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16日，晚上20点5分，中国甘肃省固原县和海原县境内几乎是一片漆黑，万籁俱寂，从空中望去只有寥寥几点灯火。
突然，在海原县县城以西的哨马营和大沟门地区之间，大地剧烈颤抖起来，这里发生了一场人类文明史上有记载的罕见的大地震。
海原地震的烈度和造成的伤亡损失都是惊人的：根据史料记载，其震级高达里氏8.5级，比后来的唐山大地震（里氏7.8级）和汶川大地震（里氏8.0级）都高，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唐山大地震的11倍，也就是4枚“大伊万”氢弹的当量。
由于事发时为深夜，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入睡，在地广人稀，有的地方全是荒山戈壁的甘肃、宁夏地区，此次地震竟造成了近28万人死亡，超30万人受伤，如果发生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其造成的伤亡将难以估量。
顷刻之间，四座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还有几十座城市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地震波几乎传遍全球，被全世界96个地震台记录到，光是强度不等的余震就持续了三年之久。
在震中的海原县城，有近六成人口当场死亡，全城的土房子差不多全部震毁，幸存的民众只能住在用门板、破布搭成的窝棚里，现场情形如同世界末日，令人毛骨悚然。
震后的海原县城是这样的
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均有震感，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上海“时钟停摆，悬灯摇晃”，广州“掉灰泥片”，汕头“客轮荡动”，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地震”。
比起地震造成的巨大伤亡，地震之后的饥荒、疫情、水旱灾害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房屋被毁，地震后至少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更要命的是12月中旬大西北已经十分寒冷，在露天根本就待不住，大量灾民无衣无食，只能坐以待毙。
后世流传的大量史料记载了地震所造成的惨状，由于地震死者和冻饿而死者的尸体无人收殓，很快发展到了野狼、野狗群出啃食尸体，甚至撕咬倒地活人的骇人听闻状态。
第二年有外国记者到甘肃拍摄灾区实况，见到的是街道房屋全毁，瓦砾成堆，更有遇难者的森森白骨直接弃置路上，行人匆匆路过习以为常。
但是即便发生了这样空前的灾难，当时忙于争权夺利和与各地军阀混战的北洋政府却没有积极组织救灾，而是全靠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负责救济灾民、重建房屋。
震区之惨状
甘肃、宁夏等地本来就穷得叮当响，再加上交通和通信十分落后，救灾活动的效率和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直到地震发生的几个月之后，北洋政府才象征性地派出了几名官员到受灾地点开展所谓的“调查”，调查过程既长，实际效果亦微乎其微，根本没有对救灾产生实质性作用。
地震都已经发生一年多了，北洋政府调查组才完成了一份《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及其他各省之地震情形》的调查报告，其最主要的作用，只不过是为今天的人回顾当时地震的惨状提供史料而已。
1920年7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垮了段祺瑞的皖系军队，解散“安福国会”，形式上成了中国的统治者。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北洋政府内斗激烈，内阁总理变换如走马灯，政令不出北京城，毫无施政能力可言。
更何况，无论是直系、奉系还是皖系军阀，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他们不是忙着争权夺利就是挖空心思地对洋人卖力讨好，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四亿多国人漠不关心。
海原大地震发生之后，北洋政府惟以总统徐世昌之名捐了1万块大洋，另外组织了一个“全国急募赈款大会”，再后来就没有动静了。
北京的甘肃募捐大会旧址
名义上负责甘肃全省政务的督军张广建则推出了一些形式上的救灾措施，例如“省内设立筹赈公所，开仓放粮、倡捐集募，要求受灾较重各县将上缴款项立即就地分发、申请将甘肃官吏俸费尽数截留充捐；申请将盐款、烟酒印花税费等暂留急用等”。
但当时张广建的政令也出不了兰州，甘肃各地的中军阀、小军阀们自己还斗得跟乌眼鸡一样，捞钱都来不及，怎可能把自己的军费用去救灾？
据统计，黎元洪牵头成立的“甘肃赈灾救济会”历时一年只筹来3万大洋，“北京义赈会”共募集捐款14万元，其中用于赈灾的捐款总计13.5万元。
外国人成立的“国际赈灾救济会”本来表示准备救济，但却把所筹得的款项以“国际统一救灾”名义抽走，实际上分文未出。
其他民间组织募集的款项、资金数额本来就少，加上被人贪污挪用等，实际送到甘肃灾区的微乎其微，杯水车薪。
就在甘肃人民在地震带来的后续灾难中苦苦挣扎时，1923年9月，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地震造成超10万人伤亡，房屋倒塌损毁37万多间。
关东大地震后的日本灾区
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尽管此时的北洋政府依旧混乱不堪，但却表现出了极高的“关心”和救灾热情。
地震发生次日，北洋临时内阁立即向日本政府表示慰问，同时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援助日本救灾事宜。
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当即跳出来说：“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当天北洋政府迅速通过5条“援日救灾决议”，立即拨款20万元，并要求全国各省联合当地官绅、商人和地方团体组织急赈大会，同步展开募捐。
同时，刚刚才决定对日贸易禁运的北洋政府决定立即派遣商船运送30万石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人员前往日本救援，并要求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
与此同时，本来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的中国各省政治势力竟空前一致地向日本当局表示慰问和援助。
孙中山致日本首相慰问电
广州的“大元帅府”以孙中山的名义给日本摄政，就是日后侵华战争的总头目裕仁和日本内阁的一众大佬发电报慰问，同时慷慨捐资救援。
从达官贵人到富商大贾，文化名人，社会媒体，无一不对日本大地震表示了强烈的哀悼与支持，在日本驻华使馆、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门口均排起慰问长龙，各界人士积极捐款捐物，电报和汇款单均如同雪片般飞来。
在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上海，包括上海《晨报》、《民国日报》、《申报》均刊发大篇幅社论，对日本地震表示哀悼，并号召各界人士“献爱心”捐款，标题起得一个比一个煽情：
《日本大震灾》、《吊日本地震惨灾》、《悲日本地震大火灾》、《中国人急宜救济日灾》……
《民国日报》更是十分肉麻地写道：“此次日本巨灾，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复日中亲善，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在中国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谓无利。”
一贯主张对日亲善的上海总商会当即购买了一万包面粉，三千包大米，并出资611万元大洋，统一由招商局的轮船运到日本，这也是日本收到的第一笔国际援助。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
前往日本救援的中国红十字会人员
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立即派遣总办庄得之率领20余名医务人员，携带两万块大洋，十余箱药品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他们也是第一支到达日本灾区的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从北京到上海，梅兰芳、杨小楼等京剧大师们纷纷举行义演，几次演出即募得5万大洋，全部捐给日本灾区。
而文化界名人们则举行义卖，不仅把自己的大作拿出来拍卖，更将收藏的历代名家名作也拿出来卖了。
在拍品中，更是不乏唐伯虎、文征明、吴昌硕、董其昌、刘墉等人价值连城的真迹。
在上海教育局、教育协会的倡导下，上海的大学、小学不仅号召学生和家长捐款，更纷纷成立募捐队，沿路募捐，引发社会轰动，据称当年上海的学生几乎没有不参加这次捐款活动的。
尽管当时江苏、浙江两省还有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却依然有成百上千吨的救灾物资堆积在上海港码头等待日本船只拉走，每天还有几十吨物资源源不断地到达。
慷慨解囊段祺瑞
已经在军阀混战中下台的段祺瑞向自己的老部下发出号召，要求出资援日，一时间，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张勋等军政要人纷纷捐款，一次就募集10万日元，第二天汇给日本政府。
当时日元和黄金挂钩，因此非常值钱，1日元约等于0.4美元，也就是0.56克黄金，日本政府全年的财政预算才17.7亿日元。
在北京各界发起的对日募捐集会上，北京商业、银行各界公会捐出了30万大洋，米面3万袋，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避居天津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变卖了许多珍贵文物，筹集30万美元送给日本政府；
以“贿选总统”臭名昭著的曹锟捐了5万大洋，随后各省军阀陆续捐款，粗略估计不下20万大洋。
普陀山和许多寺院举行四十九天法事，念经念佛，超度日本罹难者，并送了一口大钟给日本放在东京。
据不完全统计，为了援助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国社会各界一共筹集了价值超过600万大洋的现金，以及价值不下于此的物资，光现金折成大米就够日本全国灾民吃一个月。
北洋政府的衮衮诸公
也有人说，那次中国捐给日本的钱、物总价值约3个亿。
中国人的仁义、善良、慷慨似乎是奢侈的，但似乎又是廉价的，也只有在百年前的民国，才会发生这种对自己人吝啬，对他人慷慨的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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