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4.14-1996.3.3）
当无数人默念或提笔写下“比起你年轻时的美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时，他们或许难以想象，十六岁的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在梦中与阔别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情人李云泰重逢的情景。从流落他乡到经历战争，从穷困潦倒到被奉为文艺女神，对杜拉斯来说，唯有不变的是对写作的坚持和爱情的执着：五十余部文字作品、十九部电影以及陪伴她走过人生各个时期的情人们记载了属于她的绝代风华。
杜拉斯作品是她的路标，也是她生活脉络的脚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埋下了童年时代在印度支那的贫困底色，为李云泰写下《情人》，为扬·安德烈亚写下《乌发碧眼》，《痛苦》记录了丈夫被关进集中营时那段焦灼的等待。到了《广岛之恋》，记忆与遗忘的角力在原子弹废墟上升华，禁忌之恋时至今日还被广为传唱。在《物质生活》里，杜拉斯曾把自己的一生归结为“一部配了音的电影，剪辑不良，诠释不佳，校准不好，终究是个错误。一部没杀戮场面的警匪片，没有警察，也没有受害者，没有主题，什么都没有”。
三十年前的今天，玛格丽特·杜拉斯离世。在巴黎蒙帕纳斯墓园，她的安葬之地仅以姓名缩写和生卒年份标识，再无其他。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口述和写下的只言片语，由最后的情人扬·安德烈亚整理并集成了《就这样》（C’est tout）。片段式的文字组成一首欲念与死亡的长诗。书的最后，在距离死亡只有三天之时，杜拉斯写道：“我爱您，再见。”这是她留给世间最后的情话。
杜拉斯曾语出惊人，“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或许会沦为一名妓女。”1996年，当这位文学巨匠溘然长逝，巴黎街头竟有人高举“文学妓院永久歇业”的标语，引发一片哗然。然而，这些争议终究无法遮蔽她在文学与电影领域绽放的光芒。如她所愿，“即使在死后，我也能继续写作”。她的作品，已然成为不朽的经典，持续吸引着学界与公众的关注；她的文字依旧在世间流转，她的写作生涯从未真正终结。
杜拉斯说杜拉斯
《情人及其他作品》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伽利玛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
原作名：L'Amant et autres écrits
他们将要分手。她记得，当时开口有多难，多残忍。他们的欲念太强烈，找不到话来表达。他们已经不再相视。他们避免用手和目光接触。是他不想说话。她说过，光是这沉默本身，以及由于沉默而没有说出来的话，乃至其顿挫，其不经意，还有这个躲躲闪闪的游戏，这番幼稚的欲言又止和她的眼泪，这一切本应该使人想到，这就是爱情。
对于苏珊和约瑟夫来说，每天晚上去看电影，是人享有的幸福所可能有的一种形式，如同坐上小汽车那样，总而言之，一切能带走东西的，一切能把你们带走的，无论是带走灵魂，还是身体，无论是通过道路还是在比生活更加真实的银幕的梦幻中把你们带走的，所有能够给予人们飞快度过少年时期缓缓变革的希望的，那就是幸福。
本书是2026年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丛书推出的杜拉斯作品集，此版收录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伊甸园影院》《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四部经典之作，还包括详尽的文本渊源、手稿异文、注释和年表。在杜拉斯逝世三十周年之际，这套书的出版，意味着她正式进入法国文学的正典行列，与普鲁斯特、加缪等作家比肩，也是对她文学遗产的最高致敬。1950年出版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杜拉斯创作生涯的首座高峰。《伊甸园影院》初版于1977年，是她对《堤坝》这部小说的戏剧化改编。如果说小说讲述的是英雄主义，那么剧本讲述的则是“普通女人”的故事。1984年，《情人》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杜拉斯的命运从此改变。《情人》里的语调、风格与叙事皆与《堤坝》迥异。杜拉斯标志性的“流动笔法”在此尽显，心理意象与缺席照片的描写交织——堪称“无照片的相册”。1991年出版的《中国北方的情人》则源于她想将《情人》改编成电影的计划。
《杜拉斯：情人图像小说》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未来之城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
原作名：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
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我从来没有写作，却觉得已经在写了。我从来没有爱过，却觉得已经在爱了，我除了在关闭的门前等待以外，什么都没有做过。
《中国北方的情人》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得知中国情人去世七年后，对其作品《情人》所作的修订。未来之城出版社（Futuropolis）在今年推出这部作品的周年纪念版，由菲利普·杜普伊（Philippe Dupuy）绘制，插图风格内敛，巧妙融合了绘画、摄影和杜拉斯的原文节选，与她精准而富有画面感的写作相映成趣。
《在欲望之所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访谈录》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法]米歇尔·波尔特著，黄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守望者，2024年7月出版
原作名：Les Lieux de Marguerite Duras，1977年初版
女人写作的地方和男人完全不一样。当女人不在欲望之所写作时，她们就不是在写作，她们是在抄袭。
女人，则是另一回事，有一种狂喜的凝视，那是女人凝视房子，凝视她的居所，凝视屋里的东西，这些东西承载着她的生活，她存在的理由，实际上，对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这样，这是男人无法体会的。
本书改编自1976年在法国电视一台播出、米歇尔·波尔特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访谈。波尔特是杜拉斯的好友，也是国际杜拉斯学会名誉会长。在这份采访中，杜拉斯对照她的小说文本和照片，谈论她所待过的不同地方，包括位于诺弗勒堡的房子、花园、森林、特鲁维尔、大海等。波尔特真实地展现了杜拉斯生命中的不同住所，以及这些地方如何变成“故事的承载者”。波尔特还引导杜拉斯谈论女性与住所的关系、写作经验与欲望、女性投注在身边事物上的凝视、女性之间的体认等。这份访谈构建起一种独特的地理诗学，为杜拉斯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的珍贵资料。
《迷途：杜拉斯谈电影》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法]弗朗索瓦·博维耶 [法]塞尔日·玛热尔编，袁筱一 袁丝雨译，中信出版社 | 雅众文化&大方，2024年5月出版
原作名：Le Cinema que je fais，2021年初版
当我开始创作电影时，我的问题在于如何表现这件事物：沉默。相对于书来说，沉默于我而言是个新鲜事物。沉默并非只是发声的反面；它是某种积极地事物，它不是空寂。
当我在创作电影时，我感觉自己正在领悟某种外部的事物。电影中的某一刻，我拾取了那个早已在那里的故事。说到底，这是一种表达方式，一旦电影结束，故事将被归还，就像我取水一样！对吧！引一道河水，然后将它归还，还给这个世界。但是通常在电影中不会出现这一瞬间，归还的瞬间。在《印度之歌》中，我相信我归还了电影，我将麻风病还给麻风病，将沉默还给沉默，而这个女人，我将她还给死亡。
本书汇集了杜拉斯以《印度之歌》为代表的十四部电影手记、访谈录及三篇随笔，首次汇集此前未被发表的珍贵文稿。杜拉斯坦言，“我拍电影是为了消磨时间。如果我有魄力什么事也不干，那么我就会不干任何事。正是因为我没有勇气无所事事，我才选择拍电影”。杜拉斯的电影作品深受存在主义影响，打破传统电影的线性叙事，探讨时间、毁灭等主题，通过声音主导叙事、解构时间与空间。她将电影视为写作的延伸，同时又执着于探索影像与声音之间那种“迷途”般的关系。她想要在作品外部看见和听见曾经仅在作品内部看见和听见的事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不想把看见和听见自己作品的权力交给别人。
《战时笔记和其他》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谭立德译，中信出版集团 | 大方，2023年3月出版
原作名：Cahiers de la guerre et autres textes，2006年初版
童年蔓延到战争，我看战争的色调和我童年的色调是一样的，看，这就是写作开始的地方。
她越走越近，孤零零的，深藏不露。告密者朝后退。他看见了她。
《战时笔记和其他》是杜拉斯创作生涯的起点，也是她日后众多经典作品的“灵感源头”。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杜拉斯在1943年至1949年间写下的四本笔记。1995年，晚年的杜拉斯将这些手稿捐赠给法国国家图书馆时，在装笔记本的信封上亲笔题写了“战时笔记”四个字，本书也因此得名。虽然取名“战时笔记”，但记述的范围超出了战争。杜拉斯不仅是一位女性，更是一个真实地活着的人。她比任何人都敢于面对自己的欲望和恐惧——自己的真相。在小说里，她像个外科医生一次次剖开自己，反复拆解那些影响她一生的苦难。而在这本书里，不再有修饰，赤裸裸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极致的脆弱、巨大的恐惧、强烈的爱欲。在其中一些自传性质的篇章中，出现了关于“中国情人”的最早回忆版本，很多传记作家也将这些手稿上的文字视为她个人故事的真相。
《绿眼睛：杜拉斯与电影》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陆一琛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后浪，2021年1月出版
原作名：Marguerite Duras et le cinéma: les yeux verts，2014年初版
当任何人都不拍电影的时候，电影是不存在的，电影从来没有存在过。但当任何人都不写作的时候，写作依旧存在，而且始终存在。当一切都终结时，在奄奄一息的灰色地球上，书写仍将无处不在。它在空气中，在大海上。
对我而言，电影的成功根植于写作的溃败。电影最主要的且具有决定性的魅力，就在于它对写作的屠杀。这场屠杀如桥梁一般，将我们引向阅读本身。
本书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唯一一本专论个人电影观的代表性著作。1980年6月，杜拉斯受知名杂志《电影手册》编辑部邀请，参与其策划的特刊《绿眼睛》，随后编纂成书、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杜拉斯回顾了自己在编剧、执导电影过程中的诸多困难，种种思索，抱怨预算捉襟见肘，制片商百般刁难，嘲讽影评人的短视。书中贯穿了杜拉斯对写作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关系的深度思考，她提出一个核心观点：“电影的成功根植于写作的溃败。”杜拉斯认为电影最主要且具决定性的魅力，在于它“对写作的屠杀”。她坦言拍电影是为了获取“毁灭文本的创造性经验”，但同时重申写作的超验性——当一切都终结时，“书写仍将无处不在”。此外，本书亦有她对卓别林、戈达尔、伍迪·艾伦等导演创作风格的“毒舌”点评。
他们说杜拉斯
《我们仍在谈论杜拉斯》
黄荭著，中信出版社 | 大方，2024年5月出版
杜拉斯在生前就已经完成了对自身传奇的建构，用母亲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用中国情人欲望泛滥的蓝色格子间，用“不能忍受”的“概念”的印度，用写作的黑色团块，用杀死商业电影的作家电影。而传奇的延续、阐释和神化却维系在自觉不自觉的读者对杜拉斯写作的迷狂，小说-戏剧-电影的三重蛊惑，在市场冰冷的逻辑面前施展的灵与肉书写的热舞。
我很喜欢她的“一切都乱得很有道理”这个说法，尽管这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在我写关于她的传记的时候并不可取，也不能让我用它为自己一再的惰怠和拖沓开脱。我必须让自己沉在一堆堆故纸堆里，努力去复原记忆，甚至还有遗忘。“消失的记忆需要花很长时间才会重新浮现。这些记忆的蛛丝马迹残留在本子上，不知道本子藏在哪里，由谁来看管，那些看管本子的人是不是愿意拿给你看。或许他们忘记了这些本子的存在，如此而已。”
本书是关于杜拉斯的学术随笔，作者黄荭是知名的杜拉斯研究者，也是法语学者和译者。她讲述了自己与杜拉斯近二十年的“不解之缘”。书中的文字记录了她如何从一位读者成长为研究者，杜拉斯的作品又如何从阅读对象，逐渐占据她的书房，最终渗入她的学术生命与日常生活。在她看来，杜拉斯有自己的风格，那些女人的名字，那些东方的地名，“只要一经她叫出口，一切就都中了魔”。那些“被解构、被挖空、深入骨髓的句子”，从欲望、激情、孤独、绝望中勾勒出一个“特殊的领地，杜拉斯的领地”。黄荭论述了杜拉斯的东方情结及其文本中的“东方幽灵”，杜拉斯的电影情结以及她通过写作实现自身的经典化乃至传奇化的过程，另有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情况，例如1984年《情人》的“现象级”反响。除了作者的论述文章，书中还特别收录了两篇黄荭、袁筱一和法国杜拉斯研究专家阿梅尔的对谈。
《淤泥与纯洁：寻找杜拉斯》
户思社著，中信出版社 | 大方，2024年5月出版
杜拉斯的秘密处在两极中间：一极是她的童年、家庭与南亚丛林构成的异国风情；另一极是她的母语与祖国，是她对它们难以割舍的感情。协调这两极的关系构成了她创作的难点与核心。
扭曲的灵魂、扭曲的爱情、扭曲的语言，构建起了杜拉斯的精神空间。
本书的书名极具深意，如杜拉斯所说，“带血带泪的童年展现出来时，历史的、社会的淤泥和纯洁都依附在那些文字上，文字这时就是历史和社会”。在她复杂多元、充满争议的创作中，辨识那些沉于生活底部的“淤泥”与升华为艺术光芒的“纯洁”。“自杜拉斯步入文坛，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乃至整个法国文学，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尴尬。法兰西人对杜拉斯的态度也是见仁见智，千差万别。有的报以掌声，有的嗤之以鼻，有的保持沉默。杜拉斯现象早已超出法国文学本身，广泛渗透到了社会的其他领域。”杜拉斯作品因其多样性、复杂性、深度和广度而常常被认为晦涩，她本人也因此备受误解甚至质疑。本书既是理解杜拉斯的钥匙，也是反思文学与社会、语言与身份关系的镜子。
《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画传》
[法]蕾蒂西娅·塞纳克著，黄荭译，中信出版集团 | 大方&楚尘文化，2022年3月出版
原作名：Marguerite Duras: L’écriture de la passion，2013年初版
杜拉斯是作家的代名词，她视写作为命运，视书为护身符。这是她活着或者说抵抗死亡——被孤独围绕的“致命的危险”的理由。
恐惧一直都伴随着写作，无论何地，无论什么民众。这里有一张纸，上面一无所有。世界就从此开始。什么也没有，只有空白。而两个小时之后，它被填满了。这是和上帝竞争。人居然敢创造。你写作，你写作就是和造物主作对。你呀，你在玩你的小把戏。这真可怕。
本书是迄今为止收集照片与原始资料最多的杜拉斯画传，也是一部弥足珍贵的致敬并纪念杜拉斯的传记作品。该书通过一百七十二幅图片与文字结合的方式，串联起杜拉斯从印度支那童年到巴黎文坛生涯的重要节点。书中图片来自多位摄影大师，他们拍下了无数个杜拉斯不同时期的身影和生活场景，还包括她参与的电影、舞台剧剧照，以及她的创作手稿留影。也留存下了二十世纪法国诸多名流的身影：加缪、萨缪尔·贝克特、莫里亚克、克洛德·西蒙、娜塔莉·萨洛特、阿兰·罗伯-格里耶、特吕弗、让-雅克·阿诺……这些影像资料折射出二十世纪法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态。
《杜拉斯传：我的生活并不存在》
[法]劳拉·阿德莱尔著，袁筱一译，中信出版集团 | 大方&楚尘文化，2022年3月出版
原作名：Marguerite Duras，2000年初版
一边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真实的生活，另一边则是她所讲述的生活……在岁月的流程中，她一直想要通过写作重建自己的生活，想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部传记。
杜拉斯讨厌别人挖掘她的生活，她恨，根本在于恨除她之外的人写她。她对自己生命流程中的某些片段遮遮掩掩并非出于偶然。不准进入。杜拉斯花了那么大的耐心来构建自己这样一个人物，我想，我可能永远也等不来她同意的那一天。
本书的作者、法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记者劳拉·阿德莱尔（Laure Adler）与杜拉斯私交十二年，掌握大量私密信件、私藏照片和手稿，以详尽的采访和严谨的解读，将杜拉斯的文学创作、情感经历与时代背景交织呈现。“玛格丽特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与杜拉斯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这样评价她。杜拉斯就像一个故意弄乱线索的自信小女孩，狡黠地将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片段隐藏起来，又乱序地将湿漉漉的它们拎出水面。一面是现实生活，一面是她讲述的生活，究竟哪个是她？作者想要照亮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区域，那是杜拉斯用自己的天赋一手炮制的：童年结束时和那个中国男人的关系，她在世界大战中和解放时期的态度，她对爱情、文学和政治的激情。阿德莱尔拒绝将杜拉斯简化为“受害者”或“天才”，而是呈现其作为“世纪儿”的复杂性：她既是殖民地创伤的承受者，也是语言暴力的实施者；既渴望爱与认可，又通过写作构建不可穿透的壁垒。正如杜拉斯所言：“我就在这里，在不可解释之前。”这部传记最终揭示的，是一个用文字对抗时间、在谎言中寻找真相的永恒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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