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陈建国，今年五十二岁。上个月，我关掉了在省城经营了十五年的三家连锁超市，把铺面统统转手，带着老伴儿李秀英，开着一辆半旧的国产SUV，回了老家陈家坳。
车进村口的时候，天正下着毛毛雨。水泥路是新修的，两边的老房子却还是记忆里的模样，只是更旧了。几个蹲在屋檐下抽烟的老头抬眼瞅了瞅车牌，又低下头去，没人认出我来。也难怪，我二十三岁就出去了，中间爹娘去世回来过两趟，都是匆匆来匆匆走，算起来有将近十年没在村里露过脸了。
秀英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的水田，叹了口气：“真回来了。”
“嗯，回来了。”我打了把方向，车子拐上一条更窄的土路，颠簸了几下，停在一栋两层的水泥小楼前。这就是我的老屋，爹娘留下的。外墙的瓷砖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灰黑的水泥，二楼窗户的玻璃碎了一块，用硬纸板堵着。院门是两扇锈蚀的铁门，一把老式挂锁锁着，锁眼里都生了红锈。
我掏出钥匙——回来前托村里的远房堂叔陈老四帮忙从镇上亲戚那儿取来的——捅了半天才捅开。推开铁门，吱呀一声怪响，扬起一片灰尘。院子里杂草有半人高，一棵老柿子树倒是还活着，只是枝条疯长，乱糟糟的。
堂叔陈老四听到动静，从隔壁院子探出头，手里还拎着个喂鸡的破瓢。他眯着眼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哎哟”一声：“是建国？建国回来了？”
“四叔，是我。”我走过去，递了根烟。
陈老四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才接过，就着我的打火机点上，深深吸了一口，上下打量我，又看了看我身后那辆不算新的车和正在搬行李的秀英。“咋……这是回来了？不走了？”
“不走了，外面生意不好做，店都关了，回来养老。”我说得轻描淡写，从车上搬下一个装着脸盆热水瓶的塑料桶。
“关、关了？”陈老四的眼睛在烟雾后面眨了眨，“我前些年听人说，你在省城开大超市，好几家哩，挣老鼻子钱了！这……怎么说关就关了？”
“赔了。”我吐出两个字，弯腰去拎一个沉重的蛇皮袋，里面是我们的被褥。秀英过来帮忙，我们俩都没再多说。
陈老四咂咂嘴，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像是惋惜，又像是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松快。“赔了……唉，这年头，生意是不好做……回来也好，回来也好，落叶归根嘛。有啥要帮忙的，吱声。”
接下来的三天，我和秀英就在收拾老屋里度过。扫地、擦窗、拔草、通水管。没请人，就我俩一点一点干。秀英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睡觉直哼哼。我给她揉腰，她说：“真就打算这么过了？”
“这么过怎么了？有房子住，有饭吃，银行里……”我顿住了。
秀英拍了我一下，压低声音：“小点声！隔墙有耳。你说，你这主意能行吗？他们能信？”
“由不得他们不信。”我给她拉好被子，“车是旧的，衣服是旧的，回来灰头土脸自己收拾屋子。咱们镇上的房子早卖了，省城的房子过户给儿子了，店里的事，随便一打听就知道确实转手了。咱现在，就是一对赔光了本钱、回老家窝着的老夫妻。”
秀英不说话了，过一会儿，呼吸变得均匀。
我知道她心里不踏实。其实我也没底。但我必须这么做。我太了解我们老陈家这一大家子，还有秀英娘家那些亲戚了。当年我爹病重，我刚开店资金紧张，低声下气去借，没一个人伸出援手，是我岳父偷偷塞给我两万块救命钱。后来我生意做起来，风声传回村里，好家伙，那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找上门了。这个要借钱做生意，那个要借钱盖房，还有借钱给孩子读书、娶媳妇、看病的。借的时候好话说尽，拍胸脯保证一定还。
可结果呢？
大表哥陈建军，借了八万说要包个小工程，三年了，提都没提过一个“还”字。二表哥陈建民，借五万给儿子买婚房，现在孙子都会打酱油了。姑表弟李强，借三万说是买货车跑运输，车买了，人见了我就躲。还有秀英那边的两个堂弟，也各借走了两三万。
前些年我暗示过，他们要么哭穷，要么装傻，要么干脆说：“建国你现在是大老板，还在乎这点小钱？就当帮衬兄弟了。”
我不是在乎这点钱。说实话，这些钱加起来，还不到我现在存款的零头。我在乎的是那个理，是那份心寒。我和秀英起早贪黑，搬货理货，吃住在店里，冬天冻得手上全是裂口，夏天热得痱子长满背，才一点点把店做起来。他们看见我风光了，就来吸血，吸得理所当然。
这次回来前，我把所有资产处理干净，只留了那张存着四千五百万的卡，贴身放着。我跟所有还有联系的亲戚、朋友，包括儿子，都说，生意做砸了，赔光了，欠了点债，好在把债还清了，剩下点棺材本回老家等死。
我要看看，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这些“血脉亲人”会是什么嘴脸。
收拾房子的这几天，村里人渐渐都知道陈建国回来了，而且是在外面混栽了，赔得精光回来的。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好奇、探究，慢慢变成了怜悯、疏离，甚至还有那么点看笑话的意味。陈老四来坐过两次，喝着我的茶，抽着我的烟，话里话外打听我到底赔了多少，还有没有“存货”。我只是一味叹气，说欠了供货商几十万，好不容易把店盘出去才填上窟窿，现在真是干干净净了。
第四天下午，老屋总算有了点样子，至少能住人了。我和秀英坐在还算干净的堂屋里，就着一碟咸菜喝粥。铁门被拍响了，声音很大，很不客气。
秀英看了我一眼。我放下碗，慢慢走过去开门。
门外站着三个人。打头的是我大表哥陈建军，五十多岁，黑胖，穿着件皱巴巴的 Polo 衫，肚子挺着。后面是他儿子陈勇，三十出头，剃个板寸，眼神有点凶。旁边是二表哥陈建民，瘦些，戴着副眼镜，手里居然还提着袋快烂了的苹果。
“建国！可算找着你了！”陈建军嗓门洪亮，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力气很大，“回来也不先跟哥说一声！要不是听四叔讲，还不知道你回来了！”
“建军哥，建民哥，快进来坐。”我让开身子，脸上挤出点笑，“刚回来，乱得很，没顾上。”
三人进了堂屋，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四处扫。看见屋里简单的旧家具，掉皮的墙壁，桌上那盆稀粥和咸菜，陈建军脸上的肉几不可查地松了松。陈建民把苹果放在角落的破凳子上。
“建国，这位是……秀英弟妹吧？多年不见，还是这么……朴实。”陈建军打了个哈哈。
秀英站起身，勉强笑了笑，去拿热水瓶和杯子。
“别忙活别忙活。”陈建民摆摆手，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叹口气，“建国啊，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你说你，当初在省城做那么大买卖，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是不是被人坑了？”
我搓了搓手，低下头：“运气不好，竞争太厉害，又压了货，资金链断了。”
“欠了多少？”陈勇突然开口，声音硬邦邦的。
我看了他一眼：“前前后后，几十万吧，店盘了，刚够抵债。”
陈建军和建民交换了个眼神。陈建军身体往后一靠，翘起二郎腿：“几十万……是不老少。不过嘛，人回来就好。钱嘛，身外之物。在老家，有我们这些兄弟照应，饿不着你。”
“是，是，多谢哥。”我点头。
一阵短暂的沉默，只有秀英倒水的声音。
“那个……”陈建民推了推眼镜，开口了，语气很为难，“建国啊，按理说，你刚回来，我不该开这个口。但是……哥实在也是没办法了。你大侄子，就是小峰，去年不是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了吗，是好事。可这学费、住宿费、补课费，实在压得人喘不过气。你嫂子身体又不好，常年吃药。我那点工资……唉。”
他停下，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没接话。
陈建军接过话头，语气“恳切”：“建国，你建民哥是真难。其实吧，今天我们来，一是看看你，二呢，也是有个不情之请。”他身子往前倾了倾，“你以前不是借给建民五万块钱吗？你看，你现在也难，我们本不该提。可建民这情况……你能不能宽限宽限，缓一缓？等他手头松动了，一定还你！”
我愣住了。秀英倒水的手也停在了半空。
堂屋里一下子静得可怕。院子外头，不知谁家的狗叫了两声。
我慢慢抬起头，看着陈建军“关切”的脸，又看看陈建民“羞愧”躲闪的眼神，还有陈勇那一脸不耐烦的横肉。
原来，他们不是听说我“赔光了”所以躲着我。
他们是听说我“赔光了，欠了债”，怕我——一个落魄的、急需用钱的债主——去找他们讨债。所以他们抢先一步，主动上门，不是来还钱，是来“求”我宽限，是来堵我的嘴，是来坐实我现在没资格、没脸面跟他们要钱的处境！
一股凉气，顺着我的脊椎慢慢爬上来。我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尖有点发麻。我张了张嘴，喉咙发干，发出的声音有点哑：
“建军哥，建民哥……你们今天来，是怕……我跟你们要债？”
先发制人
堂屋里的空气好像突然被抽走了，陈建军脸上的“恳切”僵了一下，陈建民则慌忙摆手，眼镜后面的眼神乱飘：“不是，建国，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们、我们就是……”
陈勇蹭地站了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他个子高，挡掉了门口大半的光，阴影投在我脸上。“表叔，你这话就没意思了。我爸和二叔好心来看你，怕你刚回来手头紧，还想着帮衬你。你倒好，一开口就是‘要债’？怎么，在外面赔了钱，就想从我们这些穷亲戚身上刮油水找补回来？”
“小勇！怎么跟你表叔说话呢！”陈建军呵斥了一句，但声音里没多少严厉，他转向我，又换上那副为难的表情，“建国，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他年轻，不懂事。不过……唉，咱们兄弟之间，有些话摊开说也好。当年你是借了我们一些钱，这我们认。可那时候，你不是风光吗？手指头缝里漏点，就够我们过日子的。我们一直记着你的好。可现在，你看看你这情况……”
他手指虚点了点这破旧的屋子，和桌上那点寒酸的吃食。“你自己都这样了，还惦记着那点陈年旧账？这不是逼我们吗？咱们可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啊！打断骨头连着筋！”
秀英听不下去了，热水瓶重重往桌上一顿：“建军哥，话不能这么说！当年建国借钱给你们，是情分！你们困难，他帮了。现在他有难处，提都不能提了？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哟，弟妹，你这火气不小。”陈建军瞥了秀英一眼，似笑非笑，“我们没说不认账啊。只是说缓缓，等我们宽裕了，一定还。可你们现在这架势，是立马就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啊？建国，你摸着自己良心说，当年你爹病重，是谁在床前伺候的？是我娘！你娘走的时候，是谁帮着张罗的后事？是我们兄弟几个！这些情分，是钱能算得清的吗？”
我看着他唾沫横飞的样子，看着他因为激动而泛着红光的胖脸，看着陈建民在他身后低着头、一声不吭，看着陈勇抱着胳膊、一脸“你能奈我何”的混不吝。
指尖的麻，慢慢蔓延到整只手，又顺着胳膊爬上来，让我的头皮都有些发紧。不是生气，是一种更深、更钝的东西，像是一把生锈的钝刀子，在慢慢地割。我早料到他们会赖账，会找借口，但我没想到，他们能如此理直气壮，如此……无耻。甚至还能倒打一耙，把拖欠变成了我的不是，把债主逼债的帽子抢先扣在我头上。
“建军哥。”我开口，声音比刚才稳了些，但没什么温度，“我爹娘的事，我记你们的情。一码归一码。借钱是借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要缓，可以。打张条子，写明欠款，约定个期限，利息我可以不要。”
“打条子？”陈勇怪叫一声，“表叔，你还来真的啊？都是一家人，打什么条子？传出去让人笑话！爸，二叔，咱们走！人家现在是落难了，看谁都想咬一口！还当自己是当年的大老板呢！”
陈建军脸色也沉了下来，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建国，看来你今天是不打算讲这个兄弟情分了。行，条子没有。钱，我们现在也还不上。你想咋样？去法院告我们？让全村人都看看，你陈建国，一回来就逼着自家兄弟上法庭？”
他冷笑一声：“你可想好了。你现在可不是以前了，名声臭了，在村里可没法立足。”
说完，他给陈建民和陈勇使了个眼色，三人转身就往院外走。走到门口，陈建军又回头，扔下一句：“对了，你姑表弟李强，还有你媳妇儿家那边两个堂弟，估计这两天也得来找你‘说道说道’。你好自为之吧。”
铁门被哐当一声甩上，震得门框上的灰尘簌簌往下落。
堂屋里只剩下我和秀英。夕阳的余晖从破了的窗户纸洞里漏进来，照着一地狼藉的脚印和那袋被遗忘在破凳子上的烂苹果。
秀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手有点抖，眼圈红了，但咬着嘴唇没哭出来。“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这还是人吗？”
我没说话，走到院里，看着那三个身影骂骂咧咧地消失在村道尽头。隔壁陈老四家的门轻轻开了一条缝，又迅速关上了。村子里很安静，但我知道，无数双耳朵正竖着，无数张嘴巴正准备把刚才的动静添油加醋地传播出去。
陈建军最后一句话，像根钉子，扎进我心里。果然，这才只是开始。
第二天上午，李强就来了。他没空手，提了一箱最便宜的、包装都快散了的牛奶。一进门就哭丧着脸：“建国哥，我对不住你啊！”
他比我会演，拉着我的手，眼泪鼻涕差点蹭我身上。“哥，我那车，去年就让债主扣了！运货赔了，欠了一屁股债，老婆都差点跟我离了！你那三万块钱，我是日日夜夜想着还，可实在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听说你回来了，还……还遇了难，我这心里，跟刀绞似的！我帮不上你，还欠着你……我不是人！”说着还要抽自己嘴巴。
我拉住他，看着他浮肿的眼泡和明显是刚揉红的眼睛。“强子，别这样。车扣了？债主是哪的？有凭证吗？”
李强的哭嚎卡了一下，眼神闪烁：“就、就是外地一老板，凶得很，合同……合同当时也没细看。反正车是没了。哥，你再宽限我几年，等我把外面的债清一清，砸锅卖铁也先还你！”
我看着他，没拆穿他去年还发了朋友圈，炫耀新接了一单长途大活儿。我只是点点头，说：“行，你写个条子吧，把欠款、原因、计划还款时间写清楚，按个手印。”
李强的脸瞬间苦得能滴出汁来：“哥……咱俩这关系，还写那玩意儿？你信不过我？”
“亲兄弟，明算账。”我把提前准备好的纸笔推过去。
李强磨蹭了十几分钟，歪歪扭扭写了一张，没写具体还款时间，只写了“手头宽裕后尽快偿还”，按了个红手印，然后像躲瘟神一样跑了。
下午，秀英娘家两个堂弟一起来了，一个叫李斌，一个叫李磊。两人没空手，拎了一袋自家种的、明显个头最小的红薯。话术和李强如出一辙，哭穷，卖惨，强调血脉亲情，暗示我现在落魄了更不该逼他们，最后在秀英气得发白的脸色中，也留下了两张含糊其辞的“欠条”，溜之大吉。
短短两天，我和秀英像是被架在火上烤。村里关于我们“逼债逼死亲戚”的风言风语已经起来了。陈老四再来时，语气也带了点责备：“建国啊，不是四叔说你，你以前是有钱，接济兄弟是应该的。现在你落了难，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逼得太急，伤感情，也坏名声啊。你看建军他们，在村里人多势众……”
秀英晚上偷偷抹眼泪：“这地方，真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咱们图什么呀？受这份罪！”
我躺在床上，盯着黑漆漆的房梁。院子里有蟋蟀在叫，一声声，吵得人心烦。四千五百万，就存在离这里不到五十公里的市银行里。那串数字，冰冷，沉默，却拥有改变很多人命运的力量。但我现在，却因为“欠”出去的那二十来万，被所谓的“血脉亲人”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成了无情无义、落井下石的小人。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第三天，更大的“戏”开场了。来的不是讨债的，是“债主”。
上午十点多，一辆破面包车直接堵在了我家院门口。下来四五个人，穿着廉价的西装或皮夹克，叼着烟，为头的是个光头，脖子上挂着条金链子。村里一些闲汉和孩子远远跟着，指指点点。
光头一脚踢开没锁死的院门，嗓门很大：“陈建国！哪个是陈建国？”
我和秀英从屋里出来。秀英看到这阵势，脸一下白了，下意识往我身后缩了缩。
“我是。你们是？”
光头上下打量我，吐了个烟圈：“我们是‘信达财务公司’的。你在省城的‘惠家’超市，倒闭前是不是从我们老板那儿进了一批货，尾款八万六，没结清就跑路了？”
我心里一沉。超市转让时，所有债务往来我都清理干净了，不可能有遗漏。这是……有人找来演戏的？陈建军？李强？还是他们一起？
“哪位老板？有合同吗？”我尽量让声音平稳。
“合同？”光头嗤笑一声，从腋下的皮包里扯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抖开，“看清楚了！白纸黑字！还有你的店章！想赖账？”
我扫了一眼，那印章模糊不清，但确实有点像我以前的财务章。造假不算高明，但唬外人足够了。
“我没进过这批货，这章也不对。”我说。
“你说不对就不对？”光头旁边一个黄毛青年指着我的鼻子，“我们大老远从省城跑来，你一句不对就想打发？告诉你，今天不把钱连本带利结了，别怪我们不客气！”
“你们想怎么不客气？”我往前走了一步，盯着那光头。这些年做生意，三教九流的人不是没见过，真豁出去了，我也不憷。
光头可能没想到我这么硬，愣了一下，随即狞笑：“怎么，想动手？哥几个，这老家伙不服！”
另外几个人围了上来。秀英吓得尖叫：“你们干什么！我报警了！”
“报警？欠债还钱，警察来了也得讲理！”光头一把推开秀英，秀英踉跄着差点摔倒。我扶住她，血往头上涌。
就在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院外看热闹的人群忽然被分开，陈建军、陈建民带着陈勇，还有七八个本家的青壮，拎着锄头铁锹，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
“干什么！干什么！谁他妈敢在我陈家门口撒野！”陈勇一马当先，手里的铁锹墩在地上，砰一声响。
光头一伙人显然没想到这出，有点懵。“你们……你们是哪的？少管闲事！”
“闲事？”陈建军走到我旁边，挺着肚子，指着光头，“他是我亲表弟！你们敢动他一下试试？在陈家坳，还轮不到你们这些外来的混混嚣张！滚！”
陈建民也扶了扶眼镜，慢条斯理但声音不小：“欠债还钱，也得有真凭实据。你们拿张破纸就想讹人？当我们老陈家没人了？再不滚，我们就报警，告你们寻衅滋事，私闯民宅！”
本家的几个青壮往前逼了一步，手里的农具闪着寒光。
光头脸色变了变，估计是觉得讨不到好，指了指我，又指了指陈建军，色厉内荏：“行！你们狠！陈建国，还有你们，给我等着！这事没完！我们走！”
面包车喷着黑烟，狼狈地开走了。
看热闹的村民发出嗡嗡的议论声，有的对陈建军他们竖起大拇指，有的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陈建军转过身，脸上带着胜利者的笑容，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洪亮，显然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建国，别怕！有哥在，有咱们老陈家在，谁也欺负不了你！不就是欠了点钱吗？多大个事！咱们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陈建民也温和地说：“建国，之前是哥语气不好。你看，关键时刻，还得是自家兄弟吧？”
陈勇得意地晃着脑袋。
我看着他们。看着陈建军脸上那“不计前嫌”、“慷慨仗义”的表情，看着陈建民镜片后闪烁的精光，看着陈勇那掩饰不住的、像看落水狗一样的优越感。
我忽然全都明白了。
这一出“假债主上门逼债，真兄弟挺身而出”的戏码，恐怕才是他们真正的“先发制人”。
他们不是来堵我的嘴，是来堵全村人的嘴，堵我的后路。他们要用这种方式，在所有人面前“坐实”我陈建国是个落魄欠债、需要他们保护的可怜虫。而他们，则是顾念亲情、挺身而出的“好兄弟”。这样一来，我之前任何讨债的举动，都会变成“不识好歹”、“恩将仇报”。那二十多万，就永远成了他们口中“兄弟间互相帮衬、不提钱”的“情分”。而我，将永远欠他们一个“救命之恩”，在村里再也抬不起头，那笔真正的巨款，也将随着我这个“破产者”的人设，被彻底埋葬。
好算计。真是好算计。
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比那天陈建军他们来时更冷，更刺骨。我看着他们“亲切”的笑脸，看着院外围观村民们的脸，第一次对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子，产生了彻骨的陌生和冰冷。
秀英紧紧抓着我的胳膊，手指掐得我生疼。她也在发抖。
陈建军凑近了些，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能听到的音量，带着笑，一字一句地说：“建国，你看，离了我们，你在村里，可活不下去。以前那点钱，就当是哥几个，保护你的‘费用’了。以后，安生点，嗯？”
绝地反击
那天之后，我和秀英在村里的处境，变得极其微妙。
陈建军他们“打跑省城恶霸，救下表弟”的事迹，被添油加醋传遍了全村。在大多数人眼里，我陈建国成了一个不但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还给村里招来麻烦的“灾星”。而陈建军兄弟，则成了讲义气、护犊子的英雄。路上遇到，打招呼的人少了，更多的是背后的指指点点和那种混合着怜悯、不屑与疏离的目光。
陈老四再来时，眼神也带了点埋怨：“建国，你看这事闹的……建军他们虽然……唉，但这次好歹是帮了忙。那笔钱，我看……就算了吧。破财消灾。你现在这样，真把他们惹急了，在村里不好过。”
就连秀英，在最初的愤怒和恐惧之后，也陷入了更深的消沉和茫然。“他们怎么能这么坏？”她夜里睡不着，反复念叨这一句，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她开始后悔回来，开始觉得我那“装穷试探人心”的想法，不仅天真，而且把我们拖进了一个更恶心、更无望的泥潭。
“要不……”她某天夜里，声音带着疲惫的沙哑，“咱把钱要回来，哪怕能要回一点，然后走吧，离开这儿。去哪都行。”
我握着她的手，没说话。她的手很凉。
走？往哪走？儿子在省城刚站稳脚跟，小家庭压力也大。更重要的是，如果就这么走了，那四千五百万，就成了一个笑话。而我，也真的成了被他们用这种卑劣手段赶跑、吞噬的可怜虫。
我不甘心。
但硬碰硬，显然不行。他们现在是“正义”的一方，有“救命之恩”的光环，人多势众，在村里根基深厚。而我，是个“外来的”落魄户，孤立无援。
得换个法子。
我开始“认命”了。见到村里人，主动低头，挤出苦笑，不再提任何关于钱的事。对陈建军他们，我更“恭敬”了，隔三差五，让秀英炒两个小菜（真的是小菜，青菜萝卜），请他们来家里“坐坐”，喝点我带回的、最便宜的散装白酒。酒桌上，我反复“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说自己之前“糊涂”、“不懂事”，一把年纪了才看清“什么最珍贵”。“钱是王八蛋，花了还能赚，兄弟情分，那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真挚，眼神“诚恳”，甚至带着点“幡然悔悟”的泪光。我给自己灌酒，喝得脸红脖子粗，拉着陈建军的手叫“亲哥”，搂着陈建民的肩膀说“好兄弟”。秀英起初不解，在桌下踢我，我只是用力握了握她的手。
陈建军起初还有戒备，但几杯酒下肚，加上我“掏心掏肺”的表演，他渐渐放松了，那种掌控一切、居高临下的得意，又回到了他脸上。他拍着我的背，大着舌头说：“建国，这就对了！早这么想不就没事了？放心，有哥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
陈建民推着眼镜，笑得更深了些，但眼神里的算计，在酒精下也藏不住。“建国能想通就好。咱们兄弟，以后更要互相帮衬。对了，我看你家后面那块自留地，荒着也是荒着，我正好想搭个棚子多养点鸡，你看……”
“哥你拿去用！跟我客气啥！”我大手一挥，一副醉醺醺的豪爽模样。
“还有村东头那片小池塘，”陈建军接口，“以前是你爹弄的，荒了多年了。我家小勇想包下来搞点鱼苗，你看……”
“给勇子！都自家孩子！”我拍着胸脯。
他们心满意足地走了，带着“降服”了我的胜利感，和即将到手的一点小实惠。
秀英等他们走远，关上门，看着瘫在椅子上、眼神却异常清醒的我，声音发抖：“你疯了？地给他们？池塘给他们？那都是爹娘留下的！”
我慢慢坐直身体，脸上的醉意褪去，只剩一片冰冷的平静。“几块荒地，一个废池塘，不值钱。给他们，他们才更安心，更觉得我‘懂事’，‘彻底服了’。”
“可……”
“秀英，”我打断她，声音很轻，但很稳，“你信我吗？”
秀英看着我，看了很久，最终红着眼圈，重重地点了下头。
第一步，麻痹他们，让他们觉得我彻底认怂，毫无威胁，甚至可以被继续“吸血”。
第二步，我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让他们自己把“贪婪”和“无耻”暴露在所有人面前的契机。光是欠债不还、颠倒黑白，冲击力还不够，还需要更戏剧性、更能引爆情绪的东西。
我等了大概半个月。这期间，我“老实”地待在家里，偶尔去村里小卖部买点最便宜的烟酒，和老头们下下棋，听他们闲聊。我听到陈建军在酒桌上吹嘘如何“镇住省城来的混混”，听到陈建民跟人算计我那几块地的用途，听到李强又接了趟“大活儿”，听到李斌李磊两家因为宅基地闹了矛盾。
时机差不多了。
我让秀英“无意中”在村里跟她还算说得来的一个媳妇聊天时，“愁苦”地透露：我们手头实在紧，秀英有慢性病，一直没断药，最近药快吃完了，可手里连买药的钱都凑不齐。之前关店是清了债，但棺材本真的没剩多少，这老房子又破又潮，我的老寒腿也犯了，夜里疼得睡不着。这话，很快“顺理成章”地传到了陈建军他们耳朵里。
果然，没过两天，陈建军和陈建民又“结伴”来看我了。这次，没带陈勇。
陈建军一进门，就皱着眉打量屋子：“建国，这房子是不行，到处漏风。你这腿，得注意啊。” 他叹了口气，很“为难”地开口：“建国啊，按理说，你这情况，我们做哥哥的，怎么也得帮一把。可是……我们家你也知道，你大侄子要结婚，彩礼、房子，压得我喘不过气。你建民哥那边，孩子上学，也是窟窿。”
陈建民接话，语气更加“推心置腹”：“是啊，建国。我们是真的难。不过，看你这样，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哥这儿倒是有个想法，你看行不行。”
“建民哥你说。”我“期待”地看着他。
“你之前，不是还借给李强，还有秀英娘家两个堂弟一些钱吗？”陈建民压低声音，“他们几个，我知道，手里其实有点活钱，就是赖着不还。你看你现在这么困难，于情于理，他们都该把钱还给你，起码应应急。”
陈建军一拍大腿：“对啊！你怎么不找他们要？他们可比我们宽裕！李强那车，我看跑得欢实着呢！李斌去年还给他儿子买了新摩托！”
我脸上露出“苦涩”和“犹豫”：“我……我去要过。可他们……都说没钱，让我宽限。我……我开不了口了。上次强子来，都给我跪下了……”
“你呀！就是太老实！”陈建军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对他们那种人，不能客气！这样，你把借条给我们，我们兄弟俩出面，去帮你要！我们说话，他们不敢不听！要回来的钱，你先用着看病！”
我心里冷笑，终于图穷匕见了。他们不是要帮我要债，他们是看准了我“走投无路”，想把我手里最后那点“债权”也骗过去，然后名正言顺地吞掉，或者以此去拿捏李强他们，换取别的好处。反正，钱不可能回到我手里。
我“激动”地抓住陈建军的手，眼眶都“红”了：“建军哥，建民哥！你们……你们真要帮我？我……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颤巍巍地起身，走进里屋，磨蹭了一会儿，拿着一个旧铁皮盒子出来。打开，里面是几张折叠好的纸。
“借条……都在这了。李强三万，李斌两万五，李磊两万。还有……”我“迟疑”了一下，拿出另外两张纸，声音更“低”了，“这是……这是以前，一个外地生意伙伴，生意上资金一时周转不开，在我这押的两张欠条，一共……十五万。说好去年底还，可后来我店出事，人也联系不上了。这……这怕是瞎了。”
我故意把这两张“外地欠条”混在里面，而且把金额说得比较大。果然，陈建军和陈建民的眼睛，在看到那两张“欠条”时，瞬间亮了一下，虽然很快掩饰过去。
“十五万？”陈建军接过所有借条，仔细看了看（其实他认不了几个字，主要是看手印和金额），手指在那两张“外地欠条”上摩挲了一下，“这……是有点麻烦。不过，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事，包在哥身上！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讨回来！”
陈建民也点头：“对，建国你放心。这些借条放我们这儿，我们去要。要回来，一分不少给你！”
他们拿着铁皮盒子，像捧着宝贝，急匆匆地走了，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他们大概觉得，不仅彻底拿捏了我，还意外发现了我“藏”着的“潜在资产”——那十五万“外地欠条”，虽然希望渺茫，但万一呢？蚊子腿也是肉。
等他们走远，秀英从里屋出来，脸色发白：“他们……他们真拿走了？那借条……还有那两张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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