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从“熊猫”到“东尼”，版权商标围猎下的底层小商家血泪史
四川成都一家甜品店的小林最近很苦恼。她在淘宝上花两千多块钱买了一个1.2米高的熊猫雕塑摆件，放在店门口一年多，突然收到了北京某公司的法院传票，理由是侵犯了对方的“展览权”，索赔10万元。
“我是在正规平台买的，有购买记录。收到通知后也立刻把熊猫撤掉了。我真的不知道熊猫还有‘主人’。”小林对记者说这话时，语气里满是无奈。
庭审现场发生了一幕极具戏剧性的场面——原告方的索赔金额从10万元一路跳水降至1万多，最后又变成了只要5000元差旅费。
法官当庭质疑：“你们应该去告生产厂家，为什么要来告她？”
据小林透露，这家北京公司在相关平台上涉及的类似纠纷案件相当不少。她在成都开店，对方远在北京，却精准锁定了她店门口的熊猫，“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成为小林和无数网友共同的疑惑。
无独有偶，就在小林焦灼等待法院判决的同时，远在山东滨州惠民县，理了七年发的徐先生同样坐立不安。
今年4月中旬，他收到法院传票——英国“寐谷资本有限公司”认为他门店名称“东尼造型”侵犯了该公司经授权使用的“东尼沙龙”商标，索赔5万元。而这家英国公司唯一董事系中国人。
实际上，早在2025年6月就有报道显示，重庆、浙江绍兴、湖南永州等多地县城理发店都因“东尼”二字被该公司起诉，店主们普遍认为自己没有侵权，营业执照合法登记注册，经营在县城小范围，根本不存在搭便车、傍品牌的企图。
这两个看似孤立的事件，拼凑出当前知识产权维权领域一个令人忧心的图景——一些打着知识产权保护旗号的机构，正在将维权异化为一场疯狂的“围猎”。
02、悬在“熊猫故乡”头上的版权利刃
如果说一个成都甜品店因为放熊猫雕塑而吃官司已经足够荒诞，那么故事远没有结束。
2024年8月，成都锦江区法院受理了一批因“熊猫文创”引发的连环侵权纠纷，涉案商户多达70余家。这些被诉的多是干杂店、旅游纪念品店的普通商户。成都市青羊区实业街一位商户彭女士被起诉后索赔2万元，对于一家干杂店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熊猫”是四川的文化符号和旅游IP，近年来围绕“熊猫”形象的版权纠纷呈多发态势。但在很多商户看来，他们在正规渠道进货，商品有合格证和出品方信息，而且市场上销售的熊猫玩偶形象大同小异，根本无法判断是否侵权。但这些理由在法庭上难以构成合法免责事由。
问题的核心在于：合法购买不等于商业使用授权。北京天驰君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钧茗指出，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合法来源抗辩能否适用于终端商业使用者。
《著作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合法来源抗辩仅适用于“发行者”与“出租者”。商户将熊猫摆件用于店门口陈列，属于“展览者”，是对作品美感内容的直接商业性使用，因此即便主观上不知情也无法完全免除赔偿责任。
但这并不能回答另外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维权机构不追责生产源头？当一批批侵权商品在淘宝等电商平台公然销售，商品页面没有任何版权提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入并使用，最终法院传票却落在了最末端的无辜者身上。
正如小林在法庭上所说，“如果他们提示了，我就不可能买。”
03、穿“洋马甲”回国碰瓷：一个“东尼”困住上百家理发店
如果说熊猫摆件的案例暴露的是“版权流氓”对实体小店的定向收割，那么“东尼”案则展现了商标领域更为精密的操作手法。
深挖“寐谷资本有限公司”的背后，2021年成立于英国的这家企业，公开信息中并无实际经营痕迹，其国内关联上海公司注册资本仅1万元，无社保缴纳记录，却手握170余个美发行业相关商标，包括“东尼”“标榜”“欣欣”“光辉”等业内通用词汇。
这套“穿洋马甲回国碰瓷”的操作模式已经高度成熟：提前囤积行业通用词汇商标，自己不实际经营，通过批量诉讼向大量小微商户索取和解金。
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骏律师代理过同类案件后直言：“借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名头，把全行业共用的普通词汇，变成向同行索赔的工具。”
现实中，一旦收到传票，大多数小微商户第一个反应不是抗争，而是恐慌。一位来自四川岳池的理发店老板阿楠算了一笔账：他家40平米的店面，剪发单价30元，扣除房租、水电、耗材和生活开支后，夫妻两人月利润只有五六千。英国公司索赔3万元，差不多是他们小半年的全部利润。
更让人不安的是，对方早在起诉前一年就已经暗中取证——拍照、截图固定店面招牌和线上团购页面，等着小商户“长起来”。阿楠明明在2025年6月就已主动改店名去掉“东尼”相关字样，但法院传票还是在今年3月如期而至。
即便如此，在越来越多的受害店主联合抵抗之下，转机正在出现。山东滨州惠民县的徐先生已经聘请律师团队，准备正式应诉，决心“对滥用知识产权说不”。
另一些受害人建立了上百人的“全国受害店主交流群”，相互支撑，互通信息，共同面对这场非对称的司法对抗。
04、“碰瓷式维权”屡禁不止，小商户何以自保？
2025年3月，河南开封一位民宿老板潘先生在网上花3000多元买了一个小熊摆件放在前台，被起诉索赔3.8万元，对方同样搬出“展览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并抛出了一个熟悉的“和解价码”——三四千元可以撤诉。
2022-2025年间，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案件年均增长超过30%，小微企业受害占比高达70%以上。许多不法分子批量注册低质版权，再精准打击电商平台和小微商家，通过批量诉讼谋利。
宿迁甚至发生过以商标维权为幌子的敲诈勒索案，主犯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涉案金额80余万元。
在这场风暴中，普通商户并非毫无防御空间。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刘凯律师建议，商户在开店前应提前进行商标检索，尤其关注第35类、第43类、第44类等与经营密切相关的商标类别，不要简单认为“工商核名通过”就没有风险。
他特别强调：“很多时候，真正引发侵权风险的，不只是名字本身，而是整体商业标识带来的混淆可能性。”
针对展品侵权，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则建议，被诉商户可向法院申请追加经营者（即商品的销售方）为第三人，通过合法来源抗辩主张自身权利。
05、“持证胜诉”不是终点，司法态度正在悄然转变
面对“商标流氓”和“版权蟑螂”的疯狂泛滥，司法系统正在释放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信号：不鼓励把批量诉讼当成牟利工具。
多地法院已开始明确表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曾表示，“不提倡、不鼓励知识产权权利人将大规模提起诉讼并获取利益作为普遍商业模式”。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业通用词汇被抢先注册为商标后大范围起诉小微商户的案件，人民法院正在摒弃“持证即胜诉”的片面判定。
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25年发布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针对审理中的诸多疑难问题给出统一指引。
这意味着，全国法院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把控尺度正在趋严。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在2022年就启动了“依法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行动，最高法、最高检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截至2024年10月，检察机关已监督知识产权民事案件8142件，纠正虚假诉讼数百起。从规制恶意诉讼到确定惩罚性赔偿，“恶意维权”成本正在变得越来越高。
06、当维权变成“围猎”，我们该如何守住底线？
回到问题的起点。保护知识产权，本意是为创新保驾护航，让智力成果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但当维权异化为一场针对最弱势小微商户的“收割”——生产源头无人追责，平台商家安然无恙，消费者的传票却从天而降——这究竟是“维权”还是“寻租”？
小林案中，法官的一句质问：“为什么不去告生产厂家，反而来告普通小商户？”恰恰点破了这场闹剧的本质。
在阿楠案中，原告提前一年暗中取证、蹲点拍照，等到商户“长起来”再一纸诉讼发起索赔——这种宛如“养猪宰杀”式的操作模式，与字面意义上的“钓鱼”无异。
我们当然不能鼓励任何形式的侵权——无论是熊猫形象还是“东尼”名称，合法权利人都有权主张权利。但当一个从未在县城实际经营过的境外主体，手握170余个美发行业通用词汇商标，对上百家作坊式小理发店发起批量诉讼；当一家北京公司在成都街头四处寻找熊猫摆件拍照取证，随后漫天要价——这种行为与其说是“维权”，不如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围猎”。
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既不能放弃保护，也不能滥用边界。真正的保护，应当对准违法源头——制假者、售假者、恶意抢注者；真正的执法，应当为合规经营者、善意消费者守住底线。当这场“围猎”还在继续，每一个小店老板、每一个创业者都在期待——规则能更公平一点，保护能更善意一点，法律的利剑能对准真正的剑靶，而不是反复刺向那些毫无还手之力的人。
正如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所言，“引导溯源，诚信诉讼”——这，才是知识产权保护应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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