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彦在楼下空车位前站了八分钟。
脚边扔了三个烟头，最后一个还没踩灭，烟灰被风吹散，落在他裤腿上。
他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又塞回兜里。再掏出来，拨了号，响两声又挂断。
楼上阳台，我端着搪瓷缸子喝茶，看着他像困兽一样转来转去。
那辆桑塔纳，他开了六年。每次加油都要念叨“又涨了”，可保养一次三百块从不含糊。
现在它停在老韩车行的后院，等着下一位主人。
而我车棚里，多了两辆崭新的自行车，二十八寸的男款，二十六寸的女款，车把上系的红绸子还没解。
茶喝完了，我转身进屋。
今天是周二，超市八点开门。
01
三天前，晚饭桌上。
婆婆孙淑敏端着碗，筷子在盘子里拨来拨去，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半天才咽下去。
“秀珍啊，菜咸了点。”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盐搁多了是故意的，心里有事，手就重了。
刘英彦坐在对面，闷头扒饭，筷子在碗沿上碰得叮当响。每次他有事要说，吃饭动静就特别大。
婆婆又夹了一筷子土豆丝，咂咂嘴说：“英杰那边，这月有点紧。”
我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
英杰，又是英杰。这个小叔子今年三十了，没正经营生，娶了个媳妇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两口子租在城东那套老房子里，房租都是婆婆在垫。
“妈，”刘英彦放下碗，看了我一眼，“英杰那边，说这月要六千八。”
我夹菜的手没停，红烧肉在筷子尖上晃了晃，送进嘴里慢慢嚼。
“他欠了隔壁王老三的利息，再不还人家要上门了。”婆婆的声音不大，语气却不容商量，“你们做哥嫂的，总不能看着弟弟被人打死。”
我把菜咽下去，端起碗喝了一口水。
这场景我熟悉。
从结婚第三年开始，婆婆就开始往我们家扯英杰的事。
先是借钱买房，然后凑钱结婚，再后来月月给生活费。
从五百涨到两千，从两千涨到四千，现在一口气要六千八。
刘英彦每月工资八千，绩效奖金三千，一共一万一。六千八给弟弟，剩下四千二要养一家三口。
他每月烟钱就要四百，偶尔跟工友喝顿酒，两百又没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这笔账的。
“秀珍，你说句话。”婆婆敲了敲碗沿。
我抬起头，看着她。婆婆今年六十八，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目光却还亮着。那是常年跟人较劲练出来的眼神。
“妈，您吃菜。”我把那盘红烧肉往她面前推了推，“凉了就不好吃了。”
婆婆脸色变了变，想说什么，被刘英彦按住了手。
“秀珍，这事就这么定了。”他说这话时没看我，盯着碗里的饭，“英杰是我亲弟弟，我不能看着他被人逼死。”
我嗯了一声，把碗里剩下的饭扒干净，起身收拾碗筷。
婆婆在背后说：“你看看，多贤惠的媳妇。英彦啊，你命好。”
我没回头。
水流哗哗响着，我站在水池前刷碗。洗洁精的泡沫在手心里散开，碗沿上还沾着油渍，我拿丝瓜瓤用力擦了几遍。
贤惠？我心想，我是没力气吵了而已。
锅里还剩半碗汤，我倒进水池里，看着油花一圈圈散开。
二十年前嫁过来时，我爸特意买了那辆桑塔纳作陪嫁。我爸说女人要有自己的家底，车是你的，用着方便。
我没明白“家底”是什么意思，只觉得有辆车挺好，回娘家不用挤大巴。
现在懂了。
我爸说的“家底”，是你在一个家里说话的底气。
我把碗筷放进碗架，擦了擦手。厨房灯有点暗，照得手上的纹路更深了。四十刚出头，手已经跟五十岁的人一样粗糙。
超市收银台一站就是一天，手指常年裂着口子，贴创可贴都贴不过来。
刘英彦的工资卡在我这儿，但他每月去厂里领三千块绩效奖金的事我早知道了。
那三千块是现金，直接发到手上，不进工资卡。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第一年就发现了。
我没戳破，是想看看他要瞒我多久。
一瞒就是十年。
十年里，那三千块全进了弟弟口袋。加上七七八八的转账，光从存折上取的就有十二万。
我数过，整整一摞回执单，藏在他工具箱最底层。
那天我翻出来的时候，手指都在抖。不是气的，是凉的。
因为那摞回执单下面，压着一张女儿上学期的成绩单。语文六十三，数学五十七。
老师打电话来，说孩子最近上课老走神。
我请了半天假去学校，在校门口等了四十分钟。
班主任姓张，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
她说韩秀珍妈妈，这孩子以前不这样，最近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就是她爸工作忙。
张老师叹了口气，说你们多关心关心孩子吧，六年级了，马上升初中。
回家的路上，我站在学校对面的公交站台等了半小时车。不是没车，是我在想要不要回家。
那根烟我没点，闻了闻就扔了。
我有十年没抽过烟了。上次抽还是结婚前，在工厂上班时跟着老师傅学的。后来刘英彦说抽烟对身体不好，我就戒了。
戒了十年，那天又想抽了。
最终没抽，去小卖部买了瓶矿泉水，一口气灌了大半瓶。
水是凉的，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
我忽然想明白一件事：我忍了十年，不是因为我脾气好，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离了，孩子怎么办？
不离，日子怎么过？
那天晚上回到家，刘英彦已经睡了。电视开着，声音不大，他窝在沙发上打鼾。茶几上摆着半瓶白酒和一小碟花生米，碟子里还剩几颗。
我关上电视，给他盖了条毯子。
他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听不清是梦话还是什么。
我站在那儿看了他一会儿。
这个男人，二十年前跟我相亲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说话都不敢看我。我妈说他老实本分，靠得住。
靠得住。
我嘴里嚼着这三个字，像嚼一颗没熟的青杏。
02
第二天一早，我把女儿送到学校门口。
校门口堵着一排小轿车，电动车在中间钻来钻去。我骑的是那辆旧电动车，电池不太行了，上坡要下来推。
女儿坐在后座，书包搁在膝盖上，低着头不说话。
“小雅，”我等红灯的时候回头看她，“你爸最近是不是老加班？”
她嗯了一声。
“他回来晚，你作业写完了就早点睡。”
她又嗯了一声。
绿亮了，我拧了拧油门，车慢慢往前挪。
送完孩子，我没直接去超市，拐了个弯，去了城西那条街。
老韩的车行就在那儿，街面上不大，一个卷帘门，门口停着几辆二手面包车。
老韩正在修一辆面包车，整个人钻在车底下，只露出两条腿。
“韩哥。”
我从卷帘门下面钻进去，喊了一声。
车底下传来咚的一声，老韩的脑袋磕在车架上。他骂骂咧咧地从下面滑出来，手上全是黑机油，脸上也蹭了一块。
“秀珍？你咋来了？”
“找你有点事。”
老韩拿抹布擦了擦手，又擦了擦脸，结果越擦越花。他干脆不擦了，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
“说吧，啥事？”
“我那辆车，你还记得不？”
“你爸陪嫁那辆桑塔纳？咋啦？”
“我想卖了。”
老韩叼着烟，愣了一下。然后他把烟拿下来，在指尖转了转。
“秀珍，你疯了？”
“没疯。”
“你跟英彦商量了没？”
“我的车，不用跟他商量。”
老韩看了我好一会儿，把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眼前慢慢散开。
“秀珍，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他把烟灰弹在地上，“夫妻之间，有些事能做，有些事做不得。你把车卖了，回头他跟你闹，你咋办？”
“他闹他的，我过我的。”
老韩又看了我一眼，不说话了。
他站起身，走到里屋，从柜子里拿出一沓钱。百元大钞，新的，银行扎好的那种。
“车我看了，一万八。”他把钱放在桌上，“这是你的。要是回头反悔了，车我还给你留着。”
我看着那沓钱，没伸手去拿。
“韩哥，你这儿收二手车，一般给多少？”
老韩愣了一下，笑了。
“行，你门儿清。”他竖起两根手指，“两万，不能再多了。”
“两万三。”
“秀珍！”
“你那辆面包车，今年收了三辆，全是事故车翻新卖。你这行当我不懂，但我知道，我那辆车保养得好，你转手能卖三万五。”
老韩愣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叹了口气。
“两万三，成交。”
他从里屋又拿了一沓钱出来，两沓叠在一起，数了两遍，推到我面前。
“秀珍，你变了。”
我没说话，把钱装进包里。
“当年你来相亲，躲在你妈后面，说话跟蚊子叫似的。”老韩靠在柜台上，点了第二根烟，“那时候我心想，这姑娘以后肯定受欺负。”
“韩哥，我赶时间。”
“你听我说完。”他吸了一口烟，“今天你跟我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你不一样了。不是变凶了，是变狠了。对自己狠。”
我站起身，拍拍裤子上沾的灰。
“车明天早上我来开走，你后天来拿钱就行。”
“你就不怕我反悔？”
“你韩哥不是那种人。”
我走到门口，老韩在后面喊了一句：“秀珍，有啥事别硬撑，韩哥这儿门随时开着。”
我摆了摆手，没回头。
走出车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街上车水马龙，上班的人流川流不息。
我站在路边，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七点四十分，超市八点开门，还来得及。
我骑着电动车往超市方向走，路过一家自行车行时放慢了速度。
门口摆着几排新车，各种颜色，在阳光下亮闪闪的。
我停下车，走进去。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蹲在门口吃油条，看我进来赶紧把油条放下。
“大姐，买车？”
“看看。”
我绕着店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两辆自行车前。一辆黑色的，一辆暗红色的，都是凤凰牌的，车把上系着红绸子。
“这两辆多少钱？”
“黑色的四百二，红色的三百八。”老板擦了擦嘴，“都是好车，骑个十年八年没问题。”
“两辆一起买，能不能便宜？”
“大姐您诚心要，我给个整数，七百五。”
“七百。”
老板犹豫了一下，咬咬牙说：“七百二，不能再少了。”
“行，七百二。明天早上我来拿车，先付两百定金。”
我从包里数了二百块钱给他，他写了张收据，又扯了张红绸子绑在车把上。
“大姐，您骑哪辆？”
“男款。”
“您给谁买啊？”
“我丈夫。”
老板愣了一下，没再多问。
走出车行，我骑上电动车往超市去。
风在耳边呼呼地响，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我眯着眼，看着前方的路，心里忽然踏实了。
不是那种高兴的踏实，是一种把某件事办完了之后的平静。
二十年了。
我忍了很多事，让了很多人。
但这一次，我不想让了。
03
超市的早班从八点到下午四点，中午轮休半小时。
我站在收银台后面，手指机械地扫过货品条码，嘴里一直重复着“您好”
“要袋子吗”
“欢迎下次光临”。
这些话说得太多，早就不过脑子了。
上午九点多，人少了一些。我靠在收银台上，看着门口发呆。
门外的广场上停着几辆车，有人在倒车入库，方向盘打了好几把都没进去。
我想起那辆桑塔纳，我爸当时买的是银灰色的。车不算好，但保养得仔细，六年来没出过大毛病。
刘英彦开车倒是小心，从不猛踩油门，刹车也踩得轻。他说车是第二张脸，开得稳当显得人靠谱。
可谁知道，他开车稳，做人却不稳。
“秀珍姐！”
有人在叫我，我回过神来。
是旁边冷冻柜的收银员小郑，三十不到的姑娘，扎着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想啥呢？叫你几声都没听见。”
“没事，走神了。”
小郑凑过来，压低声音说：“马主任刚才过来转了一圈，看你没精打采的，脸色不太好。”
“让他看去。”
“秀珍姐，你是不是有啥事？”小郑看着我的脸，“你这两天脸色不好，黑眼圈都出来了。”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笑了笑说：“昨晚没睡好。”
“你可别骗我，我都看出来了。”小郑压低声音，“是不是跟姐夫吵架了？”
“没有。”
“那就好。”小郑拍拍我的肩膀，“有啥事想开点，日子总能过下去的。”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日子总能过下去的。
这句话我妈也说过。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爸刚把家里的积蓄借给他弟弟，说是要做生意，结果赔了个精光。
我妈没吵没闹，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服洗衣服。只是晚上睡觉时，她翻来覆去，一宿一宿地睡不着。
后来我爸的弟弟跑了，钱一分没要回来。我爸蹲在门口抽了一夜的烟，眼睛都是红的。
我妈还是那句话：“日子总能过下去的。”
她那会儿才四十出头，头发却白了大半。
小郑又去忙了，我继续站在收银台后面，机械地扫码、收钱、找零。
十一点多，肚子饿了。
我让隔壁的老张帮我看一下收银台，自己去后面的休息室吃饭。
饭盒是早上出门前装好的，米饭上面铺了一层土豆丝和几片腊肉，腊肉切得薄，在饭盒里已经凉了，油花凝成白色的。
我拿着筷子拨了拨饭，没什么胃口。
手机响了，是刘英彦发来的微信：“中午回不回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没回。
他又发了一条：“家里钥匙你放哪了？”
我打字回：“茶几抽屉里。”
他回：“知道了。”
没提昨晚的事，没提那六千八，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开始吃饭。
饭凉了，嚼在嘴里硬邦邦的，我一口一口咽下去，喝了几口温水。
下午四点，换班的人来了。
我把收银台的账目核对了一遍，脱下工作服，往外走。
外面的天有点阴，好像要下雨。我站在超市门口，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发了一会儿呆。
然后我骑车回了家。
一进门，就看见客厅茶几上放着那个牛皮纸信封。
我走过去，把信封拿起来，里面的东西还在。十二万的回执单，三张绩效奖金收据，折叠得整整齐齐。
我把信封重新放好，塞回工具箱最底层。
然后我走进卧室，拉开衣柜，从最里面的隔层拿出一个文件袋。
里面是女儿小雅的出生证明、户口本、我的身份证，还有一张离婚协议书。
协议书是上个月去律师事务所咨询时拿的。律师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说话干脆利落。
她说：“韩姐，协议书我帮你拟好了，你先别急着签，回去想清楚。”
我说好。
协议书一直放在那儿，没动过。
今天我又拿出来看了看，上面的字密密麻麻，我看了半天，只记住了“夫妻共同财产”几个字。
我们家有什么共同财产呢？
一套六十平米的房子，还有辆桑塔纳。
不对，桑塔纳明天就不是了。
我把协议书放回文件袋，塞回衣柜。
然后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越来越暗的天。
要下雨了。
果然，没过多久，窗外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雨点打在玻璃上，顺着窗户往下淌，外面的世界变得模糊。
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看着楼下那辆银灰色的桑塔纳。
雨水把车洗得干干净净，车顶反射着路灯的光，亮闪闪的。
明天它就不在这儿了。
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是舍不得那辆车。
是舍不得二十年前那个躲在妈妈后面、说话跟蚊子叫似的姑娘。
她那时候以为，只要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你好。
后来才发现，对别人好没用，你得对自己好。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走进屋。
雨还在下，风声很大，把晾在阳台上的衣服吹得啪啪响。
我把衣服收了，一件一件叠好，放回衣柜里。
刘英彦的那件工装外套破了领口，我缝过两次，线头又散了。
我想了想，拿出针线，坐到沙发上开始缝。
针在布料里穿行，发出轻微的嗤嗤声。
缝到一半，手机响了。
是刘英彦打来的。
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接了起来。
“喂。”
“秀珍，我今晚加班，不回来吃饭了。”
“嗯。”
“你们先吃，别等我。”
他沉默了一会儿，像有什么话想说，最后只说了一句：“那我挂了。”
“好。”
电话挂断，屋里又安静了。
只剩下窗外的雨声，一下一下地敲在玻璃上。
我把外套缝好，咬断线头，叠整齐放回衣柜。
晚饭我一个人吃的，煮了碗面条，打了一个荷包蛋，加了几片青菜。
面条煮得有点软，我吃了几口就放下了。
给小雅打过电话，她说她今晚在三姨家吃饭不回来。
我哦了一声，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
这孩子，越来越爱往三姨家跑了。三姨家条件好，住着小洋楼，有电脑可以上网。不像我们家，连个书桌都是旧的。
挂了电话，屋里彻底安静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墙上挂着的结婚照。
照片上的我二十二岁，梳着两条辫子，穿着红色旗袍，笑得眼睛弯弯的。
刘英彦站在我旁边，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油亮，脸上的表情有点紧张。
那时候他二十六岁，刚从厂里转正，一个月挣八百块。
八百块。
现在他一个月挣八千，还给弟弟六千八。
我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
头顶的灯泡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终于灭了。
屋里暗了下来，只有窗外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照在地上，明晃晃的。
我没去修灯。
就在黑暗里坐着，坐着。
04
第二天早上五点，天还黑着，我就醒了。
其实一夜没怎么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乱糟糟的。
五点半，我起床刷牙洗脸，换了身干净衣服。
刘英彦还在睡，鼾声一阵一阵的，像拉风箱。
我站在床边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出了门。
外面冷得很，早春的冷空气往骨头缝里钻。我裹紧外套，骑上电动车往老韩车行去。
街上很安静，几辆环卫车在路边扫垃圾，偶尔有一两个晨跑的人经过。
到了车行，卷帘门已经拉到一半了。老韩蹲在门口抽烟，看我来了，把烟掐灭。
“这么早？”
“嗯，去上班之前把事情办了。”
老韩没多问，把卷帘门全部拉开，让我进去。
那辆桑塔纳停在院子后面，擦得干干净净，跟新的一样。
我走过去，摸了摸车头。冰凉的，露水沾了我一手。
“钥匙呢？”老韩问。
我从兜里掏出来递给他。钥匙串上挂着一个红色的中国结，是小雅去年在手工课上做的，说要保爸爸平安。
老韩接过钥匙，在手里掂了掂，看着我说：“真卖了？”
“真卖了。”
他拿着钥匙，转身上了车。
发动机轰的一声响了，声音低沉平稳，跟这辆车一样，虽然旧了，但靠谱。
老韩把车开出院子，停在门口。
“钱，我昨天晚上准备好了。”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鼓鼓的，“两万三，你数数。”
我接过信封，没数，直接塞进包里。
“谢了，韩哥。”
“谢什么，做生意嘛。”老韩靠在车门上，“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不用，我骑车来的。”
我转身要走，老韩又喊住我：“秀珍！”
我回过头。
“那啥，你要是想好了，就坚持住。”老韩搓了搓手，“别回头他求几句软话，你又心软了。”
“不会。”
老韩看着我，笑了笑。
“那就好。”
我骑上电动车，往自行车行去。
路上人多了起来，早点摊的油烟味飘在空气里，包子铺门口排着长队。
我把车速放慢，在自行车行门口停下来。
老板正在卸货，看我来了，笑着说：“大姐，车给您准备好了。”
他把两辆自行车推出来，擦得锃亮，红色绸子绑在车把上，随风飘着。
“不错。”我绕着车转了一圈，检查了一下刹车和链条，“没问题。”
“那您骑走？”
我付了尾款，把那辆女款车推到路边，男款车扶着车把试了试。
然后我骑上女款车，另一只手扶着男款车，慢慢往家的方向骑。
路上有人回头看我，我没理。
到了楼下，我把两辆车停进车棚，锁好。
然后我上了楼。
一进门，就听见刘英彦在卫生间洗漱，嘴里哼着小调，心情不错。
我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早饭。
米粥昨晚就熬好了，热一下就行。我又切了点从超市拎回来的咸菜，拌上香油，装在小碟子里。
“怎么起这么早？”刘英彦从卫生间出来，头发湿漉漉的，用毛巾擦着。
“睡不着。”
他哦了一声，坐到饭桌前。
我给他盛了一碗粥，把咸菜碟子推到他面前。
他夹了一口咸菜，嚼了几下：“这咸菜不错，哪买的？”
“超市。”
“哦。”
他低头喝粥，喝了几口，忽然问：“你今天几点下班？”
“四点。”
“那行，晚上我回来吃饭。”
我没接话，端起自己的碗，喝了一口粥。
粥不烫，温度刚好，米粒煮得软烂，入口即化。
我俩面对面坐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有喝粥的声音。
吃完早饭，他把碗一推，擦了擦嘴。
“我去上班了。”
他走到门口换鞋，翻了一下鞋柜，忽然问：“我车钥匙呢？”
“什么车钥匙？”
“车钥匙啊，昨天我还放茶几上了。”
“我不知道。”
他皱眉，又翻了一遍鞋柜，还是没有。然后他走到客厅，茶几上、沙发上、电视柜上，全翻了一遍。
“秀珍，你到底把钥匙放哪了？”
“我真不知道。”
他瞪了我一眼，一脸不耐烦地穿上外套，说算了，可能忘在厂里了。
他拉开门，下了楼。
我端着碗，走到阳台上。
几分钟后，他走到楼下，往车位上扫了一眼，愣了一下。
车位上空空的。
他又看了看，然后掏出手机。
手机响了，我打开一看，是他的电话。
我接了。
“秀珍，咱车呢？”
“卖了。”
电话那端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问：“卖了？卖哪了？”
“老韩车行。”
“你……你疯了？”他的声音提高了，“那是我开的车！你卖我车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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