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从达沃斯到慕尼黑：全球秩序脆裂下的海洋安全焦虑与战略调整
朱锋
现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海洋安全与发展”研究报告
第50期，2026年3月
内容摘要
2026年初，达沃斯与慕尼黑两大场景集中释放出国际秩序“脆裂”加速外显的信号：特朗普2.0推动美国更公开地向强权政治与单边主义回归，引发盟友对“自由主义秩序由美国亲手终结”的震动；欧洲则在俄乌冲突长期化、对美不确定性上升与对华竞争叙事强化的叠加压力下，更明确转向“回到权力政治时代”的判断，并以提升防务与产业能力来谋求战略自主。跨大西洋层面，美欧虽分歧增多，但仍试图通过“修补—调试—再规范”维持阵营组织能力，同时把竞争重心更系统地转向科技、资源、产业与贸易等结构性领域。
上述调整将通过海上力量投射、规则解释权竞争与关键通道安全化等路径外溢至涉海领域，增加周边海域摩擦的组织化与长期化风险，也为中国以公共产品与制度供给稳定周边提供窗口。
主要观点
• 主要力量正在把“秩序焦虑”转化为系统性战略调整，进入新一轮结构塑形。
• 跨大西洋关系呈现“裂痕上升—修补强化”并行态势，底层目标是延续组织能力与规则解释权。
• 欧洲形成“双重逻辑”：无法脱离美国，但必须提升“欧洲力量”，军工与防务能力建设将持续推进。
• 美国对华竞争重心更集中于科技、资源、产业与贸易等综合国力领域，同时保留必要沟通以降低失控风险。
• 海洋领域将成为“力量—规则—通道”三线交汇点，港口、航运、海底电缆与海底资源更易被安全化。
政策影响
• 域外力量涉海行动更趋组织化，联合巡航、军演与能力建设项目的频率可能上升，摩擦由“点状事件”向“机制性压力”转化。
• 规则竞争升级为“解释权竞争”，国际法与制度改革话语可能被用于压缩对手政策空间，地区治理碎片化风险加大。
• “产业—资源—通道”联动增强，科技战与产业政策外溢至港口物流、航运保险、海底电缆与海上能源通道，发展议程加速安全化。
引言
2026年正在成为世界政治演进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关键节点。新年伊始，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月23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了引发广泛讨论的“卡尼之问”：在特朗普2.0开启之后，美国以“新门罗主义”为特征的政策取向，是否正在加速二战后形成的全球秩序解构？未来的国际秩序究竟将回归以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为核心的制度体系，还是重新滑向以实力地位为基础的权力政治？这一提问不仅反映了西方内部的深层焦虑，也揭示出全球秩序进入结构性转折期的现实判断。
2月13日，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如期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在开幕演讲中直言，基于权利与规则的国际秩序即便在其最辉煌阶段也并不完美，但如今已然“不复存在”。这一表述，象征着欧洲主流政治精英对国际体系结构性变动的公开确认。慕尼黑会场的整体氛围，已不再局限于对秩序裂痕的哀叹，而更多转向如何在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中重塑战略定位与政策路径。
在会议期间，欧美政界、防务界、智库界以及企业界代表的密集发言与互动， 清晰展示出一个共识：国际体系正经历二战结束近81年来最深刻的一轮结构调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再只是概念性判断，而正在具体化为联盟关系再校准、权力结构再分配与规则体系再塑造的现实进程。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慕安会法则”并非单纯表达焦虑，而是在秩序脆裂背景下推动战略与政策层面的主动调整，力图使全球治理与国际规则进入新的稳定周期。这一再平衡进程仍处在起步阶段，其方向与结果均充满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如何从海洋安全与发展的视角审视这一轮全球秩序重构，识别其对力量投射、规则竞争与关键通道安全的外溢影响，已成为亟需系统分析的重要课题。
跨大西洋关系的再校准：修补裂缝与对外动员并行
跨大西洋关系当前同时承受格陵兰问题、俄乌战争长期化以及贸易与关税摩擦等多重冲击，但美欧并未放任裂痕扩大，而是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集中推动“修补—调试—再规范”，以稳住阵营组织能力与政治信任。鲁比奥的主旨演讲是这一再校准的关键：其核心不止于安抚欧洲对特朗普2.0政策急转的担忧，更在于说服欧洲政治与社会精英接受“特朗普主义”的联盟运作逻辑——利益优先、成本分摊与更紧密的对外动员。相较2025年万斯将欧洲风险归因于“内部问题”引发反弹，美方此次更强调叙事重置与心理预期修复，试图降低盟友对美国单边冲击的焦虑，并把欧洲重新拉回“共同上路”的轨道。
美方动员叙事出现三点更清晰的变化：第一，把盟友关系从“价值共同体”拉回“力量共同体”，强调关键生活与生产资料不能依赖他人，美欧的安全与繁荣必须建立在自身实力与对国际资源分配的控制力之上；第二，把国际制度改革纳入竞争工具箱，提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战后制度“必须改革”，实质是争夺规则解释权与议程设置权；第三，以“复兴叙事”覆盖对外竞争成本，为科技战、贸易战与产业战提供动员基础，并要求欧洲与美国一起“再度伟大”。这些表述总体指向一个目标：推动欧洲更系统地跟随美国重建在权力、技术、产业与金融领域的优势。
在对华政策表述上，鲁比奥保持相对克制，强调不与中国对话是“失责”，在利益一致处可以合作，并需保持沟通以避免不必要冲突；但同时也明确对华竞争重心将长期锁定在科技、资源、产业与贸易等综合国力领域。由此形成“对话姿态”与“结构性竞争”并存的格局，中美关系更可能呈现“高接触、低互信”的常态：接触更频密、摩擦更高频，但总体都试图控制升级。
从涉海角度看，这一再校准将把结构性竞争更深带入海洋领域：港口与航运网络、海底电缆与海洋数据链条、关键通道与海底资源更易被纳入“联盟化产业政策—安全化规则叙事”的一体化框架。海洋不再只是军事存在的空间，更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设施底盘与规则解释权博弈的前沿场域。
欧洲的战略抉择：提升“欧洲力量”与对美依赖的再平衡
欧洲主流政治精英在慕尼黑会场呈现出更趋同的战略判断：欧洲在安全上“离不开美国”，但同时也必须降低对美不确定性的脆弱性，不能继续把安全完全外包给美国，而应系统提升自身防务与军工产业能力。这一判断在德国总理默茨的开幕演讲中表达得尤为集中。他一方面强调俄对欧威胁的长期化，另一方面将中国定位为通过“战略耐心”重塑国际秩序、并“利用世界对其依赖”来重新定义相互依赖结构的关键变量，进而提出欧洲“需要从世界历史的假期中回归”，重新面对权力政治与大国竞争的现实。
这种叙事组合的政策含义在于：欧洲正在把“战略自主”从政治口号推向资源投入与能力建设的硬议程，并将其正当性建立在双重威胁认知之上——短期以俄乌冲突为安全压力源，长期以“对华竞争叙事”作为结构性动员框架。其直接效果，是为防务开支上升、军工产能恢复、关键装备体系升级提供更强的政治授权空间。默茨同时以“欧洲GDP远高于俄罗斯但实力未必成比例”为例，强调欧洲必须适应大国政治新时代并充分释放经济、技术与军事潜力，这实际上把“欧洲力量建设”界定为一项长期的国家能力工程。
但需要注意的是，2026年慕安会也清晰展现出欧洲内部的结构性张力：在安全议题上呈现更强“趋 同”，在经济与对华关系上则体现“分化”。一方面，欧盟外交专员卡拉斯公开批评特朗普的乌克兰战争调解政策，强调欧洲不会对俄罗斯领土诉求妥协，表明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立场更强硬、对美政策分歧更显性；另一方面，默茨政府在对华经济关系上仍强调合作的重要性， 明确“中国既是战略竞争对手，也是战略合作伙伴”，体现出欧洲在产业与市场利益驱动下仍试图保留政策回旋。
在能力建设的外溢效应上，欧洲“力量建设”一旦进入军工复兴与联盟协同的轨道，就不再仅是欧洲内部的预算与装备问题，而将更直接投射到域外议程，尤其是海上存在展示与关键通道安全。英国首相斯塔默将欧洲形容为“沉睡的雄狮”，并强调欧洲军工能力与舰机体系潜力巨大；这类表态与默茨的主张相互呼应，意味着未来欧洲在防务合作、军备能力提升与联合行动方面的制度化趋势将增强。
如果该趋势与日本等盟友强调的“同盟全球安全责任”框架叠加，欧洲防务议程就可能以联合演训、海上存在、能力建设项目等方式向外延伸，使域外涉海行动更具组织化色彩。
对中国而言，应对欧洲“安全趋同”的现实，关键不在于与其进入叙事对抗，而在于稳住其“经济分化”的利益理性与合作空间：一是把对欧沟通更多锚定在气候治理、航运减排、海洋环保、海洋科研与海上公共安全等公共产品议题上，形成可交付的合作项目与年度清单；二是在涉海规则与标准层面加强技术性合作与第三方平台对接，减少欧洲被卷入单一安全化叙事的惯性；三是对可能上升的欧洲海上存在与联合行动保持前置研判与机制化沟通，避免海上接触频密化带来误判与叠加风险。
权力分配与规则秩序：单极失衡、双重标准与多极化加速
国际秩序“脆裂感”加速上升，其深层原因并非主要来自理念分歧，而在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权力分配长期失衡、有效制衡机制不足。特朗普2.0时期的政策取向，并非对既有体系的颠覆式重建，而是在单极结构框架内更为直接、更加少加掩饰地运用美国的优势地位。美国既拥有综合实力上的明显优势，又叠加对欧亚大量盟友的制度性依赖与安全承诺，由此形成权力高度集中而约束相对不足的结构环境。在这一环境下，即便政策引发外部争议或反制，美国决策层仍倾向相信其优势足以吸收成本，从而降低对协调与妥协的重视。
在这种结构条件下，规则与价值更容易被功能化运用。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扩张性的安全政策与资源优先取向，反映出“权力与国家利益优先”的战略逻辑。自由主义价值更多成为动员与施压的工具，而非普遍适用的约束原则。围绕“基于规则的秩序”与“基于实力的秩序”的对立叙事，并未因政策更迭而消退，而是在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实践中强化，使规则适用的选择性更加明显。
双重标准对秩序合法性的侵蚀，是多极化加速的重要推动力。当自居维护人权与国际法的一方在关键问题上采取选择性立场，甚至动用制度工具阻断对盟友的约束时，“规则秩序”的公信力必然受到削弱。相关争议已不再局限于对外指控，也在西方内部引发分歧与公开批评。被称为“新门罗主义”的政策取向，体现出对传统强权政治路径的明确回归，其行为方式趋于直白化与工具化，进一步强化了国际社会对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判断。
对涉海领域而言，规则合法性流失将产生连锁影响。国际法与海洋法更易被选择性解释并嵌入政治动员，围绕航行自由、争端处理与执法合法性的争议更容易转化为解释权竞争。多边机制权威下降，使区域合作更多依赖小多边与临时安排，治理碎片化风险上升。同时，中等国家虽拥有更大的平衡空间，但在联盟动员与安全化叙事压力下更易面临选边压力，从而增加周边海域摩擦的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权力结构失衡与规则合法性流失相互叠加，正在推动国际秩序进入竞争更制度化、摩擦更常态化的新阶段。对中国而言，涉海应对需要更加重视规则与证据供给能力、技术性危机管控机制，以及通过发展合作稳住周边国家的政策理性，以降低结构性压力。
海洋安全与发展视角下的外溢效应
达沃斯与慕尼黑所体现的秩序焦虑一旦进入海洋领域，往往会转化为更具体的政策与行动安排。海上力量的存在、规则叙事的塑造以及关键通道与基础设施的控制，正在相互交织，使海洋从传统的军事活动空间转变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平台。
首先，域外力量在海上的活动日益呈现出制度化和持续化趋势。联合巡航、联合演训与能力建设不再是偶发性的展示，而是通过机制化安排不断延伸，并与“维护规则”“保障通道安全”等表述相互配合。长期而言，这种持续会影响地区国家的风险判断与政策选择。对中国来说，真正的压力不在个别军事行动，而在于相关国家在训练、装备与执法合作中逐步融入既定体系，从而在关键时刻更倾向于按照外部设定的行动框架行事。
围绕海洋议题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在规则解释和叙事塑造上。制度改革与规则重述被频繁提及，具体事件中的法律解释与道义表达也更加政治化。如果缺乏稳定而有力的事实呈现与法理说明，相关叙事容易被对方抢占并固化为国际舆论的默认立场。因此，在涉海事务中持续提供清晰、可核验且具有一致性的法律与事实依据，已成为维护政策空间的重要条件。
再次，港口、航运网络、海底电缆、海洋数据以及能源运输线路等关键基础设施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安全议程。通过投资审查、融资与保险条款、准入标准和数据规则等方式，外部力量可以对这些通道形成制度性约束。执法行动、情报活动与舆论操作在同一海域交织出现，使摩擦呈现出灰色地带化的特点，即不触发战争阈值，却持续消耗对方的应对资源。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海洋领域的竞争正从军力展示扩展到制度标准与合规体系层面。港口管理制度、航运合规规则、海底电缆维护标准、海洋环保与海事安全规范等，都可能影响地区国家的政策取向。即便相关国家试图保持平衡，也可能在标准采纳与能力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路径依赖，从而在实际行动中受到制度网络的牵引。
在这种环境下，周边海域的风险更可能表现为频繁而持续的摩擦，而非一次性冲突。多数事件未必升级为军事对抗，但长期积累会改变地区安全与发展的整体氛围。因此，应对思路需要更加注重前端塑造，通过稳定合作基础、加强沟通机制与提升基础设施韧性，减少误判空间，并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格局中保持海洋发展的基本稳定。
从达沃斯的“卡尼之问”到慕尼黑关于“规则秩序不复存在”的公开判断，2026年初所呈现的并非简单的情绪波动，而是一场围绕权力结构、制度安排与战略定位展开的系统性再调整。特朗普2.0背景下美国更公开地向强权政治与制度工具化回归，欧洲在安全压力与战略自主之间寻求再平衡，单极结构的失衡与规则双重标准加速多极化趋势成势——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国际体系的运行逻辑。
在这一进程中，海洋空间成为外溢效应最为集中、最为具体的前沿场域。力量投射更加组织化，规则竞争转向解释权与证据链之争，关键通道与基础设施安全化程度上升，使海上摩擦呈现“低烈度、高频率、长周期”的结构特征。海洋已不再只是军事存在的地理空间，而是综合国力竞争、制度网络嵌入与发展议程博弈的基础性平台。
面对这一趋势，中国的战略选择不应局限于事件性应对，而应着眼于结构性塑形。一方面，通过持续提供海洋公共产品与可交付合作项目，稳定周边国家的利益预期，避免地区议程被单一安全化叙事主导；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危机管控机制与规则解释能力，提升证据链与传播链供给水平，在规则竞争中保持主动；同时，通过提升港口、航运、海底电缆与海上能源通道的韧性建设，把发展安全转化为战略缓冲空间。
全球秩序的再平衡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方向与节奏充满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海洋安全与发展将成为未来大国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重要交汇点。如何在秩序重构的震荡期中守住底线、稳住合作面并争取结构性主动，将决定中国在这一轮全球格局调整中的战略空间与长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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