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当潮，走进欧阳应霁的港味生活|创作人|欧阳应霁|生活|美食|茶餐厅

随着香港艺术周刚刚落下帷幕，思维与灵感的碰撞仍然在这座城市持续回响。从新潮迭起的创元方PMQ，到前卫而古老的深水埗街区，我们跟随欧阳应霁的脚步走进香港的创意脉络，在他的港味生活中重新理解另一种 “香港风格”，以及这种风格形成的内在动力——一种近乎本能、无法压抑的表达冲动。

作家、漫画家、策展人、设计师、美食评论者……欧阳应霁难以被单一身份概括，这些标签在他身上彼此渗透、交叉生长。他长期以漫画、文字与视觉创作介入城市生活，从饮食、日常器物到空间与记忆，持续书写和描绘香港的气质与变迁。

欧阳应霁形容自己和家人的名字是一组连环画。

父亲名“乃沾”，同辈字“乃”，“沾”意为久雨不歇；而“霁”则是雨/雪后初晴。“霁”，不仅是一种天气状态，还是一种颜色，一种极淡的青，近似汝窑的釉色，宋徽宗偏爱的那种天色。再接着，弟弟名字里的“韶”，意为音乐（虞舜时期的乐曲名）——雨过天青之时，响起了音乐。

这些书香四溢的名字来自欧阳应霁的祖父——他做过生意，开过酒铺，卖过鱼，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员，有着那个年代普通人所坚守的文化信仰。回过头看， “应霁”这个名字仿佛是家人在他生命之初放置的一组线索，在日常的使用与被呼唤中，悄然影响着他的气质与行进方向。

欧阳应霁成长于一个文艺家庭，父亲是画家，母亲从事文字与编辑工作。家里的空间有限，几乎被书和唱片占满，日子谈不上宽裕，却自有一种亲密而稳定的节奏。母亲每天晚上都会要求他们背唐诗，但从不施予任何压力。父亲对待绘画的方式同样从容，他很少坐下来教画，而是让孩子们看他如何生活和工作。每逢周末，全家人就会一起到香港的郊野，父亲会找个安静的角落，支起画板写生，母亲则会在空地上看书，任兄妹几个在山海间自由奔逐。欧阳应霁形容那是一种极早建立起来的身体经验，那时候他便懂得了什么是美，什么是舒展，什么是快乐。

他成长的年代，恰好与香港整体起飞同步。六十年代到千禧年前后，经济与文化蓬勃向上，整个社会充满一种自觉的活力。不同文化、语言、审美同时存在，舶来之物不断涌入，亦被不断被转化。对那一代土生土长的香港孩子而言，多元、混杂、快速、流动，是未被意识到的优势，于他们而言，世界本来就如此。经济起飞带来的并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一种弥漫在城市中的现实信念：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判断与选择，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系统中争取到自己的位置。这样的时代信仰，构成了欧阳应霁对世界的理解。

这样的时代氛围和城市性格，深深影响了欧阳应霁的创作方式。写作、艺术与生活，在他这里几乎不存在清晰的边界。对他而言，跨界无需解释，只因创作本就该不断吸收、消化、再输出；一旦信息来源变得单一，表达也会随之贫乏、干瘪。

我一直觉得，创作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如果你连表达、表现的欲望都不够强，是很难真正成为创作人的。

他自嘲自己是一个“很爱现”的人，渴望被认同，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被看到、听到，甚至能够被触摸到。正因如此，他始终保留着极大的玩心。画漫画、写漫画评论，做广告，主持电台节目，做平面与室内设计，写饮食专栏，出书、做节目、开买手店、办展览……他在不同的现场游走，走走看看，写写画画，带着孩童般近乎顽劣的好奇心，把生活本身推向极致。在他这里，不同媒介之间的界线是松动的，身份也是流动的。好玩，永远比“应该做什么”更重要。

如果要说他最愿意反复回到的、最能代表香港的地方，那一定是他童年成长的街区——深水埗，一个高度生活化、层次极其丰富的所在。

深水埗的地理结构本身就够特别：往一个方向走，很快便接近山脚与郊区；转向另一侧，又几乎立刻抵达海边。“埗”的本义为码头，街区最初便是依港而生。欧阳应霁小时候住在一栋十层高的住宅里，在六十年代已经算得上是“高楼”。从家中望出，一侧是整片英军军营，如今早已被住宅取代；再往前走，便是当年的深水埗码头，渡轮来往上环、西环，船行其间，可以看到避风塘里的渔船与货船。

真正构成他童年日常的，是街区内部的密度与质感。深水埗保留着大量旧式唐楼，有些建于二三十年代，楼底高挑，楼梯又陡又窄。每户人家都有天井，格局带着明显的岭南风格。这样的建筑形态，如今在香港已十分罕见。离他家不远，是纺织厂和一间旧戏院——黄金戏院，后来变成了电脑城。再往街口走，是嘉顿面包厂，生产当年被视为“最有营养”的“生命面包”，那是许多孩子共同的味觉记忆。

街市是这个街区的另一重核心。传统的菜市场、食肆、杂货铺彼此交织，生活的气味浓烈而直接。他甚至记得，小时候在街市里还能见到售卖狗肉的摊位，狗头就悬挂在档口前，如今看来难以想象，却是真实存在过的日常景象。那时，他常被家里的老工人背着逛街市，与摊贩、邻里都十分熟络，度过了一个真正“活在街区里”的童年。

近年来，深水埗发生了巨大变化，小型文化空间、咖啡馆、艺术项目陆续出现，错落在旧市之中，一些街区开始被年轻人重新使用和诠释。由于地价高昂，空间往往被压缩得很小。它们未必精致，却带着一种努力生活、努力表达的痕迹。

因此，每一次重返深水埗，对他而言都不仅是回到记忆的原点，也是一次观察：年轻一代如何理解这片土地，又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重新想象自己的位置。相比大型商场或所谓高端品牌聚集的区域，这些街区更像是生活真实发生的地方。

这种选择也延续到了他当下的生活。如今，他把工作室设在荃湾，一处在工厂旧址上的新建，附近便是 CHAT。出入其间，他一边生活，一边想象这些街区曾经的样子，又观察它们正在变成什么，香港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

时隔12年后，欧阳应霁出版了《不断不舍不离》。这本书更像是他多年生活、创作与观察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一方面，是香港所处的时代变化不断逼近，城市的节奏、价值、空间与人情都在松动、断裂、重组；另一方面，他个人也走到一个回望的节点：很多原本被视为日常的东西，正在悄然消失，或变得难以言说。

早些年，他在旅途中带回过不少东西，餐具、碗碟、织物，大都是可以被反复使用的日常物件。再早一些，他最看重的纪念品是书，尤其是关于城市的出版物：艺术、建筑、历史，那些往往只能在当地买到、也只能在当地被完整理解的文本。即便如此，他也从不沉溺于购物本身，而是始终从一个极其现实的角度出发：这些物件，会不会在未来被继续使用？会不会在某一次拍摄、一顿饭、一次创作中，重新进入现场？

这种实用性，并不削弱物的情感重量，反而让关系更为稳固。他始终拒绝把这些物称为“旧物”。在他看来，从物进入生活的那一刻起，关系便开始发生：它陪他走过什么阶段，见证过哪些人和事，又是如何一路被保存、被使用、被迁移，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后，它们将去向何处？

也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才会提前介入物的未来。十多年前，他将数千本与饮食相关的书集中整理，创办了“味道图书馆”，让个人藏书转化为公共资源；而《不断不舍不离》，以及与之同步展开的展览，则是另一种更主动的安排，当物变成书、变成作品、变成可被他人理解和接续的叙事，它们便已经离开了纯粹的私人领域。

因此，《不断不舍不离》并非一本怀旧之书，相反，他对“怀旧”本身保持着清醒的警惕。他对“断舍离”并不抗拒，前提是你必须足够清楚：哪些东西早就可以放手，哪些则是这一生都会留下的。

“真正会成为负担的，从来不是物，而是你对关系的犹豫。如果某样东西还能被好好对待、被持续使用，那它本身就不会成为烦恼。”

在这个意义上，“不断不舍不离”本身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断舍离：提前思考谁会接手，是否有人愿意继续与这些物共处；如果没有，又该如何让它们体面地退出自己的生活。这不是感伤，而是一种非常具体、非常当下的生活判断。

作为美食专栏作家，欧阳应霁对“香港味道”变化的认知冷静而清晰。

他坦言，变化是必然的，不只是香港，任何地方的饮食文化都会随着历史、制度、资本、人口、气候与身体状态而改变。需要区分讨论的，是社会餐饮与家庭味道。社会餐饮必须被看到、被讨论、被消费，因此只能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融合；而家里的味道，本应变化更慢，却在外食与外卖的挤压下快速消失。

但如果说“香港味道”有什么真正让欧阳应霁感到安稳、可靠的部分，那往往不在新潮的餐厅里，而是在一些与节气紧密相连的老铺中。它们不需要被反复讨论，也不追求话题性，在一年一度的时间节点上，始终如一地把味道交到你手里。比如八珍，很多人对它的第一印象，来自那一瓶甜醋。广东人吃猪脚姜，用的是时间换出来的味道：猪脚、老姜、甜醋，一层一层慢慢熬，八珍最有名的正是这一味，广告语“八珍甜醋分外香”早已深入人心。但作为一家老食铺，一到逢年过节，年糕、萝卜糕、粽子这些应节之物，反而成了它最稳定、最值得信任的存在。

还有一些老味道，则与人情和家族史纠缠在一起。比如已经传了好几代、拥有上百年历史的“蛇王芬”。它以蛇羹闻名，但在节庆时节，真正被惦记的，是它的腊肠（鸭肝肠）。每到过年，他们也会顺着当下的饮食习惯，做出一些变化，比如推出腊肠萝卜糕，新品年糕，或在泡芙里加入藜麦等较新的食材。更传统的零嘴，也仍然依附着特定的季节与铺子存在。比如芋虾，那种形状像团扇、又像一整球的点心，如今已不算常见，却仍能在陈意斋这样的老字号里找到。它不是日常之物，而是属于香港某个时令的独特味道。

INTERVIEW WITH

欧阳应霁

作为一位持续跨界、不断输出的创作人，您的灵感主要来自哪里？

灵感无处不在。我认为创作本就应该是跨界的，我不太相信有所谓只在单一领域就能成立的好创作人。真正好的创作，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进入你体内，被你消化、整理、理解，然后再重新呈现出来。如果输入不够多、源头不够杂，表达自然会变得单薄。所以不管以前被称作“跨界”，还是后来写稿、做节目、做别的事情，对我来说都只是不同的说法而已。我不太在意给自己贴什么标签。外来的东西自然会嫁接到你身上，关键是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养分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转化成自己的能量。

香港这个地方，它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你看待世界、吸收信息以及进行创作的方式？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对这个城市满怀感激。我父母也是在香港相遇，最终决定在这里建立家庭，然后有了我们。我成长在香港最黄金的年代，一个非常“有意识”的香港社会。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和香港整体的起飞同步，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所以你刚才说那种“好像什么都有”的状态，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那个年代成长的孩子，会觉得世界“本就是这样”，不会觉得特别稀奇。当然，这也和社会阶层有关，不同阶层能接触到的世界是不同的。但整体来说，香港当时是一个相对开放、流动性很强的城市，你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去争取在社会上的位置。

如果有所谓的“香港精神”，我身上一定带着它。在我看来，香港精神最重要的一点是包容与开放。香港从来都是一种混血的状态，我们习惯把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让它们发生作用，而且讲求效率。同时，也有一些操守上的坚持，可能在我身上会显得有点老派，比如信用、诚实、守法这些价值观，这些都是从小在家庭与社会中被培养出来的。当然，这也和家庭教育密切相关。你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父母对你有什么样的要求，都会影响你。但与此同时，也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叛逆。而这种叛逆，也是鲜明的香港特质，它允许，甚至鼓励推倒、重来、再现旧有的东西。我反而觉得，这种不断拆解与重组的能力，正是香港比较容易培育出创作者的原因之一。

如果让您选一道最能代表香港味道的食物，您会选什么？

我最近的答案是——沙爹牛肉公仔面。它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沙爹与潮汕、南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料结构本身又带着多重文化影响；公仔面，即方便面，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产物，日本、香港、内地都有关联。而这道菜出现得最好的地方，是茶餐厅。茶餐厅这个场所本身，就是一个极度融合的空间，什么都能吃到，什么风格都有。从场所、内容、气场到氛围，都非常“香港”。如果再配一杯丝袜奶茶，那就更是加分再加分。

如果可以从古往今来选择一个人和您共进晚餐，你会选谁？

苏东坡。我最早是从他的词开始喜欢他的，后来发现他的诗、文章、做人、经历、书法……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人格魅力。他的处世态度，对任何时代的人，尤其是对那些有一些自省，有一些自恋，又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来说，都极具参考价值。对我而言，他几乎是一个“理想人格”的集合。我一直觉得，眉州物产丰裕，食物本来就很好，也许正是因为他小时候吃过真正好的东西，才让他有能力一路走到最后。

那您觉得，怎样才算是“会吃的人”，或者说，“懂吃的人”？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一句话回答。俗语道“三代穿衣，五代识食”，它有着某种程度的真实。“懂吃”确实需要一定的家庭背景，但这个背景并不是大富大贵，而是丰富的人生阅历，经历过人生的高低起伏，看过、吃过，愿意、也有能力把一些东西传下来。传下来的未必是财富，而是品位，是判断事情的标准。这一点我体会得特别深，我跟外公的关系很特别，他是第一个真正教我“怎么吃”的人。他会牵着小时候的我，去香港那些老式的西餐厅，吃那种由上海、山东厨师做的俄国菜。他会教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怎么用餐具、怎么吃饭。更重要的是，他会教我怎么跟那些上了年纪的服务员点餐、沟通。他在这些事情上给予了我启蒙。我后来对食物的追求，甚至挑剔，都是他教给我的。他在人生晚年还有一段故事，我也会画进之后要开始创作的漫画里。

本周，很多读者会去香港进行一场艺术之旅，你会推荐哪些值得探访的美食地？

我建议大家，这一趟先别去那些米其林三星了，现在也估计订不到了。多去香港的工厂区，比如荔枝角、观塘、柴湾这些地方。在工厂区，你可以找到很多地道、真实，普通上班族每天在吃的东西。现在也有不少年轻人，在这些区域做一些有趣的小型餐饮空间。哪怕是最基础的“两餸饭、三餸饭”，都很有意思。我觉得全香港最好吃的沙爹牛肉公仔面，就在荔枝角，叫“好好运”。

跳字钟

跳字钟（flip clock，又称“自动翻页钟”）是香港现代都市强节奏的象征，曾在火车站、机场、银行、商场等公共场被广泛使用。1960至1970年代，香港是全球电子钟表制造中心之一，众多电子和机械钟表工厂集中在九龙和新界工业区。其中， Twemco创立于1960年代，是全球首家专门生产全自动跳字钟的制造商，其产品在20世纪中期成为香港精密工程的象征。公司至今仍在生产机械跳字钟，不仅供应香港市场，更远销海外。Twemco 跳字钟的设计简洁耐用，是现代香港复古家居和办公室装饰的代表性产品。

锌铁皮信箱

1940至1950年代，铁器制作是一门重要的城市手工业。大量日常设施，包括楼梯口常见的锌铁皮信箱，都由铁器铺按需手工打造而成。当时，许多大厦普遍装有锌铁皮信箱，并清楚标示住户姓名，以方便邮差准确派递邮件。不少信箱表面饰有简单的金属花纹，而箱身预留的小孔，则方便住户查看信件是否已送达并及时取走。锌铁皮信箱防潮、防锈，经久耐用，至今仍能在深水埗、油麻地、上环、湾仔等香港老区的商铺和住宅外墙看到。

兔子灯和杨桃灯

兔子灯和杨桃灯是源自更广泛的华南地区中秋灯彩传统，虽不是香港的发明，却融入了一代香港人的日常，成为香港中秋的基本语汇。它们通常由家庭作坊与小铺制作而成，材料经济、简单，竹篾、铁线、纸、纱，后期加入玻璃纸、彩纸制作而成，是香港战后到70年代的城市中秋想象。

霓虹灯

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香港是“亚洲制造业中心”，霓虹灯招牌遍布街头巷尾，旺角、油麻地、铜锣湾等商业区尤甚。它们常层层叠加在高楼立面上，形成密集而立体的视觉景观。在这些霓虹灯招牌中，属当铺招牌最为典型。它的形状独特，为“蝠鼠吊金钱”符号：通常为一只蝙蝠衔着钱币、元宝或金条。香港当铺虽然名为“当”，实际则以“押”的典当模式为主，因此招牌上常写“押”字。历史上，当铺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已有十余间，二战期间一度衰落。1950年代香港重光后，当押业蓬勃发展，典当的物品从金银珠宝到日常生活用品不等，形成了独特的老香港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