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勇那一头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白发，与脸上如孩童般灿烂的笑容相映成趣，这种矛盾而迷人的气质，在当代艺术界鲜有人能如他一般驾驭得如此出彩。
在一个寒冷的午后，这位83岁的老人坐在首尔家中的客厅里，指尖轻轻翻阅着那些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忆录。此时，距离他在首尔佩斯画廊举办个展“身体即思想”开幕仅剩一周。这场展览旨在梳理他50年来扎根于韩国前卫实验艺术前沿的珍贵档案。
李健勇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叙事者，他从不满足于单一的话题。一旦打开故事的闸门，过去几十年的往事便如潮水般滔滔不绝。那些早已湮灭在历史尘埃中的人名与场景，在他的叙述中清晰得令人惊叹。不知不觉间，两个小时的时光已悄然流逝。
拒绝顺从显而易见之事，这种习惯从早期就塑造了李健勇的人生轨迹。1963年，在韩国弘益大学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中，考生们被要求素描阿波罗的石膏像。当众人争先恐后抢占正面机位时，迟到的李健勇别无选择，只能坐在雕像正后方，开始描绘这位希腊神祇的后脑勺。
这一举动引起了当时系主任、著名抽象艺术家金焕基的注意。面对询问，李健勇不愿承认迟到的窘迫，便机敏地回答自己想尝试些不同的视角。金焕基随后对同事感慨道：“留意他，他值得关注。”
在那段戒严令与朴正熙威权统治交织的岁月里，公民自由被极度压缩。李健勇与国立现代美术馆的多次冲突，成为了他职业生涯早期的导火索。他是最早用粗粝、不羁的材料破坏美术馆整洁环境的艺术家之一，这种挑衅行为足以让他被贴上异见人士的标签。
他曾经试图将一棵在修建京釜高速公路时被连根拔起的完整树木拖进画廊，树根裸露，泥土阻塞。这一举动直白地质问着：究竟什么才算作艺术？博物馆的包容度边界又在哪里？
在当时的管理者眼中，这堆泥土并非艺术，而是安全威胁。由于美术馆毗邻总统府青瓦台，安保人员甚至怀疑土堆里藏有炸弹。李健勇在现场据理力争数小时，最终让这件名为《身体条件》的作品成功进入了国家级殿堂。
当李健勇和同伴们转向行为艺术，试图用日常的身体动作探讨个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时，体制的耐心耗尽了。他收到了博物馆发出的正式通牒，严禁此类“伪艺术”。
当时的公众对此并不买账。实验艺术缺乏市场，更缺乏理解，常被视为叛逆青年的哗众取宠。李健勇并未止步，这种坚持最终惊动了国家安全规划局。他被带走并遭受了残酷的折磨，那次身体上的创伤让他在此后的近十年间走路都一瘸一拐。
时光飞逝四十年，李健勇重返同一家美术馆。这一次，他不再是受监视的“麻烦制造者”，而是受邀重现代表作《蜗牛奔跑》的大师。他蹲下身子，在长长的橡胶垫上缓慢挪动，画出粉笔线后再用脚底将其模糊、抹去。这种绘画与擦除的同构，揭示了艺术如何通过身体在空间与时间中的重复运动而诞生。
该表演随后巡展至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演出后，一位中年观众脱口而出：“你这些年都躲到哪里去了？”李健勇笑着回答：“我根本没躲，你只是迟到了。”
数十年来，李健勇一直通过极简的肢体动作探索身体极限。他时而背对画布，时而置身其后，只在手臂所及的范围内挥笔，让身体姿态的局限决定每一笔的走向。这些脱离预构的线条，意外地形成了类似心形或翅膀的图像，也为他在藏家群体中赢得了“心之画家”的美誉。
虽然他从未刻意发表政治声明，但在威权时代，这种对身体自主权的强调不可避免地带有挑战意味。李健勇坦言，表演在那时是一种反抗方式。
矛盾的是，他并不介意被人误解。“正是被人误解才让我觉得活着有意义，”他说道，“如果每个人都完全接受，那就失去了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促使我寻找新的思考方式。”
展览特别聚焦于那些此前在艺术市场上并不多见的早期作品，如《室内测量》视频记录，以及首次公开展出的《吃饼干》摄影系列。
以《吃饼干》为例，这件作品分为十二个阶段。表演者手腕被木板绑死，限制了肘部活动。这个原本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在限制下变得极度笨拙，饼干不断从脸颊弹开掉落。
李健勇认为，这次展览是一个全面展现其作品体系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展示那些广为人知的素描。即便83岁高龄，他依然享受这种将身体置于聚光灯下的过程：“当双手颤抖、力气耗尽，那些笨拙、不均匀的痕迹出现时，真正的艺术才刚刚开始。”
朴韩率，资深艺术评论家，长期关注韩国前卫艺术史及当代艺术市场。她擅长从艺术家的个人叙事中挖掘其背后的社会变迁与哲学意蕴，其深度报道在业界具有广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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