条。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觉得历史是要背的，哪一年发生了什么，哪一年又接着发生了什么。而考古学看到的历史不是一把标尺，时间是有形状的。中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时间的形状在万年历史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和具体。因此，在不同章节，考古发现会带着读者走南闯北，看到我们祖先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早期中国不能被压平在一条标注了年份的时间轴上，中华文明也并不是从一条涓涓细流里生发出来的。
中国历史为什么没有中断？为什么这样一脉相承？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韧性和生命力？这背后的核心并不是一体化这么简单。“一体”只是一个表象，一体两面的另外一面，就是多元。正是因为中国古代存在这样的多元性，在空间上和文化多样性上存在很大的腾挪空间，它才能够有这样的韧性，不断地在内部进行调整、自我修正，然后不断地继续往前。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考古学或者希望《何以中国》可以带给大家的：对历史的理解不是线性的，而是全面的、多元的。
除了长尺度的历史、非线性的历史，还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考古学可以让读者真正地贴近历史、看到历史的真实性，这就在于我们观察的多重视角和实证方法。多重视角不光体现在历史细节的真实感上，也有意识地在整个文本里面加重了一些小人物的视角——我们用了很多的出土文献、简帛文书，它们都是被无意识地留下来的，承载了普通人的视角对当时社会作出的记载。
我们的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从出生到成长，有挫折坎坷，也有高光时刻。在每一集每个章节中，我们选择的叙事人物也是从少年、青年逐步走向成年，从远古到秦汉，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自己的成长史。
（作者为纪录片《何以中国》学术总制片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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