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
复旦大学
社会学系
教授
覃文晶
复旦大学
社会学系
研究生
大学层级抑或专业更重要？
——中国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优势阶层地位获得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 | 刘欣、覃文晶
责任编辑 |赵梦瑶
本文整合再生产论和人力资本论提出，在转型社会的二元分层体系里，高等教育水平分层通过赞助性流动再生产公职优势阶层，通过竞争性流动再生产市场优势阶层。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大学层级越高越有助于毕业生进入优势阶层，尤其是公职优势阶层；非实用专业有助于毕业生进入公职优势阶层，实用专业有利于毕业生进入市场优势阶层。入党在大学层级、专业与公职优势阶层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其在大学层级、专业与市场优势阶层之间则无此效应。上述发现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以不同机制维护着公职—市场二元分层体系及优势阶层的再生产。
一、引言
高等教育水平（horizontal）分层，即大学层级及专业差异，对个体的职业阶层地位获得具有重要影响（Gerber & Cheung，2008）。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目前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探讨这一影响是否因就业所有制部门不同而存在差异。既有关于高等教育与优势阶层地位获得的研究，或着重关注高校层级（叶晓阳、丁延庆，2015），或聚焦于专业的影响（贺光烨，2018；杨帅、孙明，2020）。尽管有研究已注意到高等教育水平分层可能影响管理职位的获得（Hu & Vargas,2015），而这种影响还可能因所有制部门不同而异（刘保中、张月云，2022），但对于这种差异形成的机制，仍有必要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安排进行更深入的阐明。
学界对高等教育水平分层的概念化可归纳为两种更抽象的理论思路。一是将其视为通过再生产而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的过程和结果（Bourdieu，1988/1984，1996/1989）。二是将其概念化为人力资本差异（Becker，1964），或视为人力资本质量的信号（Spence，1973；Weiss，1995）。与这两种概念化思路相对应，关于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何以影响职业阶层地位获得的解释，形成了侧重点不同的两种理论观点，即再生产论和人力资本论。前者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相关理论为代表，后者则以贝克尔（Gary S. Becker）的相关理论为代表。然而，二者的理论前提均与中国现实的制度安排相去甚远，其适用性面临挑战。
在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已较高的背景下，探讨高等教育水平分层对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为理论拓新提供了契机。2020年，约2.17亿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20~34岁人口中约40%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阶段，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垂直分层已不足以充分解释高等教育对阶层分化的影响，高校层级、专业等水平分层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的大学体系深深嵌入在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本文从转型社会的二元分层体系论（刘欣，2007，2018，2021）出发，基于所有制部门分割的制度前提，整合再生产论和人力资本论，拓展关于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阶层地位之间关系的解释，并由此推演出研究假设。本文采用准实验设计的思路，先使用基于倾向值的逆概率处理变量权重（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简称IPTW）加权数据，继而运用二项及多项逻辑回归、KHB（Karlson-Holm-Breen）法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2018年和2021年的合并数据，用自助法（bootstrap）对回归和中介效应的结果作稳健性检验。通过综合运用以上方法检验研究假设，本文提出并讨论相关研究结论。
二、再生产论、人力资本论与阶层地位获得
（一）再生产论与阶层地位获得
布迪厄的再生产论认为，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场域，能够生成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具有独立于经济与政治场域的相对自主性（Bourdieu，1988/1984，1996/1989）。不同高校因其所拥有的经济或文化资本量不同，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由此分化为重点高校和一般高校。前者的学生主要来自精英阶层家庭，他们在入学时便已具备精英阶层的惯习和文化资本，因而更倾向于选择纯知识、纯科学或纯文化类的专业，毕业后则主要进入教学科研机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艺术团体等职业领域。后者的学生则多来自非精英阶层家庭，他们在入学时所承袭的家庭文化资本较少，并带着非精英阶层的惯习，在专业选择上更偏向应用知识、应用科学、应用文化类方向，毕业后主要从事技术和应用性职业。布迪厄由此认为，高等教育体系如同一个自主运行的分类机器，不仅在入学时根据学生的家庭阶层背景将其分流至重点或非重点高校、学术性或应用性专业，还在学生毕业时，为他们进入与大学层级和知识场域（学科专业）对应的社会阶层位置提供条件。高等教育系统因而发挥了维持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作用。
布迪厄的再生产论虽是基于法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提出，但其论断在其他国家也获得了经验支持。对中国、韩国、美国等国的研究发现（Sandefur et al.，2006；刘玉君、张济洲，2018；李荷、郑印皙，2022），优势阶层的子女更有可能进入重点大学并更倾向于选择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等理论性、学术性更强的专业（Goyette & Mullen，2006；Hu & Wu，2017）。此外，来自高质量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时也更容易获得管理类职位（李荷、郑印皙，2022）。
在中国，虽然已有一些研究间接依托布迪厄理论探讨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阶层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但直接进行系统探讨的文献尚不多见。与此同时，这些研究往往未能充分重视布迪厄再生产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假定，即教育系统是相对独立于经济与政治场域的特殊知识场域。由于该前提的设定与中国大学所处的结构位置存在显著差异，再生产论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面临挑战。
（二）人力资本论与职业地位获得
与再生产论不同，人力资本论认为，相较于一般院校，名校毕业生因人力资本更为丰富，从而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回报（Becker，1964）。对雇主而言，大学层级传达了毕业生人力资本的信号（Spence，1973；Weiss，1995），这有助于降低招聘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给雇主带来的不确定性，进而帮助其作出雇佣决策（Spence，1973；Connelly et al.,2011）。从专业角度看，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专业毕业生所获得的人力资本更为稀缺，因此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往往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Paglin & Rufolo，1990；Thomas & Zhang，2005）。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主要关注教育与收入回报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发现，就大学层级而言，美国名校毕业生在职业生涯早期具有更高的收入增长率（Thomas & Zhang，2005）。韩国首尔地区的大学质量更高，其毕业生收入也高于地方大学毕业生（Park，2015）。在中国，重点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也普遍高于一般大学毕业生（杨中超、岳昌君，2016；周扬、谢宇，2020；刘保中、张月云，2022；李逸飞等，2024）。从大学专业来看，在美国、荷兰、挪威等国家，工程专业的回报高于其他专业，商科、自然科学和数学类专业的回报高于平均水平，而人文学科的回报则低于平均水平（Gerber & Cheung,2008）。对中国的研究同样发现，STEM专业的收入比非STEM专业的收入高（Hu & Hibel，2015），理工类、经管类专业的收入也比人文社科专业的收入高（杨中超、岳昌君，2016；杨帅、孙明，2020；刘保中、张月云，2022）。
然而，基于人力资本论的研究较少关注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阶层地位之间的关系，针对中国情况的研究更为有限。为数不多的几项研究表明，中国排名靠前的大学的毕业生更可能担任管理职务（Hu & Vargas，2015），并进入体制内工作（刘保中、张月云，2022）。专业则影响毕业生进入的所有制部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专业的毕业生更可能进入体制内，工程技术、金融和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则更可能流向体制外（Yao & Han，2024）。尽管这些研究注意到高等教育水平分层对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外的影响，却并未直接探讨这种水平分层与阶层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也未分析这种关系在所有制部门间的差异。
人力资本论的适用前提是存在自由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且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然而这些前提在当前中国的转型经济中，尤其是在公有部门里并未完全成立（刘欣，2018，2021）。因此，该理论的适用性既需要在理论层面上结合转型社会的制度安排加以澄清，也有待在经验层面上进行检验。
三、二元分层体系下的优势阶层地位获得
将再生产论和人力资本论用于解释中国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阶层地位之间关系时，二者的前提假定都面临挑战。然而，它们对高等教育水平分层的概念化和解释仍具有借鉴价值。再生产论的前提假定虽与中国大学系统嵌入党政体制的制度安排不尽一致，但它将高等教育水平分层概念化为文化资本差异所区分的重点与非重点、学术性与应用性知识场域，并将高等教育视为社会成员的分类过程，从而阐明大学层级、专业与阶层位置之间关联机制的做法，及其所蕴含的赞助性社会流动（Turner，1960）逻辑值得借鉴。人力资本论的前提虽不完全适用于公有部门，但对市场部门而言却是合乎逻辑的。
我们认为，对于二元分层体系并存、大学嵌入国家权威结构之中的中国现实而言，再生产论和人力资本论并不构成竞争性解释。本文尝试将二者整合进二元分层体系的理论框架，以阐明高等教育水平分层在不同所有制部门中对优势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参考刘欣（2021）的精英类型学，本文将阶层地位划分为公职优势阶层（包括公有部门的社会上层和中产阶层）、市场优势阶层（包括私有部门的社会上层和中产阶层）以及非优势阶层（包括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自雇者、农业劳动者等）。
（一）赞助性流动与公职优势阶层地位获得
二元分层体系论认为，行政协调在公有部门中占主导地位，形成了权威型支配—服从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进而形成了由支配者阶层、中间阶层和被支配者阶层构成的分层体系（刘欣，2018，2021）。在这一体系下，居于支配地位的公职优势阶层在成员遴选中以价值理性为导向，强调政治忠诚资格；忠诚者更有可能通过赞助性流动机制进入公职优势阶层（刘欣，2021）。
显然，再生产论所强调的高等教育在社会成员再生产过程中的分类功能，通过划分重点和非重点高校、学术性和应用性知识场域，以及这些高校、场域与社会分层结构中相应位置之间的平行对应关系（Bourdieu & Passeron，1979/1964，1990/1970），阐释了高等教育通过赞助性分层机制所发挥的作用。这一分析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重点与非重点大学在政治和文化资本分配上的差异。
我们借鉴布迪厄将高校和专业划分为重点与非重点高校、学术性与应用性专业的分类思路，将中国的大学层级区分为部属、省属和地区所属院校，并将专业划分为实用专业与非实用专业。实用专业指那些能够直接应用于实践并产生经济收益的专业，其学习内容与劳动力市场中某些职业的工作要求具有较直接的对应关系，如经济、管理、工学、农学、医学等专业大体属于此类。非实用专业则主要指那些与现实应用无直接关联的专业，其研究成果往往难以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或政策实践，价值不易以经济标准衡量，学习内容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缺乏直接对应关系，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社会科学、理学等专业大体属于此类。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专业的区分不同于STEM与非STEM的分类方式。后者强调的是专业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并假定STEM专业能赋予学生更为稀缺的人力资本（Paglin & Rufolo,1990;Thomas & Zhang,2005）。这种将学校教育简化为以经济回报为核心的市场投资行为的视角，忽略了非STEM所赋予的文化资本对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实际上，技能性人力资本并非STEM专业所独有；而STEM中的数学和理学也并不具备工程技术那样的直接实用性，反而更接近布迪厄所指的纯科学专业。同时，职场除了对从业者的知识技能有人力资本需求外，还对其思维方式、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方面有所要求，而非STEM专业在这些能力的培养上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李娜等，2019；张青根、沈红，2022）。由于军事院校不属于普通高等教育范畴，本文的大学层级划分和专业分类不包含军事院校及相关专业。
中国的大学系统是国家通过行政级别设定、资源配置与质量评估等机制建构而成的，由不同层级的高校组成的体系。国家通过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管理大学，从校领导到职能部门再到院系，均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学校各级管理人员由党组织任命，“党管人才”是基本人事制度（常亮、杨春薇，2022）。除少数民办院校外，大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政府通过设立重点建设项目、开展评估等方式，引导大学发展，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并影响学科布局和方向设置（郭秀云、黄恒学，2019；毛建青、陈文博，2021）。因此，大学层级越高，其所肩负的“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也越重大。重点大学被视为培养国家高层次人才和领导者的摇篮，其学生被赋予了接班人的使命（姜德学，2020）。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相比地区高校毕业生，部属和省属高校毕业生更有可能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
培养学生政治忠诚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发展其加入党组织（谢桂华、张阳阳，2016）。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在重点大学中发展政治忠诚、综合能力强的学生党员，在制定党员发展目标时往往向高层级大学倾斜（吴晓刚，2016）。同时，重点大学在教学设施、资金投入、师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等方面具备的相对优越条件，也使其在政治吸纳和党员发展上更具优势，更容易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党员发展目标。此外，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常常被等同于国家精英人才，这促使学生更加重视获得党员身份，从而为日后成为公职精英积累政治资本。显然，与低层级大学相比，大学层级越高，其通过赞助性机制培养人才方面的优势就越明显。
现有研究也发现，高层级大学的学生拥有更多的入党机会。“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结果显示，15所“985”“211”大学的学生成为党员的几率是非“211”大学的2.6倍（吴晓刚，2016），“985”大学的学生入党的几率比非“211”高校高1倍（谢桂华、张阳阳，2016）。北京3所“985”大学的学生入党申请成功率超过55%，而其他“211”大学或非“211”大学的学生入党申请成功率则低于45%（李丁、唐承祚，2016）。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2a。
假设2a：高层级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在读书期间入党。
党员身份是政治忠诚的信号（Li & Walder，2001），而政治忠诚者更有可能获得赞助性流动的机会（刘欣，2021）。有学者对党员身份有助于提升社会经济地位表示质疑，例如戈伯（Theodore P. Gerber）对东中欧转型社会的研究发现，在控制选择效应后，党员身份并未带来明显收益（Gerber，2000）。不过，罗纳塔斯（Akos Rona-Tas）和古塞娃（Alya Guseva）指出，戈伯的模型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一旦补充这些变量，选择效应的解释便不再成立，即党员身份确实能带来回报（Rona-Tas & Guseva，2001）。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的研究支持了党员身份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具有独立效应的结论。马欣欣（Xinxin Ma）和岩崎一郎（Ichiro Iwasaki）对71篇相关文献进行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党员身份对工资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Ma & Iwasaki，2021）。为回应选择效应的质疑，麦克劳克林（Joanne Song McLaughlin）运用倾向值匹配和工具变量等方法重新估计党员的经济回报，结果表明，在当前中国社会，党员身份能够独立带来收益（McLaughlin，2017）。因此，在控制人力资本的情况下，党员身份的效应可被视为政治忠诚的体现。
在进入公有部门时，党员毕业生被认为比非党员毕业生具有更高的政治忠诚信任度。同时，党员身份作为一种担保，使得既有公职优势阶层的成员在识别新成员时，不仅能降低甄别政治忠诚的成本，还能降低因遴选决策失误所承担的风险（Zhou，2000；刘欣，2021）。显然，在经过高层级大学赞助性培养的毕业生中，政治忠诚且业务能力突出的“又红又专”者比例更高。相较于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他们更可能成为公职部门的新成员。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b：与非党员相比，在读书期间入党者更有可能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
假设2c：在读书期间入党，在大学层级与公职优势阶层地位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学界关于中国大学专业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尚存分歧。一些研究发现，STEM专业毕业生比非STEM专业毕业生的收入更高（Hu & Hibel，2015）；理工类、经管类专业相较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具有更高的收入回报（杨中超、岳昌君，2016；杨帅、孙明，2020）；相比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理工类专业的毕业生更容易进入体制内工作（刘保中、张月云，2022）。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具有高市场能力的金融、商科、工程、计算机等专业的毕业生更可能进入私营企业；而市场能力较低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生则更倾向于在国有部门就业（Yao & Han，2024）。尽管这些研究发现存在分歧，但它们都将专业视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
我们认为，对于能否进入公职优势阶层而言，专业领域与其说是对人力资本的衡量，不如被理解为布迪厄意义上的文化资本分类和惯习养成的场域（Bourdieu & Passeron，1979/1964，1990/1970）。相较于实用专业，非实用专业的毕业生通常积累了更多的文化资本，更可能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从事组织管理、教学科研、艺术等相关职业，从而跻身优势公职阶层。惯习作为内化于个体身心之中的习性（Bourdieu，1990/1980），受家庭养育方式的影响（Lareau，2003）。若将惯习概念延伸至大学专业对学生的影响，则不难理解，相较于实用专业，非实用专业更重视培养学生对文化、艺术、学术等领域的理解力以及在这些领域的对话能力，使其形成高水平的阅读、写作及理解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惯习。而这些惯习恰恰契合公职机构对其成员在政治素养、社会问题与文化现象上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因此，通过大学非实用专业培养所获得的惯习，为毕业生进入公职优势阶层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基于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相较于修读实用专业，修读非实用专业的毕业生更有可能成为公职优势阶层的成员。
如前所述，非实用专业培养所赋予的惯习为毕业生进入公职优势阶层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仅具备这些条件尚不充分，他们还需符合公职优势阶层对候选人政治忠诚的要求。因此，非实用专业的学生为增加进入公职优势阶层的机会，更有可能申请入党。一些研究也发现，相较于其他专业，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提交入党申请的意愿更强（苗红娜、余泓波，2022）。2009—2012年“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也显示，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申请入党的几率显著高于其他专业（谢桂华、张阳阳，2016）。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a：与实用专业的学生相比，非实用专业的学生更有可能在读书期间入党。
假设4b：在读书期间入党，在专业类型与公职优势阶层地位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二）人力资本、竞争性流动与市场优势阶层地位获得
大学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影响（Becker，1964）。通过提升学生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大学教育使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相比中学生更具竞争力，并获得更高的收益（Becker，1964）。显然，人力资本论强调的是大学毕业生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上所能提供的劳动能力及其效用，该理论的逻辑在公有部门情形下缺乏自洽性。
然而，人力资本论的基本解释逻辑却与二元分层体系论中关于市场部门存在绩效主义与竞争性筛选机制的观点（刘欣，2021）相一致。二元分层体系论指出，在转型社会的私有部门里，产权可自由交易，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科尔奈（János Kornai）所说的市场协调机制（Kornai，1992）。在市场协调机制主导的制度环境下，任何自愿并有能力参与交易的主体，只要以实现经济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皆有资格依据绩效能力原则参与竞争，并在市场型支配—服从关系中获取相应的阶层地位（刘欣，2021）。因此，大学教育赋予毕业生的知识和技能，为其通过竞争性流动（Turner,1960）机制在市场型支配—服从关系中脱颖而出、获得市场优势阶层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
大学层级越高，其所获得的行政和财政支持通常越多，这些资源保障了学生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积累更丰富的人力资本（Becker，1964；Hu & Vargas，2015）。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即对高校进行了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分。1954—1963年，中央先后指定68所高校为全国重点高校，实行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恢复了重点大学制度，所划分的国家部属院校、省属院校、地区所属院校，以及后续实施的“985工程”“211工程”“双一流”建设等，均可视为对中国高校的重点与非重点分类（陶威、沈红，2022）。国家部委所属、省市所属及地区所属院校在所获得的行政和财政支持上呈现明显的资源递减趋势（吴晓刚，2016）。由此，我们提出假设5。
假设5：相比地区高校，部属、省属高校的毕业生更可能成为市场优势阶层的成员。
在市场协调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竞争性流动是竞争参与者获得市场优势阶层地位的主要途径。在市场竞争性社会流动中，若在任何时刻给予某些竞争参与者特殊优势条件，则有悖公开竞争的原则（Turner，1960)。因此，市场竞争参与者依据其知识、技能、体力等人力资本，或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界定的基于个人特质的市场能力，在普遍主义竞争规则的约束下自由参与市场交易。那些人力资本丰富或市场能力突出者，无论是否具有党员身份，都更有可能通过竞争性流动获得市场优势阶层地位（刘欣，2021）。由此，我们得到假设6。
假设6：相较于非党员，在读书期间入党并不会增加毕业生进入市场优势阶层的机会。
修读实用专业的学生相较修读非实用专业的学生，拥有与私有部门开放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某些职业更为对口的技能，甚至可与特定工种直接对应。此外，技能与职业的高匹配度有助于毕业生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晋升（Jiang & Guo，2022），进而成为市场优势阶层的成员。相对而言，非实用专业因其非职业导向性，难以与具体职业直接关联。非实用专业毕业生的技能—职业低匹配度使其在求职过程中不易被市场部门接纳，因而更倾向于通过“考编”“考公”等途径进入公有部门（方洁、翁馨，2023；Yao & Han，2024）。因此，我们提出假设7。
假设7：相比于成为公职优势阶层的成员，修读实用专业的毕业生更有可能成为市场优势阶层的成员。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18年和2021年CGSS的合并数据。这两期调查询问了受访者的受教育经历、工作经历、政治面貌、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信息，符合本研究的需求。CGSS采用多阶段分层与规模成比例概率抽样（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简称PPS）相结合的方式抽样，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我们将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技校、大专、本科及以上，不含海外留学）且于1978年及以后参加工作的城镇居民作为研究样本，剔除变量存在缺失值的个案后，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1781人。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文采用刘欣（2018，2021）提出的二元阶层分析框架。根据刘欣（Liu,2020）文中提供的Stata代码，本文对数据中的职业（ISCO-08编码)、单位所有制、雇员规模、管理权限、下属人数及工作年限等变量进行处理，生成了一个包含16个阶层位置的分类框架。随后，本文通过将阶层与所有制部门进行交叉分类，最终得到公职优势阶层、市场优势阶层和非优势阶层三个类别。此外，在进行因果机制分析时，部分模型也将“是否在读书期间入党”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2.自变量
（1）大学层级通过问卷中的问题“若您上过大学，请问您所上大学的学校等级是什么？”测量，回答编码被分为部属院校、省属院校、地区所属院校三类。（2）专业类别依据布迪厄提出的知识场域分类，问卷中“若您上过大学，请问您最后所学专业（学科大类）是什么？”的回答被分为实用专业（经济、管理、工、农、医学）和非实用专业（哲学、文学、历史、艺术、法学、教育、理学等），编码为1=非实用专业，0=实用专业。该分类已被多项研究验证有效（Biglan,1973;Walsh & Hardy,1999；Gordon,2000;Helland &Stromme，2024）。（3）是否在读书期间入党（1=是，0=否）根据“最高学历获得年份”与“入党时间”判断，本研究剔除了毕业后入党的样本，以尽可能避免党员身份与当前职业地位间的逆向因果问题。
3.控制变量
本研究还包括如下控制变量。（1）性别（1=女，0=男）。（2）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期，按历史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1=1978—1991年，2=1992—2001年，3=2002年及以后）。因样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跨度较大，控制这一变量可以截断由其形成的后门路径（back-door-path），从而尽可能避免由这一路径带来的辛普森悖论问题(Pearl,2014)。（3）成人高等教育（1=是，0=否）。（4）父亲阶层，取值与因变量本人阶层分类相同。（5）父亲政治身份（1=党员，0=非党员）。（6）父亲受教育程度（1=初中及以下，2=高中及中专，3=大专及以上）。（7）调查年份（1=2021年，0=2018年）。
（三）资料分析方法
为尽量减少大学层级或专业可能带来的选择性偏误，以及可观测变量可能导致的混淆性偏误，本文采用准实验设计的策略对数据进行分析。具体步骤为：首先使用IPTW对数据进行加权，随后运用二项逻辑回归、多项逻辑回归以及KHB法分析数据，并使用自助法对模型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我们首先计算各处理变量的倾向值，然后计算出处理变量逆概率的权重。对于大学层级，我们采用线性回归估计了广义倾向值（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简称GPS）及其对应的IPTW权重；对于专业，我们使用logit回归估计倾向值及其对应的IPTW权重；对于同时包含大学层级和专业两个处理变量的模型，我们则基于以上两个倾向值计算联合概率倾向值（joint GPS）及其对应的IPTW权重。以上三个权重均经稳定化处理，并在99%分位被截尾。在考察中介变量“是否在读书期间入党”的效应时，本文通过IPTW加权使样本在可观测协变量条件下的分布趋于平衡，从而尽可能满足KHB法所要求的顺序可忽略性假设。为检验KHB法所得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自助法与倾向值加权相结合的方法对因果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五、研究发现
（一）大学层级与优势阶层地位获得
表2报告了多项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的结果，各模型均基于倾向值的逆概率处理变量权重对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政治身份（中介变量）及其他协变量。模型1为基准模型，纳入了大学层级变量；模型2将其替换为专业类型变量；模型3则同时纳入了二者。三个模型的拟合优度χ2在相应自由度下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表明预测变量整体上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解释力。
控制变量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此处仅简要说明其效应。相较于男性，女性在进入两类优势阶层方面均表现出更大的可能性。与改革初期相比，后续两个时期的样本进入市场优势阶层的相对风险比更大且呈上升趋势，而进入公职优势阶层的相对风险比则有所下降。与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进入公职优势阶层的效应不显著，但其进入市场优势阶层的可能性则显著更低。父亲政治身份和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进入优势阶层的影响未呈现统计显著性。父亲属于公职优势阶层有助于子女进入公职优势阶层，但父亲属于市场优势阶层对子女进入市场优势阶层的效应则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2中的模型1和模型3表明，在控制大学专业的情况下，大学层级各虚拟变量的系数因纳入专业变量而发生微小变化，但其方向、相对大小及显著性水平均保持一致。我们以模型3为依据，报告大学层级的效应。模型3显示，部属院校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的可能性是地区院校毕业生的约2.44倍（P<0.001），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可能性是地区院校毕业生的约1.76倍（P<0.05）。进一步比较可见，部属院校毕业生进入公职优势阶层的可能性是其进入市场优势阶层可能性的约1.39（2.44/1.76）倍，且该相对风险比具有统计显著性（P<0.05）。这些发现表明，尽管部属院校毕业生在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都更有可能成为优势阶层的成员，但他们在公有部门中的优势更为突出。
模型3还显示，省属院校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的可能性是地区院校毕业生的约1.63倍（P<0.01）；其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可能性是地区院校毕业生的约1.18倍，虽显示出一定优势，但该系数未达到统计显著性。进一步比较相对风险比可以发现，省属院校毕业生进入公职优势阶层的可能性是进入市场优势阶层可能性的1.38（1.63/1.18）倍（P<0.05）。这表明，相较于地区院校，省属院校的毕业生同样在公有部门比在私有部门更有可能成为优势阶层成员。
表2中模型1和模型3所报告的研究发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5，还进一步表明，在转型社会二元分层体系并存的背景下，重点大学的分级制度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专业与优势阶层地位获得
表2中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大学层级后，模型3中专业变量的系数与模型2相比虽有微小变化，但其方向、相对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均保持一致。我们仍以模型3为依据，报告专业的效应。模型3显示，在控制大学层级的情况下，相较于非优势阶层，修读非实用专业的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的相对风险比是修读实用专业毕业生的约1.48倍（高出约48%），且该相对风险比具有统计显著性（P<0.05）。修读非实用专业的毕业生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相对风险比是修读实用专业毕业生的1.10倍，该值接近1，且不具统计显著性。进一步比较修读非实用专业的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与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相对风险比可以发现，其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的可能性是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可能性的约1.34（1.48/1.10）倍，且此相对风险比具有统计显著性（P<0.05）。这表明相较于修读实用专业，修读非实用专业的毕业生更有可能进入公职优势阶层；反之，相较于修读非实用专业，修读实用专业的毕业生更有可能进入市场优势阶层。这些发现支持了假设3和假设7。
（三）政治身份与优势阶层地位获得
模型1至模型3均显示，在读书期间入党对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具有正向效应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对其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效应则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3同时纳入了大学层级和专业变量，对在读书期间入党效应的估计更为严苛，我们以此模型为依据，报告该效应的大小。模型3显示，相比于成为非优势阶层成员，在读书期间入党者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的可能性是非党员的2.75倍，且具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而在读书期间入党者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可能性只比非党员高17.7%，且不具统计显著性。进一步比较在读书期间入党者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与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相对风险比可以发现，其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的可能性是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可能性的约2.34（2.75/1.18）倍，且此相对风险比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这些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党员，在读书期间入党提高了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的可能性，但并未增加其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可能性。这些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假设2b和假设6。
（四）大学层级、专业与在读书期间入党
表3报告了在读书期间入党（虚拟变量）对大学层级、专业以及控制变量的二项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所有模型均基于倾向值的逆概率处理变量权重对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模型4的预测变量包括大学层级及控制变量；模型5则将学校层级替换为修读专业类型，其余变量保持不变。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χ2在相应自由度下均具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表明预测变量整体上对因变量具有解释力。
模型4的结果显示，相较于地区院校，部属院校和省属院校的学生在读书期间入党的几率比分别约为3.40和2.37，即他们入党的可能性分别比地区院校学生入党的可能性高出约240%和137%，且两项结果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这些发现较为有力地支持了假设2a，即高层级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在读书期间入党。模型5显示，相较于修读实用专业，修读非实用专业的学生在读书期间入党的几率比约为1.28，即其入党的可能性比实用专业学生入党的可能性高出约28.4%，该系数具有边缘统计显著性（P<0.1）。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4a，即非实用专业的学生比实用专业的学生更有可能在读书期间入党。
（五）在读书期间入党的中介效应
表4和表5分别报告了经IPTW加权后，使用KHB法分析在读书期间入党在大学层级与优势阶层地位之间，以及在专业与优势阶层地位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还采用自助法分别对在读书期间入党在大学层级、专业与优势阶层地位间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分解。所有模型的控制变量均与前文各模型保持一致。两种分析方法所得结果一致。由于篇幅所限，且KHB法的结果更易于阐释，此处仅报告KHB法的分析结果。
表4的结果显示，相较于地区院校，部属高校对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而非非优势阶层成员）的总效应约为1.150（P<0.001），其中在读书期间入党所产生的中介效应约为0.193（P<0.01），相对中介效应占比约为16.77%。此外，部属院校对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而非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总效应约为0.528（P<0.001），其中在读书期间入党所产生的中介效应约为0.157（P<0.001），相对中介效应占比约为29.68%。相较于地区院校，省属院校对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而非非优势阶层成员）的总效应约为0.647（P<0.001），其中在读书期间入党所产生的相对中介效应约为0.117（P<0.05），相对中介效应占比约为18.06%。省属院校对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而非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总效应约为0.444（P<0.001），其中在读书期间入党所产生的中介效应约为0.095（P<0.05），相对中介效应占比约为21.42%。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2c，即在读书期间入党在大学层级与公职优势阶层地位获得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学校层级对公职优势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培养党员这一赞助性流动机制实现的。学校层级越高，这种赞助性流动的中介效应就越大。
表4还显示，在读书期间入党在部属院校、省属院校对毕业生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影响中，中介效应分别为0.036和0.022（P>0.05），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在进一步支持了假设6（在读书期间入党并不增加进入市场优势阶层的机会）的同时，表明在读书期间入党并非大学层级与市场优势阶层地位之间的中介变量。市场优势阶层地位获得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竞争性的社会流动过程。
表5结果显示，相较于实用专业，非实用专业对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而非非优势阶层成员)的总效应约为0.449（P<0.01），其中在读书期间入党所产生的中介效应约为0.039，具有边缘统计显著性（P<0.1），中介效应占比约为8.58%。非实用专业对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而非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总效应约为0.334（P<0.01），其中在读书期间入党所产生的中介效应约为0.032，具有边缘统计显著性（P<0.1），中介效应占比约为9.71%。而在读书期间入党在专业对毕业生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的影响中，中介效应约为0.006，且不具统计显著性。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4a，即非实用专业的学生较实用专业的学生更有可能在读书期间入党，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4b，即在读书期间入党在专业类型与公职优势阶层地位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具体而言，非实用专业的毕业生在积累了公职机构所重视的政治、文化和学术惯习后，若进一步满足政治忠诚方面的条件，则更有可能进入公职优势阶层。与此不同的是，实用专业对市场优势阶层地位的影响并不以政治忠诚为中介。这意味着，市场优势阶层地位的获得更侧重于实用专业技能，而无需附加政治身份条件，是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流动过程。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揭示了高等教育的水平分层（大学层级与专业差异）在中国转型社会的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中，如何通过不同机制对优势阶层地位获得产生影响。我们以二元分层体系、大学系统嵌入国家权威结构为前提，指出再生产论和人力资本论在前提假定上各自面临的挑战，进而借助二元分层体系论（刘欣，2007，2018，2021）整合这两种理论视角，使其形成互补性解释。
再生产论（Bourdieu，1988/1984，1996/1989）隐含着高等教育通过赞助性机制培养优势阶层成员的思路，这与二元分层体系论关于公有部门通过赞助性流动机制遴选优势阶层成员的逻辑一致。我们从二元分层体系论出发，将惯习概念延伸至大学知识场域中的专业划分，使用实用—非实用专业分类；提出非实用专业所赋予学生的惯习更契合公职机构作为特定场域对其成员在学术与政治素养、关于社会问题与文化现象的理解能力及表达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而这些专业的毕业生一旦具备政治忠诚条件，便更可能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的候选人。
人力资本论（Becker，1964）主张，高等教育通过赋予毕业生更丰富的人力资本而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收益，这一观点与二元分层体系论关于市场部门通过竞争性流动机制实现阶层分化的观点相符。因此，我们提出在市场部门中，高等教育水平分层通过竞争性流动机制影响优势阶层地位获得的观点，并阐明了大学层级与实用专业对市场优势地位获得的作用。在市场竞争中，参与者凭借自身的人力资本，在普遍主义的竞争规则下自由参与竞争，无论是否具有党员身份，只要人力资本更丰富、实用专业技能与职业匹配度越高，其在晋升为市场优势阶层时就越有优势。这与非实用专业因其基础性、非职业导向性而通常难以与具体职业直接对应，进而在市场部门中不易找到准确职业定位的情形形成对照。二元分层体系论通过整合再生产论与人力资本论，使两者在该理论体系中形成互补性解释，进而构建了一种适用于中国转型社会的理论观点，用以阐释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优势阶层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连同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进一步揭示了制度论的阶层框架（刘欣，2007，2018）与经验现象之间的关联机制，支持了其经验适用性，同时也通过阐明高等教育水平分层在阶层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丰富了转型社会二元精英地位获得的双重路径命题（刘欣，2021）的理论内涵，并将该命题的适用范围扩展至优势阶层地位获得领域。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部属院校毕业生在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中都更有可能成为优势阶层成员，但他们在公有部门中的优势更为明显。这表明，在转型社会的二元分层体系中，重点大学分级制度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相较于修读实用专业，修读非实用专业的毕业生更有可能进入公职优势阶层；相反，实用专业的毕业生则更有可能进入市场优势阶层。
研究结果还表明，在读书期间入党可以显著提高毕业生成为公职优势阶层成员的可能性，但对其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却无显著影响。高层级大学和非实用专业的学生更有可能在读书期间入党；在读书期间入党在大学层级、专业类型与公职优势阶层地位之间均具有中介效应；但在二者与市场优势阶层地位之间则无此效应。这些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大学层级和专业如何因所有制部门不同，而影响毕业生成为不同类型优势阶层成员的作用机制，从而为本文提出的理论观点和主要假设提供了有力支持。因此，我们的理论观点和专业类型划分，对理解中国转型社会具有经验适用性。
本研究也回应了“大学层级与专业何者对成为优势阶层成员更为重要”的问题。对进入公职优势阶层而言，在专业相同的情况下，学生就读大学的层级越高，越有可能进入优势阶层；同时，在大学层级相同的情况下，学生修读被视为“无用之学”的非实用专业，相较于修读“有用之学”的实用专业，对其进入公职优势阶层也具有一定优势。然而，对于进入市场优势阶层而言，大学层级与专业的效应则呈现不同模式：在专业相同的情况下，学生就读的大学层级越高，越有可能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但是，相较于进入公职优势阶层，学生修读实用专业比修读非实用专业更有可能成为市场优势阶层成员。同时，对于毕业生能否成功步入市场优势阶层（而非非优势阶层）而言，学校层级的影响比专业选择更为关键。此外，虽然大学层级对毕业生进入公职和市场两类优势阶层均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对于进入公职优势阶层的效应远大于进入市场优势阶层的效应。
本文模型中部分控制变量的效应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女性在进入两类优势阶层上都比男性更具优势，其背后的原因与机制有待深究，我们将另文分析。又如，父亲的公职优势阶层地位有助于子女进入公职优势阶层，而其市场优势阶层地位对子女进入优势阶层则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支持了本文关于市场优势阶层地位的获得是一个竞争性社会流动过程的判断，但其中隐含的深层社会机制仍有待挖掘。此外，大学层级和专业对个人优势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机制，在公有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表现出的差异如何随时间变化，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然而，受数据所限，本文未能就此展开分析，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予以探讨。
本文基于布迪厄的知识场域概念所采用的实用—非实用专业分类展开分析，虽具有社会学的理论内涵，但在具体测量上，囿于资料，只能依据问卷中的学科门类对专业进行划分，而无法基于更详细的专业信息进行分类，这可能掩盖了部分学科内部的异质性，未来需要根据更细致的专业信息进一步完善分类。此外，限于资料，我们只能将学校层级划分为部属院校、省属院校和地区院校，而无法识别中国大学体系所特有的行政级别，或如“985工程”“211工程”、普通高校等更具区分度的层级。若有此类信息，不仅可提升操作测量的精度，而且能深化大学层级这一概念的社会学理论意涵。另外，由于缺乏任职时间信息，我们无法使用事件史或其他纵向模型进行分析，也未能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些都有待未来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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