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就有关于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该沿用前苏联的“四要件”，还是该另行引进和采用德日“三阶层”的激烈论争。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势同水火，一副“不是西风压东风，就是东风压西风”的斗争状态。
这种争论，现在还在持续。
理论是服务于实践的，“哪个好用，就该用哪个”。同时，就犯罪构成成理论而言，实践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方法论上的，看哪个理论作为执法司法中认定犯罪的标准，更好用；第二个是认识论上的，看哪个理论对公众认清犯罪的本质、以及它与其他违法行为间的区别，更有帮助。
从第一个方面看，无论是前苏联的四要件，还是德日的三阶层，都没有什么价值。
认定犯罪的执法司法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条要素。最近推行的民事案件“要素式诉状”，实际就是依照民事法律的规定，提炼出来裁判案件的争点。把这些争点搞清楚了，“谁输谁赢”自然也就清楚了。
同样，刑事案件的裁判依据和裁判标准也是法条要素。满足法条要素的，就是构成犯罪的；不满足的，就不构成犯罪。
比如：对于走私案件，1有没有从境外进口货物？2境外成交价是多少？3国内售价是多少？4销售总额是多少？5有没有按照境外成交价申报关税？6参与进口和报关的人有哪些？7这些人中，哪个是主导、哪个是辅助、哪个不知情？8境外成交价格的证据，是否已经查实？……
把上述这些从法条要素中，总结出来的争点搞清楚，是不是犯罪、罪轻还是罪重，就一目了然。
相反，如果用犯罪构成理论作为裁判依据和指导，不仅于法无据，而且会陷入混乱。四要件也好，三阶层也罢，都是如此。
比如，对于袭警犯罪，1客体是什么？你说是警察的神圣不可侵犯，我说是警察的人身安全。2客观方面是什么？客观方面那就多了，凡是脑子外的东西，均属客观方面。……
用德日三阶层，也是一样。对于袭警犯罪，1构成要件符合性怎么判断？依照法条。2违法性怎么认定？依照法条。3有责性怎么识别？还是依照法条。
实际上，无论是四要件还是三阶层，都是在法条要素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套“抽象体系”。犯罪的认定是实的、具体的，一旦陷入抽象，就失去了法律依据。这，是最根本的违法，也是最大的混乱。
我倒不是说，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没有价值。它们的价值，主要在前面讲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主要在认识论上。
你想一想，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大学生，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什么是犯罪”、“犯罪与行政违法有什么区别”、“认定犯罪需要哪些条件”，怎么把这些问题从整体上和根本上给他讲清楚？
“犯罪是最严厉的对社会的侵犯”，“犯罪与行政违法的区别，在于社会危害性大小之分”，“认定犯罪的标准很严，或者四个要件，或者三个阶层”。“当然，还包括我说的，更契合实际、更于法有据的，完全具备了法条要素。”
所以，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无论是四要件，还是三阶层，均仅在认识论上有价值，在方法论上，对于认定犯罪没有实际价值和指导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必要把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搞得那么复杂，反正实践中也用不上。“哪个对老百姓形成初步的、非专业的、概括性的认识有帮助，就用哪个。”
我觉得还是四要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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