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中国书画资深专家于笑

本幅《群卉争妍》卷,图绘桃花、兰花、牡丹、玉兰花、月季、荷花、菊花、竹子、水仙、梅花等近十三种折枝花卉。各种花卉之间布局疏朗,赋色鲜艳。周天球在世最后一年题大字引首,许仪题跋、秦恩复、项源、戴植鉴藏。该卷作者周之冕主要生活于嘉靖至万历年间,这时正是明代经济基础和艺术风貌发生很大变化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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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冕《群卉争妍》(画心29x361cm)

世风推动 绘画嬗变

明代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时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宋代汉人体制,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有所发展。其中绘画上更是突出,恢复画院,从全国不同地方选拔画家入宫,致使宫中的绘画风格呈现出多样化。宫内与社会上的画家众多,风格流派多元化,整体绘画在继承宋代绘画之后,又留有元代余温而迈向尚意重写的风格。明中期正德年间,宫廷绘画与浙派绘画的势头开始式微,南宋画风失去了皇家依傍,不能适应广大市民阶级的审美要求,元代画风的冷逸也脱离了大众的审美口味,宋元之风逐渐走向没落。

此时正值工商业发达,经济巨大复苏,市民阶层不断扩大,物质财富为江南一带的精神生活带来了充足的经济基础。江南苏州一带,在明中期以后,以沈周为首的画家形成了吴门画派,开创了文人写意的新局势。这一时期,苏州地区文人画家集聚众多,不但体现在书画本身的繁荣发展上,也体现在绘画题材及形式的多样化上,并且文人画家都对笔墨形式语言相当重视,甚至拥有笔墨技巧表现力的文人画家,在社会上得到了大众的欢迎,成为平衡身份的一种利器。吴门画派虽然分别继承了宋和元,但对宋和元两个时期的绘画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他们走在“非宋”“非元”之间,在“行家画”“利家画”间发展出一条中和的融通之路。这种拥有中和之美的绘画受到了大众的喜欢,使吴门绘画的普及与流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上层人士参与工商业活动,经营着地方文化,这不仅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也培养了市民崇尚书画的风气。得益于苏州优越的经济条件,大批文人早年得到相对优良的教育,加之民间书画市场的逐渐繁荣,“贾而好儒”的社会风气,使吴中画坛人才辈出。越来越多的商人、士绅参与到绘画的品鉴、收藏、经营及宣传,对当时的画家起到了潜在影响。

吴门画派后学陈淳、陆治、周之冕为佼佼者,周之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吴郡花鸟画延续兼工带写主流的最高风貌,以周之冕为代表的吴门后学的绘画创作反映了经济发展及人文环境对艺术趣味的直接影响。他将文人画传统融入蒸蒸日上的市民文化当中,从而把写意花鸟画的笔墨内涵与市民趣味相融合,也将“勾花点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勾花点叶”画法并非周之冕独创,早在元代就有类似画法,而周之冕之所以被后人用“勾花点叶”来概括他的整体绘画风格。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的界限模糊化,对于文人画家不仅要有书卷气,也要有精湛的技巧,职业画家包括仇英等也向文人画的形式靠拢,应市场导向需要,绘画手段也较为灵活多变。总体上看,周之冕花鸟画整体风貌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源于沈周、文徵明以及陈淳。沈周继承了元代文人的孤傲和隐逸,开启了明代文人大写意花鸟的新风貌;文徵明对诗书画全面探索,追求笔墨的精致化,并提出“作家士气咸备”的主导思想,呈现出文雅、隽秀的气质,生活美学上也趋于闲适,成为吴郡文人的主流趣味,继而影响吴门后学的创作思路;而陈淳着意于彰显笔墨的个性价值,使恣意纵横的大写意花鸟逐渐成熟;作为吴门后学的周之冕主要是通过文徵明的绘画思想,将院体、文人、市民这三种趣味集之大成。

笔墨发挥到了极致,势必会造成标准化和套路化,笔墨的趣味也会有趋向俗气的危险。而“书卷气”体现的是画家的修养、品格,由内在精神反映出的古雅。周氏的勾花点叶技法既结合了文人的笔墨情趣,又不失造型的写真,创造出了一种有别于院体工笔和文人大写意的花鸟形态,创造出极受市场所欢迎的花鸟画新风貌。

周之冕的花鸟画,自明代后期以来一直受到公私藏家的追捧,清代内府更是将他的作品视为重要的收藏对象,仅见于《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者就有数十件。他的传世作品大多分散于各大文博机构,除两大故宫外,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河北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藏、天津艺术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院、常熟博物馆、常州博物馆、青岛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均藏有其作品。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最多。除公藏外,拍卖市场上在21年嘉德过亿《百花卷》令人印象深刻。

周之冕偶作山水画,葛嗣澎认为周之冕的山水不在陈淳、陆治之下。周氏作品最多、最成熟的创作类型还是其“勾花点叶”花卉作品。其事迹见《画史会要》、《式古堂书画汇考》、《图绘宝鉴续纂》、《无声诗史》、《弇州山人续稿》等。

画派肇始百代流芳

不同于吴门画派其他人,周之冕本人并没有太多曲折故事。画史记载他嗜酒如命,落魄不羁,生平无功名,过的是田园般的恬淡生活。但他下笔耻随俗流,开一代“勾花点叶”派,被誉为明代花鸟画史上的三大主要艺术流派之一。

后世之人,论明代绘画时,将边文进、吕纪的黄筌体,林良、陈淳、徐渭之写意派和周之冕的勾花点叶派相提并论,认为这三个流派是构成这一时期花鸟画的主流。有学者把明代花鸟画的派别,区分为工丽派(边景昭等)、勾花点叶——工丽写意派(周之冕)和写意派(林良、陈淳、徐渭等)三派,肯定了周之冕在明代花鸟画嬗变中的地位,同时也点出了周之冕画风的三种不同风格演变,即工丽——钩花点叶——写意,这三种风格的交叉演进贯穿了周之冕绘画艺术的全过程。周氏三种风格都有杰出的传世作品可一一印证。

见载于张庚《国朝画征录》是最早将周之冕视为勾花点叶派之创始,后经陈师曾介绍开来。明代王世贞评价周之冕:“胜国以来写花草者无如吾吴郡,而吴郡自沈启南之后无如陈道复、陆叔平,然道复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周之冕能兼撮二子之长。”徐沁的《明画录》也有类似描述。王世贞对周之冕的评价之高,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明代以来人们对周之冕的评价基本沿用了这一观点。

近现代陈师曾有言:“吾若论明代之花卉,必由受元人之影响;言元人花卉而亦必言受宋人之影响。盖人事如此,几成一公例矣。既受影响,不得不变(明人变者若林良,若周之冕)……明陈淳道复作写意画,有评之者曰:妙而不真。陆治包山反之,评之者曰:真而不妙。故作写意画者,往往犯妙而不真;画工笔者,则真而不妙。恽南田可谓妙矣,特虽妙而有离真者,则妙而不真,恽亦不免;蒋南沙结实有余,妙不若恽,则真而不妙,蒋亦不免。欲两者完全,甚难事也。周之冕画而有之,遭钩花点叶法,兼钧带写,一人双绝,斯为真妙矣一吾辈不必尽人学到周之冕,但笔墨与形似二者之折中,又乌可忽哉?”

从同时代的王世贞等人到近现代陈师曾,即使将周之冕放在前辈画家、同代花鸟画家、后世清代花鸟大家的评价体系中,周之冕与他的创造性的“勾花点叶”画法都获得了碾压式的赞赏。

周氏花鸟中精细画风往往出现在大幅全景花鸟作品中,通常为大户人家中功能性绘画所作,题材多表达祥瑞之意。写意画风多为长卷、册页,主要以“勾花点叶”的方式进行描绘,既有书写性,也保持了物象的“真”。

明中晚期的杂花长卷常以“四时花卉同绘一景”,本卷即勾画出四季花卉,周氏以己意统摄笔意,打破自然造化束缚,抓住了物象固有的特征,品种类属清楚可认,设色点染细腻妍美,生动活泼。

细察周之冕所绘对象,看似随意,实则双钩表现结构,为区别花的初蕾、微开、盛开等姿态和花叶的转折俯仰等造型。花卉上色明丽沉着,用笔勾线流畅,完全以工笔勾染之法绘出,花头工整细致,染出花瓣间的层次,花瓣尖上用粉稍提染。如梅花、水仙、牡丹等再略施蛤粉,画出轻盈感,可以说这些是他在花卉手卷常用的的敷色方法。

周之冕在画叶子时,喜欢强调叶片向背,用迅速精准的笔法双钩出叶型,再用花青、草绿分染出叶子的正反结构,并在叶尖或叶枝加以暖色。迅疾果断用笔和配色,肆意展示所绘草木的生命力,这种画法极富个人特色,通常在他所绘竹子、水仙叶片上都用此法。此法亦可在《花鸟册(二十开)》(天津博物馆藏)、《百花图》(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等作品中得见。

他所绘木本型花卉,枝干继承了林良简劲写意的用笔方法,遒劲纵逸。用笔之中常有较细的勾勒补笔,以强化物象结构。工笔没骨法精巧细致地绘出花托,笔笔见形,处处体现写“生”而“真”的意趣。

在21年的拍卖市场上,中国嘉德拍出一件价格1.4835亿元的周之冕《百花卷》,除去它《石渠宝笈》著录的光环,嘉德卷与本卷在创作理念、创作技法上如出一辙。

与嘉德《百花卷》相比,本卷补足了嘉德17米长卷没有描绘竹子的遗憾,并找出馆藏周之冕百花图中设色竹子作对照。本卷在兰花的描绘和姿态上更胜一筹,在菊花的描绘上也更符合全卷气息,更加古雅。两卷都运用了同样的创作手法,例如都为白色玉兰搭配粉色系花卉,都运用了相同的赋色方法,并且最终都以梅花结尾。左为嘉德《百花卷》,右为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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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图(赵宧光题引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中竹子的笔法与设色与本卷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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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总体布局平稳,次序井然,十三种花木相衬相映,各得其宜。周氏笔法精工简约互用,粗者不失精,细者不显弱,无一笔不到,无一笔多余,加以墨之淡雅,色之清妍,浑然而成,清新生动,作者能准确地把握花卉的特点,体态神韵描绘得生动逼真,用笔乘势挥洒,笔意流畅,反映了周氏在花鸟画上的深厚功底。无怪乎“勾花点叶”会受时人追捧,从群卉中似是可以洞察明代画派衍生的脉络。

从著录和传世作品来看,明代中晚期出现了大量的折枝杂花长卷作品,在题材、图式和表现技法上较之前代都有了新的发展,且这一创作模式代有传人,佳作频出,一直延续到清代恽寿平,创造了花鸟画史上的独特景观。

宋人《百花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的基因被元明两代的文人画家所继承和发展,尤其是明代中晚期的吴郡文人画家,多数都绘有折枝杂花长卷。与元季文人较为消极避世的情绪不同,此时苏州的新兴文人集团隐于市井,心态达观,崇尚清雅的生活方式,或寄情山水,寻幽访胜,或莳花栽竹,琴书为乐。尤其是“造园幽居,闲而莳花”成为一时风尚。吴门地区自然环境极为适合花草生长,利于画家挥毫落纸,正如钱谦益所云:“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写其神情;烟风月露、莺花雨鸟,揽结吞吐于毫素行墨之间,声而为诗歌,绘而为图画”、“无朝非花,靡夕不月”。明代晚期还出现了三部重要的插花理论文章,高濂的《瓶花三说》(1591)、张谦德的《瓶花谱》(1595)和袁宏道的《瓶史》(1599)。还有文震亨所作造园名著《长物志》中有花木篇,都能反映出明代人对花的研究与喜爱。

比起陈道复与徐渭,明代中晚期的书画市场上,周之冕、孙克弘等人更受藏家欢迎。明末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中有描述:“庭前有数种盆花,坐内有几张素椅。壁间纸画周之冕,桌上砂壶时大彬……”;姜绍书《无声诗史》里提到:“之冕之笔,蹊径易趣,传摹颇多,转觉增厌。要其真迹,固自斐然”,充分体现出周之冕在当时之流行。

画卷最后,周氏落本款。他常落“汝南周之冕”一款,款中“南”字多做草体,偶作行楷体,本卷落行楷“南”字款可与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其《梅花小鸟图》之落款相参。另外,周之冕“周”字处微妙的翻折和“冕”字字型与连笔也是他独具个性的落款方式,见南京博物院藏其《桂子图》。对比大量馆藏作品中找到周之冕签名的共性,在本卷中也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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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小鸟图》(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局部之落款“南”字亦为行楷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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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子图》(南京博物院藏)局部之落款与本卷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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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落款

吴门双璧 书画相映

周天球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夏题本卷引首“群卉争妍”,是年九月,周天球去世。董其昌同年进士朱国桢(1557~1632)所著《涌幢小品》记:“吴中周天球,字公瑕,善大书。少为文徵仲奖赏,感之甚,设像中堂,岁时祀如祀先。与王百穀穉登相左,见即避去。万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周天球自幼随父迁徙至吴,少游文徵明门下。文徵明对其极许可:“他日得吾笔者,周生也。”文徵明去世后,周天球便成了吴门书坛的实际领袖之一。周天球自视为文徵明的嫡传,王穉登声望渐起之后,与他分席嫡传位置。

万历十年(1582)王世贞撰《周公瑕先生七十寿叙》,提到周天球时,王世贞说:“异日传我于身后者,必子也。”寿叙内容如同行状,王世贞可以说是周天球的代言者。二人常讨论书法之道,强调法、意、学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讲究古雅、含蓄,着意于意趣表达。王世贞不仅在书论上极力推崇吴门书派,文徵明逝世后,王世贞常寻周天球为其抄写经卷,向周天球讨教书法。王世贞的书法受周天球影响颇深。

王世贞与周之冕周天球两位吴门双璧皆有交往。周天球与王世贞有固定的交友圈,不仅一起鉴赏,周天球还曾为王世贞摹古画,而周之冕、俞允文等人也曾在王世贞家的小园中避暑消夏,为王世贞作书画(马明宸语)。关于二周交集,除了有王世贞的关系外,在一些传世作品中也可见到。周天球曾为周之冕作品《沧江秋色图》(故宫博物院藏)题引首和跋文,为周之冕早年《万历七年1579作与造物游花鸟册》(杭州博物馆藏)两帧对题七绝。

周天球一生未曾出仕,以诗文书画名世,同时也享高寿(虚岁82岁)。周天球是画兰名家,由其所题引首可见同门画家对周之冕花卉有极高评价。关于周天球的书法,冯时可在《冯元成集》中亦云:“公瑕善大小篆、古隶、行、楷,皆模范文太史,晚能自得蹊径,一时丰碑大碣,无不出其手。”与文徵明相比,周天球笔下的浑厚是其独到之处,尤其是他晚年自出机杼,强调用笔之道。本卷引首及落款字,沉实的笔力让人印象深刻。周天球用一生诠释艺术重在继承,但更重独创,这一点当是吴门二周惺惺相惜之故。

江苏藏家 实力非凡

本卷由许均题长跋。许仪(1559~1669),明末清初画家,字子韶,号歇公,一号鹘槎,又号鹤影子,江苏无锡人。崇祯时官中书,后隐居于无锡石门,工诗文。李采石甥,画得其传,有出蓝之誉。有《鹤槎诗稿》遗世。秦祖永《桐荫阴画》赞其“花草、虫鱼、鸟兽,种种精妙,赋色独取法宋人,穷极工丽,真绝技也”,时人亦称赞他“画花能香,画鸟能声”。安徽博物馆院藏其《梅花白鸽图》(一级文物),郓城县博物馆藏其《杏林三鸶图》。

对比许仪作品,现存山东博物馆《庚子年作匡庐瀑布图》和《庚寅年作百蝶图》均有落款,字形与本件题跋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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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庐瀑布图》(山东博物馆藏)局部之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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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许仪题跋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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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蝶图》(山东博物馆藏)局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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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蝶图》(山东博物馆藏)局部2,让人眼前一亮

许仪的《百蝶图》(山东博物馆藏)让人眼前一亮,无怪乎画史会有盛赞他花鸟画的记载,这样卓有成就的花鸟画家是这样评价周之冕的:“前辈周少谷先生,秉天资敏慧,专於绘事游戏。以徐熙之没骨法写生,效黄荃之秀美,得趣其一花一鸟一石,而用笔清脆。真一时名播宇内,亦仙仙之流亚欤。系之一绝。满目千花烂熳游,日长百树碧天流。携琴欲觅玄真侣,高阁仙人岛上俦。”

许仪的题跋与其它公藏周之冕花卉卷上的题跋相似,皆是溢美之词。除跋者常规称赞的成分外,无不赞叹周之冕的绘画天分。朱鹭题《仿陈道复花卉图》(天津博物馆藏):“吴门写生家自石田、白阳两君后,独有少谷耳。而少谷生平率用五色,庄严点缀,生气宛然肖也。此数枝乃又纯以墨韵见长,种种令人把玩欣赏不已,特出绘染外,可信色画不尽少谷伎俩,法眼当自鉴之。”吴湖帆题《四季花卉手卷》(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周服卿花卉宗法石田翁,较王禄之放逸,比陈白阳谨严。是亦弘、万间一极品人才,骄持画坛数十载,堪与王百谷领袖文苑相媲美耳。”

由明入清,至乾嘉时期本卷释出至重要藏家手中,或由秦恩复收藏,亦经戴植、项源之手,未出江苏。“享帚精舍”或为秦恩复鉴藏印。秦恩复(1760~1843),字近光,号敦夫,江苏江都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读书好古,所居五笥仙馆,蓄书万卷,丹铅不去手。尤精校勘,延顾千里於家,共相商榷。阮元抚浙时,聘主诂经精舍。与人谦抑,不谈学问,故世罕知者。著有《享帚词》三卷及《石研斋集》等。

项源(清乾隆~道光间,18-19世纪),字汉泉,号芝房,斋名小天籁阁,安徽歙县人。清代鉴赏家、收藏家。

戴植(清道光间,19世纪),字培之,号芝农,一号成芬,别署诚庵、芝道人、听骊馆主人、培万楼主人、翰墨轩主人等,江苏丹徒人。善书画、收藏书画、古籍甚富。其“翰墨轩”、“心太平轩”、“培万楼”收藏书画和古籍,在当时称极一时,其中古籍收藏中,宋、元、明刻本10余种。其所藏书画後均归於上海博物馆。书法藏品如西晋刘伶《酒德颂》、元倪瓒《淡室诗》、《吴睿篆隶书卷》;画品有《戴本孝华岳十二景册》、《汪士慎花卉册》、《高翔花卉册》、《金农杂书册》、《梅清仿古山水册》、《董其昌山水卷》、《杜琼南邨别墅十景册》、《文徵明石湖清胜图卷》、《郑旼山水六景小册》等元明书画真迹几十种。

项源、戴植这一组合曾出现在同为江苏籍的近现代收藏名家汪士元所藏恽冰《百福骈臻图》上。尤值得一提的是,项源曾是《砥柱铭》的鉴藏者之一,他在《砥柱铭》上的“小天籁阁”朱文印与本卷上鉴藏印对照一致。由此种种,足见本卷鉴藏者实力之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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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铭》上的“小天籁阁”朱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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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小天籁阁”朱文印

勾花点叶画法对后世影响之深远,甚至可以说比吴门画派山水画的绵延时间更长,似乎每一位花鸟画家都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光是作为勾花点叶派代表人物这一点就足以让周之冕比肩前辈,屹立于大师之林。在周之冕之前,元代画作和沈周、文徵明、陈淳皆可见这种画法,为何后世单单将此法以周之冕创派冠之。周氏的花鸟画,不应仅仅看成吴门画派的余绪,也不应笼统的归为文人花鸟画。

他发展出花鸟画的独特性,传其画法者还有郁乔枝、刘奇、王维烈、王维新、朱统鍡、王醴、陈嘉言、顾炳等。在后来人例如以没骨小写意著称的恽寿平的花鸟中,周氏的勾花点叶小写意为这样的嬗变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开启了以恽寿平为代表的常州画派的先声。清以后直至近现代,受周之冕勾花点叶影响的画家还包括王礼、任伯年、张书旂、王雪涛等。

纵观本卷,为“勾花点叶”派创始人周之冕成熟群卉并设色作品,绘画风格典型。前有吴门嫡传周天球最晚年大字行书并年款之引首,后有深谙花鸟画之道的许仪题跋,另有乾嘉时期江苏实力派学者、鉴藏家、藏书家一一过眼鉴藏,亮点颇多,惊喜连连。兼顾传统与性情的集大成者,在画卷里随意中透露着明快和清雅,像是他淡泊不羁的胸臆,无不彰显着天才之光。

责任编辑:韩璐(EN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