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阿联酋的阿拉伯世界会变成怎样？|以色列|埃及|苏丹|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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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湾叔Uncle_Gulf

来源 | 海湾译读

编辑 | 杨兰

审核 | 浦电路交易员

这场美以伊冲突带来的，不仅是天空中飞舞的导弹、无人机与海上能源通道在封锁与反封锁之间的动荡，其带来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对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和阿拉伯世界内部关系的一场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却依然足够刺眼——所谓的阿拉伯团结，在关键时刻再次暴露出其脆弱甚至虚幻的一面。

在冲突爆发一周后，我曾在与一些学者交流时提出一个问题：海湾国家以外的阿拉伯国家是怎样看待这场堪称第三次海湾战争的地区冲突的？特别是那些身处非洲大陆的阿拉伯国家，在部分国家自身长期陷入战火之时，看到曾经的避风港也成为了地区冲突的交战场，又会作何感想？

最近，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AGSI）刊载了一篇来自阿联酋学者Tareq al-Otaiba撰写的文章，谈及了这个问题，也站在阿联酋的角度激烈地抨击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袖手旁观（有兴趣的朋友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虽然他的观点有不少偏颇之处，但尝试换位思考站在阿联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表达也实属正常。而他文章的标题“the hollow promise of arab solidarity”以及他所列举的事例，将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了世人眼前：当海湾国家遭受直接军事打击时，它们得到的最有效支持并非来自阿拉伯邻国，而是来自美国、欧洲以及部分亚洲伙伴。

与我们在国内媒体上所看到的一些分析截然不同，这场冲突期间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海湾国家——上至领导层，下至普通民众——认为来自美国、欧洲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的军事援助、情报共享和防空支援能够迅速到位。相比之下，多数阿拉伯国家对于本轮美以伊冲突的反应都是停留在声明、谴责，甚至连象征性的政治姿态都显得略为犹豫迟缓。而少数阿拉伯国家连口头支持都不愿多说一句，有的则在受袭盟友尚未脱险之际，继续盘算自身利益得失。

如果是单就阿联酋这一个国家而言，那篇文章作者对于苏丹、索马里这样国家的声讨显然站不住脚，站在苏丹、索马里一方的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是阿联酋应得的某种报应。在今天的文章里，我们不去多谈既往的这些是非和争端，仅从所谓的阿拉伯团结角度来研判，这已经不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次在重大危机面前暴露其内部分裂。事实上，阿拉伯团结从来都只是一种强烈的政治叙事，却很少真正成为稳定的战略现实。

20世纪中叶，泛阿拉伯主义曾一度席卷中东地区。它承诺以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为基础，塑造一个具有统一政治意志的阿拉伯世界。然而，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到1967年“六日战争”，再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阿拉伯国家虽然高举共同旗帜，却始终无法形成真正高效的战略协同。各国在战场上各自为战，在外交上各有各的算计，在战后则迅速回归本国利益的轨道。

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更是对阿拉伯集体行动神话的一次根本性打击。作为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彼时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埃及最终选择以国家利益优先，而不是继续承担泛阿拉伯事业的旗手角色。这一转折事实上宣告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地区整合方案的衰落。

此后几十年间，阿拉伯世界虽然仍不断以团结之名发声，但这种团结越来越停留在象征层面。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阿拉伯国家不仅未能形成统一应对，反而分裂为多个阵营，最终不得不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恢复地区秩序。阿拉伯国家无法依靠自身机制解决最重大的内部安全危机，这一现实至今未变。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则进一步揭示了阿拉伯团结的另一重虚无。当革命浪潮席卷地区时，各国并未基于共同命运形成合作，而是迅速根据自身制度安全和地缘利益选边站队。有人支持变革，有人反对革命（出现了所谓的“八王集团”），有人资助不同派系，有人直接介入内战。利比亚、叙利亚、也门、苏丹、索马里、黎巴嫩的长期动荡，某种程度上正是阿拉伯内部竞争外溢的结果。

换言之，阿拉伯世界始终存在文化共同体，却从未真正形成稳定的战略共同体。共同语言并没有也不会自动转化为共同利益，共同身份更是完全无法替代国家理性。

此次美以伊冲突不过是这一历史规律的最新印证。面对共同威胁，阿拉伯国家依然未能展现一致行动的意愿和能力。海湾国家遭袭，阿拉伯联盟反应迟缓。部分国家措辞模糊，另一些国家则将批评对象仅指向美国和以色列，而避谈直接袭击海湾国家的伊朗。所谓共同安全，在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歧面前依然“不堪一击”。

正如阿联酋总统外交事务顾问Anwar Gargash前些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所言（上图），这也就引出了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有一天，阿联酋在政治上与阿拉伯多边机制渐行渐远，一个没有阿联酋深度参与的阿拉伯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受到冲击的将是阿拉伯联盟。长期以来，阿盟的政治影响力本已式微，其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的财政支持、外交资源和政策推动。阿联酋不仅是阿盟的重要出资者，也是近年来少数仍愿意在泛阿拉伯议题上投入资源、推动议程的成员国之一。若阿联酋显著降低参与度，阿盟的功能性衰退将进一步加速。它未必立即失去存在形式，但其作为地区协调平台的实质意义将更加有限。

GCC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对阿联酋而言，GCC不仅是政治平台，更是安全与经济利益深度绑定的制度安排。无论是在关税协调、货物和资本流动、基础设施互联，还是在地区安全合作方面，GCC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阿联酋退出GCC的可能性极低，因为这将使其失去最重要的地区制度支点，也会削弱其在海湾地区事务中的制度性影响力。

但继续留在GCC并不意味着阿联酋会完全遵循传统的集体逻辑。相反，它更可能在组织内部采取一种高度自主、若即若离的战略姿态——既参与合作，又坚持独立；既维护机制，又保留否决空间。某种意义上，它未来在GCC中的角色有可能变得越来越类似于印度在金砖（BRICS）或上合（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中的位置：不是破坏者，却也不是无条件追随者；不是体系外力量，却始终坚持自身战略自主。

至于欧佩克（OPEC），情况则更为微妙。阿联酋近年来对沙特主导下的OPEC和OPEC+产量配额的不满早已不是秘密。随着其产能持续提升，现有配额机制与其国家利益之间的张力只会进一步加大。从纯经济角度看，阿联酋退出OPEC并非不可想象。事实上，在遭受本轮美以伊冲突沉重打击后，战后重建的阿联酋在短时间内需要大量流动性资金“回血”，配额约束所产生的利益冲突将更为尖锐。而相较于退出阿盟或GCC，退出OPEC的政治成本更低，战略灵活性反而更高。因此，阿联酋成为卡塔尔之后第二个退出OPEC的海湾国家，概率正在上升。

即便不正式退出，阿联酋也很可能着力推动OPEC内部规则调整，以争取更符合自身产能和发展战略的安排。这将使其在组织中的角色从传统协调者逐渐转向规则挑战者。

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阿联酋的战略重心正在发生变化。它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阿拉伯体系中的一员，而是日益将自身定位为一个连接不同区域、跨越不同制度平台的中等强国。其外交布局已经明显超越传统阿拉伯框架，延伸至亚洲、非洲乃至整个全球南方。

在这一过程中，阿拉伯身份固然重要，但已不再是其唯一或最优先的身份标签和战略坐标。对于阿联酋而言，未来最重要的不是维持某种象征性的阿拉伯团结，而是在一个更加碎片化、多极化的国际体系中，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与战略回旋空间。

这正是阿拉伯团结幻觉破灭后最值得关注的趋势。

阿拉伯联盟不会消失，阿拉伯认同也不会瓦解，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外交将越来越让位于国家利益、制度竞争和多向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