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墨西哥城为世界杯做准备，在地铁里售卖糖果和美容小商品的女性摊贩表示，警方突击执法、摄像头追踪和高额罚款，正把她们的非正规工作变成一场关于贫困、性别与权力的地下公共展示。
帕特里夏·马丁内斯每次走进墨西哥城地铁车厢前，都会先抬头看一眼。她看的不是广告，也不是线路图，而是摄像头。过去40年里，她一直在这座首都总长226公里的地铁网络中售卖糖果和美容饰品。如今，谨慎已成了她谋生的一部分，团结也是如此。
当诺尔玛·里韦拉·巴连托斯担心警察时，马丁内斯会像战场上的姐妹一样回应：“别担心，我会照看你。”她在接受埃菲社采访时这样说。
这句话背后，是一座一边准备迎接全世界、一边试图让部分最贫困劳动者从视野中消失的城市。民间协会“母狮成群”负责人马丁内斯在接受埃菲社采访时说，世界杯开幕周期间，针对街头摊贩的执法“变得非常严厉”，尤其是在通往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那条地铁线上。
这些女性自称“车厢摊贩”，也就是在西半球最繁忙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一里，穿梭于一节节车厢之间售卖商品的人。官方数据显示，墨西哥城地铁日均客流约450万人次，这既解释了其中的机会，也解释了冲突的根源。列车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市场、避难所、舞台、栖身之地，而且越来越像一片被监控覆盖的区域。
马丁内斯说，她和同伴不会停止工作。“我们很多人都要养孩子。”她对埃菲社说。这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反抗，而是为了买菜、买学习用品、交房租。在那些因几十年发展失衡而被不断挤压到边缘的社区里，这些支出都关乎生存。
诺尔玛的人生，正是拉丁美洲人再熟悉不过的故事。她年近56岁，来自内萨瓦尔科约特尔，谈起贫困、暴力伴侣，以及男性和制度对女性的双重抛弃时语气平静。“我们不是因为想来这里才在这里。”她对埃菲社说，“这里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故事：我们都是来自边缘地区的女性，被这个制度抛弃，也被那些逃避责任、殴打我们的墨西哥大男子主义者抛弃。”
在这些女性穿行的地铁隧道中，一个词始终如影随形：“社会排斥”。在拉丁美洲，这是一个带着漫长历史记忆的指控。从奥运主办城市到旅游走廊，政府往往以“秩序”为名，把穷人从画面中移走。墨西哥城这些女性说，世界杯让这种原有的执法有了新的紧迫感。
诺尔玛在售卖时被拦下。警察高喊，他们已经把她“扫到”了，也就是被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根据向埃菲社提供的说法，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她被带到民事法庭。对马丁内斯来说，这几乎已是日常程序，她随即联系“母狮成群”的法律团队。“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她说。
这些数字看上去不大，直到它们真正落到个体身上。500比索罚款，约合29美元，对在世界杯城市里大手花钱的游客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对靠非正规销售勉强度日的女性来说，这足以吞掉原本用于食物、药品或交通的钱。
而被送往名为“公牛”的行政处罚中心拘留最长20小时，意义也不只是惩罚。那意味着失去一天收入，也是一种警告和羞辱。
这正是此次清剿的核心矛盾所在。这个城市的运转离不开非正规劳动，却在国际目光聚焦时，把非正规性视为需要清除的污染。摊贩们足够显眼，因而会被处罚；却又不够被看见，因此得不到制度性保障。她们的工作在现实中被默许，在政策上被定性为违法，并在城市需要展示体面形象的时刻被抹去。
2026年初，墨西哥城市政府宣布，计划将4500多名街头摊贩从历史中心清走，称要在世界杯前“让街道摆脱”非正规商业。摊贩们说，这一策略如今也延伸到了地铁系统。官方目标是秩序，实际带来的则是驱离。
对拉丁美洲来说，这并非旁枝末节，而是核心问题。非正规性不是该地区经济中的边缘缺陷，而是其运转方式之一。数以百万计的人靠个体经营、街头售卖、家政劳动、配送工作、市场摊位和交通工具内销售维持生计，因为正规经济无法吸纳他们。当政府在没有可信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展开打击时，它并不是在解决非正规就业问题，而是在对生存本身实施管控。
墨西哥执政政治项目的道德叙事，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变革”、贫困群体和历史上被排斥者之上。也正因此，马丁内斯觉得这场行动格外刺痛。她对埃菲社说，一个“变革政府”——她指的是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领导的政府——“按说支持最贫穷、最脆弱的人”，却对街头摊贩下手，而这些人恰恰是全国“受创最深”的劳动群体之一，这本身就充满矛盾。
“车厢摊贩”这一群体之所以格外值得关注，还因为其中鲜明的性别维度。她们并不是堵住通道、面目模糊的摊贩。她们往往是母亲、年长女性、家庭暴力幸存者，也是居住在城市边缘市镇的居民。那里正规工作稀缺，通勤代价高昂。地铁让她们无需店面、无需支付租金，也无需男性许可，就能接触顾客。这样的独立虽然脆弱，却会在自上而下定义城市秩序时，被视为一种威胁。
成立于2021年的“母狮成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目的是保护“车厢摊贩”免受警方滥权，也免受非正规商业网络的剥削。这个组织的工作，也指向一个更严肃的政策问题：如果国家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这些女性，拘留她们、罚款她们、驱离她们，那么它同样也有能力为她们登记、提供保护、制定规则、发放许可，并减少侵害。只有监控、没有权利，并不意味着现代化，而只是借助更先进技术延续旧有的排斥。
大约3小时后，诺尔玛获释。马丁内斯说，法律辩护起了作用。“他们已经放她走了。”她对埃菲社说。当天夜里，诺尔玛又回到了地铁里，继续工作。这一天的劳动时间，远远超过通常与体面就业相联系的8小时法律标准。
“他们没有证据指控我，也没有理由对我罚款，律师要求他们放我走。”她对埃菲社说。她把这种基于摄像头“扫查”的做法形容为针对摊贩的一种新风气，而在世界杯背景下，这种做法变得更加严厉。
这一幕很难让人轻易忘记。一个女人被拘留、获释，又在当晚重新回到列车上，因为民事法庭并不会让生活暂停。城市希望为世界搭起一个干净的舞台，而这些“车厢摊贩”提醒人们：在体育场灯光之下，还有另一个墨西哥。那里，有人在站与站之间卖糖果，盯着摄像头，抚养孩子，熬过男人带来的伤害，也熬过警察带来的压力，并拒绝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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