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周，今年五十六岁，在一家国企做了三十多年人事工作，去年刚退下来。
要说这事儿，得从十年前讲起。那时候我们住在城北的老家属院，六层的红砖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杂物。我家住三楼，对门是老李一家。
老李比我小两岁，在工厂打零工，他爱人在菜市场卖豆腐，两口子起早贪黑，日子过得紧巴。他们有个独子叫李建军，比我儿子小三岁，从小就在我们家蹭饭蹭电视，我爱人爱说他是我们家半个儿子。
建军这孩子，说不上多机灵，但老实、肯吃苦。他考了个普通二本，学的是机械。大四那年快毕业，老李跑来敲我家门，搓着手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把他让进屋，他坐在沙发上半天才憋出一句：“老周，建军这工作，能不能麻烦你帮着想想办法？”
我那时候在单位是人事科副科长，单位下属的机械厂正好招技术员。建军学的对口，成绩也过得去，我跟厂里的老张打了声招呼，又把建军的简历递过去，叮嘱他面试好好准备。前后跑了两趟，托了三个人，事情算是办成了。
建军入职那天，老李拎着两瓶白酒和一条烟来我家。我没要，推回去了。我说咱们邻里这么多年，孩子有出息了我也高兴，东西你拿回去，给孩子置办点上班用的衣裳，老李听后红着眼眶走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从那以后，老李一家对我们家的态度就变了。
怎么说呢，不是变坏，是变得有点......疏远。以前老李两口子见了我爱人，老远就打招呼，会送点新鲜豆腐过来。建军入职后，他们见了我们，反倒只是点点头，连话都不多说。我爱人有一回在楼道里遇见老李爱人，想跟她聊两句建军上班的事，她支吾着说还有事，匆匆下楼去了。
我爱人回家跟我念叨：“你说怪不怪，咱们帮了忙，他们倒像欠了债似的，见着咱们就躲。”
我笑笑没说话。我在单位见多了这种事。人这一辈子，最难还的不是钱，是人情。有些人欠了人情，宁愿装作不记得，也不愿意低头说一声谢谢。因为说了谢谢，就坐实了这份恩情，往后见面，他得低你一头。
我没往心里去。建军每个月领了工资，会买点水果放在我家门口，敲一下门就跑，像怕被我撞见似的。我知道这孩子心里是有数的，他爹妈只是放不下面子。
这么过了两年，我们家拆迁，搬到了城南的新小区。老李家也搬了，搬去了哪儿，我没问。建军换了手机号没告诉我，逢年过节也没个信儿。我爱人偶尔提起，我说算了，孩子上班忙，咱们帮人是图个心安，不是图回报。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一晃五年。
去年冬天，我刚退休没多久，正在阳台上侍弄那盆养了三年的君子兰。门铃响了，一阵接一阵，按得急。我擦了擦手去开门，门外站着四个人——老李、老李爱人、建军，还有一个我没见过的年轻女人，挺着大肚子。
我愣了一下：“老李？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老李脸上挤出笑：“老周啊，可找着你了，托了好几个老邻居才打听到你家地址。这是我儿媳妇，怀着孩子呢，进去坐坐？”
我把他们让进屋。爱人正好不在，去女儿家带外孙了。我给他们倒了水，老李一家坐在沙发上，那阵势，跟当年来求我办事时一模一样，又有点不一样——当年是老李一个人来，这次是全家出动，连儿媳妇都拉来了。
建军坐在那儿，低着头，五年没见，他胖了不少，西装革履的，看起来是个小领导模样。他没怎么看我，端着水杯不停地搓手。
老李咳嗽了一声，开了口：“老周，今天我们一家来，是有件事想求你。建军在厂里干了五年了，技术上没的说，去年评了工程师。可是吧，他们那个车间太累了，三班倒，你看他媳妇又怀着孩子，家里离不了人。我们想着，能不能调到机关后勤去，离家近，时间也规律。”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说话。
老李爱人接着说：“老周，我们也知道这事儿难为你，可建军这一辈子也就指望你这一回了。当年要不是你，他哪有今天。我们都记着你的好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
记着我的好？这五年，没有一句谢谢，没有一通电话，连搬家都不知会一声，这叫记着我的好？现在事到临头了，全家堵在我家门口，开口就是“这一辈子也就指望你这一回”。
那个年轻儿媳妇这时候也开了腔，声音怯怯的：“周伯伯，我听建军说，您以前在厂里是大领导，您一句话的事儿。我们家建军是真的不容易，孩子马上要生了......”
我看着她的肚子，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建军这时候才抬起头，眼睛是红的：“周叔，我......”
他爹打断他：“你别说话。老周，你看，我们大老远跑来，也是没办法。你帮帮忙，我们一辈子都记着你的恩情。”
屋子里静了一阵。窗外有麻雀在叫，阳台上君子兰的叶子被风吹得轻轻晃。
我放下茶杯，慢慢说：“老李，有几句话，我今天得跟你说说。”
老李连忙点头：“你说，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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