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市井菜场，藏着半城风云与百年交响。四马路菜场不仅是上海人的烟火日常，更是文学叙事、红色记忆与近代音乐史交织的特殊坐标。
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的故事情节，就是从四马路菜场楼上展开的：一九三三年农历新年前后的某日，接到开会通知的多名地下党员陆续来到菜场楼上。忽然，传来两声枪响，接着哐啷一声，有人从四楼跳下。大家刚想撤退，就被租界巡捕和侦缉队便衣堵在了房门口……
四马路菜场（又名福州路菜场），位于福州路浙江路口（福州路571号），由原公共租界当局建成于1930年，为当年上海最先进的菜场之一。
四马路菜场现址
01
从四马路菜场拉开序幕
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租界内没有固定菜市场，商贩或农民将菜运入市区后，或随地设摊，或沿街叫卖，到处都是“马路菜场”，商贩辛苦，卫生堪忧，市民叫苦不迭。约1890年，有一巨商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五福弄，用芦席搭棚，建成了一个简陋菜场。至此，公共租界内有了第一个菜场。
1897年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拟扩建菜场，先在劳合路（今六合路）沿街建立临时菜场，后又在九江路广西路口建成新菜场。因新菜场外墙和屋顶以铁皮构成，被称作“铁房子菜场”。上世纪二十年代，工部局拟将“铁房子菜场”从九江路迁出。1929年，于福州路（即四马路）觅得新址，决定兴建一个大型的室内菜场。
这一决定，引起了不小争议，华人商界尤其不满。1929年4月，四马路商界联合会致函工部局市政处称：“……租界内市面最繁盛者，首推南京路及四马路。若一旦将该处市房拆建菜场，则该段之市面势必随之冷败。且查各处菜场之设，其地点皆属市面较为冷落之处，未有以市面最兴盛而热闹之地段建筑菜场者也。”因此，商会建议，新菜场应“尽可另择相当地点建筑之”。
对于华人商界的不满，工部局并不理会，复函称：“查该处改建小菜场，系特别新式，二楼三楼统做菜场，楼下仍可开设商店，对于市面及各商店营业，并不受任何影响云。”这个复函，既敷衍又傲慢。
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1930年，在一片质疑声中，四马路菜场拔地而起。菜场为四层钢筋混凝土大厦，结构稳固、气势恢宏，一至三楼为商铺，四楼为工部局办公机关。显然，这既是一家菜场，也是一座壮观的商办大楼。
四马路菜场
菜场开业后，并未按承诺只在二三楼做菜场，其底楼商铺不仅卖菜，还供应海鲜水产品。每到天亮，商贩麇集菜场，群起吆喝，市面喧杂，生意兴隆。因品种丰富，琳琅满目，菜场颇受各界欢迎，顾客近悦远来。这些顾客中，既有华人，也有洋人；既有底层市民，也有洋场阔佬；既有悠闲少妇，也有帮佣娘姨……当年有一首打油诗，这样描写到菜场买菜的阔太太：“包车拖到小菜场，奶奶架子搭松香。若问今朝买点啥？三个铜板一条腌臭鲞。”这首诗，将阔太太的摆阔与炫耀、精明与小气，刻画得淋漓尽致。
因为四马路菜场人潮汹涌、鱼龙混杂，地下党在此活动频繁，似在情理之中。《千里江山图》的序幕，从四马路菜场拉开，确实是作者的点睛之笔。
四马路菜场人潮汹涌
02
他辨出那是《未完成交响曲》
作为商办大楼，四马路菜场还是工部局机关办公的场所。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菜场四楼，设有工部局乐队驻地。
工部局乐队（今上海交响乐团前身）成立于1879年，原名上海公共乐队。1922年，改名为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乐队原先常驻于南京路上的市政厅，后来市政厅被拆、四马路菜场建成，乐队就常驻于菜场楼上。
工部局乐队常任指挥，是来自意大利的钢琴家梅百器（Mario Paci，1878—1946年）。他自1919年起执棒乐队，到1942年辞职，在乐队长达23年。乐队驻四马路菜场四楼时期，正处于“梅百器时代”。据梅百器的女儿晚年回忆，“父亲在乐队的办公室是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有他自己的斯坦威钢琴，墙上有很多艺术家和朋友的照片。每一个桌子上都有很多乐谱”。乐队首席兼副指挥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Arrigo Foa），他于1921年到乐队任职，1942年接任乐队常任指挥，直到1952年离开。
梅百器
据《千里江山图》描述，以医生职业为掩护的地下党员秦传安，“平时喜欢音乐，在自己的诊所里也放了一台唱机。如果乐队在市政厅或者兰心大戏院有音乐会，他通常会提前来看排练”。那天，他乘电梯上到菜场三楼，“电梯门一开就听见舒伯特，他辨出那是《未完成交响曲》……”
其实，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是工部局乐队的保留曲目。早在1923年4月，日本乐评家田边尚雄初到上海，就在市政厅听过乐队的演奏。那时，日本还没有完整的交响乐队。田边尚雄称，作为“远东第一”的工部局乐队，木管部分很突出，“特别是第一首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第二乐章，木管部分的娴熟技艺使得整个乐章格外醒目，听来十分悦耳……”
03
交响乐团驻守办公排练
工部局乐队初创时，成员主要是外国人，乐手来自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和菲律宾等地，后来也有流亡的俄国人加入。1927年以后，乐队有了中国人的身影，谭抒真、张贞黻、王人艺、陈又新和刘伟佐等，都先后以实习生身份加入过乐队。曾任乐队实习生的张贞黻，回忆过他于1935年第一次来到乐队时的情景：
上午九时，携着大提琴走上了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小菜场的四楼，通过一条长廊，推开二重双扉的一个大厅，这便是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练习室。这时大部分乐师都闲散着，有的在不着意地玩弄自己的琴，有的燃起烟卷在微笑，有的在散步，更有的在阅读报纸和信件……我是考入这乐队后第一次来到这里，所以很怯生生地去拣了一个角落对着他们坐下。
1954年，黄贻钧在福州路菜场楼上指挥乐团排练
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徐伟麟等首次以正式乐师身份加盟工部局乐队。在梅百器指导下，乐队与中国近代音乐家萧友梅、黄自、马思聪、卫仲乐和吴乐懿等也有过合作。
另外，著名音乐家聂耳、冼星海与乐队也有过交集。1934年初，聂耳报考上海国立音专小提琴科，但未被录取。主考人就是在音专兼任小提琴科主任的富华。对于这次考试，聂耳在2月24日日记里仅写了四个字：“音专失败。”
1935年冬，已从巴黎国立音乐学院作曲班毕业的冼星海，在朋友介绍下来到了四马路菜场楼上。起初，梅百器对他很器重，让他指挥乐队排练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但是，后来却没有让他参加正式演出。究其原因，可能与富华的排挤有关。据冼星海回忆：“当时，我与阿沙摩罗夫（即俄裔犹太音乐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引者注）和一两位朋友同去，阿氏是交响乐作家，上海最有名的作曲家，亲眼看见我指挥《第八交响曲》，他说我指挥得好，可是Paci（梅百器）就拒绝了我，还有Foa（富华）在下面对队员们宣传反对我……”最终，冼星海愤而离开了四马路菜场。
阿甫夏洛穆夫（左）
1942年日军占领公共租界，梅百器辞职，工部局乐队易名爱乐乐团。抗战胜利后，改称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1949年上海解放，乐团取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后又改称上海乐团、上海交响乐团。
这一时期，交响乐团始终驻守四马路菜场办公、排练。菜场环境的喧嚣、烦扰，曾令指挥家黄贻钧颇感头痛：“那里声音十分嘈杂，路上的喇叭声、锣鼓声、喧叫声尤为突出。一到夏天，菜场的鱼腥味更是臭气熏天……”
1956年，在陈毅市长关怀下，上海交响乐团迁入延安中路陕西路口办公（后迁入湖南路），终于离开了驻守二十多年的四马路菜场。
04
菜场楼上有个图书馆
《千里江山图》中，还写到过在四马路菜场楼上有一个图书馆，地下党员田非正是这家图书馆的职员。正是他，发现了三、四楼间的一个夹层，“连图书管理员自己也不会去”，可被用作地下党开会的密室。
在四马路菜场四楼，过去确曾有过一家工部局图书馆。不过，那是1941年才正式迁入的。那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菜场楼上是否也设过图书馆？我没查到史料。当然，不排除工部局机关设有图书室和书库之类。
值得一提的是，工部局图书馆历任主任都是外国人。最后一任主任，就是上文冼星海提到的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1894—1965年）。1933年至1943年，阿氏在工部局图书馆工作。他是俄裔作曲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开拓者，创作过不少中国题材的音乐作品，如《北平胡同印象记》《G大调钢琴协奏曲》《琴心波光》《古刹惊梦》《杨贵妃之死》等。他的作品，前期多由梅百器指挥排练演出，两人配合默契。另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是由阿氏配器的。
工部局乐队
1941年，工部局图书馆几经搬迁，终于迁至四马路菜场楼上。阿氏作为工部局图书馆的最后一任主任，既对现代图书分类非常在行，又能经常在此指挥乐队排练，这让定居上海的他如鱼得水，佳作频出。其中，尤以他在1945年创作的六幕歌舞剧《孟姜女》，影响巨大。1946年，应宋庆龄邀请，《孟姜女》为中国福利会募捐演出，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大新闻。
1942年7月，日军进攻租界。工部局图书馆被日伪当局接收，改为第一区公署图书馆，后又改称上海特别市市立图书馆。抗战胜利后，该馆由国民政府接管，改称上海市立图书馆主馆，另在南市文庙和虹口塘沽路等处设分馆。1948年1月，市立图书馆在四马路菜场曾举办过“中国历代图书版刻展览会”，陈列古籍精品200余种，在当年藏书界颇有影响。
不过，图书馆设在菜场楼上，既闻音乐声又听叫卖声，读书环境糟糕，自然屡遭诟病。在图书馆门口，那块写着“Silence”（安静）的英文木牌，反倒像是一个讽刺广告。有人曾感叹道：“蹙处于福州路菜场的楼上，烟尘弥漫，市尘喧嚣……哪能给市民安心读书呢？”
1949年7月，市立图书馆由人民政府接管，改称上海人民图书馆。1957年，人民图书馆告别四马路菜场，迁往文化广场大楼，后并入上海图书馆。从此，四马路菜场真正姓“菜”，成为本市著名的大型室内菜场之一。直到进入新时期，四马路菜场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在漫长的日子里，四马路菜场既满足了上海人的物质需求，也为之推开了一扇精神之窗，功绩卓著，令人难忘。
编辑：钱 卫
约稿编辑：王瑜明
责任编辑：史佳林
图片：作者供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