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深秋，天还没亮透。
我扛着半麻袋红薯，踩着露水摸到大伯家门口。
门板上贴着封条，里头传出孩子的哭声。
我刚把麻袋翻过墙头，一回头，巡逻队的手电筒正照在我脸上。
“谁在那儿?”有人大喊。
我腿一软，麻袋摔在地上，红薯滚了一地。
那一年我二十出头，新婚不久。
我以为这事会害死我全家，没想到，十五年后，大伯坐小轿车回来，在村口堵住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拉住我的手，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01
大伯被押上土台那天，天阴沉沉的。
村里的大喇叭从早上开始就没停过，喊着“打倒坏分子沈广发”。我站在人群里，看着大伯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还画了个叉。
奶奶站在最前面，腰板挺得直直的，脸色铁青。
台上的人喊一句“沈广发”，奶奶就跟着喊一句“我没这个儿子”。
声音很大，但我看见她攥着衣角的手在发抖。
大伯跪在台上，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他旁边的地上还跪着大伯娘王明珠，头发散乱，脸上有两道泪痕。
两个孩子跪在后面，大的沈广军十岁，小的六岁，吓得哇哇哭。
台下的人有的起哄，有的叹气，有的低着头不敢看。
我爹沈大山站在我旁边，烟袋叼在嘴里，一直没点着火。
“哥这回怕是过不去了。”我爹小声说了句，声音哑得厉害。
我没接话。
批斗会从早上开到晌午，大伯被推搡着从台上下来，绳子绑得紧紧的，被人押着往大队部走。大伯娘抱着小的，牵着大的，跟在后头，脚步踉跄。
人群散了。
我回到家，母亲黄秀芬正在灶台边做饭。锅里煮的是红薯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
“看见你大伯了?”母亲头也没抬。
“嗯。”
母亲没再说话，往灶里添了把柴。锅里的稀饭咕嘟咕嘟冒着泡，香味飘出来，我肚子叫了一声。
“吃饭吧。”母亲盛了一碗递给我。
我端着碗，蹲在门槛上喝。稀饭烫嘴，但肚子里有东西，心里就踏实一点。
那年头，谁都吃不饱。
我们家就两亩自留地，加上生产队分的那点粮食，一家人勉强能熬到年尾。
大伯家里情况差不多，但因为他读过几年私塾，又识几个字，就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
批斗完的第三天，我路过伯家。
门板上贴着封条，窗户纸破了好几个洞，里头黑洞洞的。我正要走，听见里头传来哭声。
是沈广军的声音。
“娘，我饿……”
大伯娘的声音跟着响起来:“忍着点，明儿个娘去求求你二叔。”
我站在门口，心跳得厉害。
回到家，我跟母亲说了这事。母亲正在缝补一件破衣裳，听了这话，手里的针停了停。
“你奶奶说了，谁也不准接济你大伯。”
“为啥?”
“怕惹祸上身。”母亲把针往头发上蹭了蹭，“你奶奶娘家那边，有人就是因为接济了坏分子，全家被拉去连坐，死的死，疯的疯。”
我闷头坐在炕沿上。
父亲从外头回来，把锄头靠在墙角，洗了洗手，坐在饭桌前。桌子上摆着一碟咸菜疙瘩，一盆红薯稀饭。
吃饭的时候，谁都没说话。
只有筷子碰着碗沿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听着让人心慌。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沈广军的哭声，还有大伯娘那句话，“去求求你二叔”。
我掀开被子，披了件棉袄，轻手轻脚下地。
“干啥去?”母亲的声音从炕上传来。
“解手。”
我摸着黑走到后院，粮仓里还有小半袋红薯。那是今年的新薯，原本打算留到过年吃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装了一满袋子，大概二十斤。
月亮被云遮住了，外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我扛着袋子，顺着墙根摸到大伯家。
门板上的封条在月光下泛着白光，我绕到后墙，垫着脚把袋子翻过去。
袋子落地，闷响了一声。
谁?屋谁?里谁?头谁?传谁?来谁?大谁?伯谁?娘谁?警谁?惕谁?的谁?声谁?音谁?:谁?“谁?谁??谁?”谁?
我没应声，转身就跑。
回到家，心跳还没平复。我躺在炕上，盯着房梁，好半天才睡着。
第二天，批斗会照常开。
大伯被押上台的时候，我看见他眼角多了块淤青。大概是昨天挨了打。
我站在人群后头，不敢靠太近。
批斗到一半，大伯忽然抬头朝人群里看了一眼，目光扫过我脸上的时候，停了一秒。
就那一秒。
然后他就低下头去，继续跪着。
我心里明白，大伯知道那袋红薯是我送的。
那几天，我又偷偷送了两回。每次都是二十斤，每次都是后半夜。母亲装作不知道，父亲也只是坐在门槛上抽旱烟，一句话都没说。
但家里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粮仓里的红薯少了。
奶奶有一天突然来了我家。
她进门的时候，母亲正在院子里喂鸡。奶奶二话不说，冲进灶房，掀开锅盖看了看。锅里煮的是红薯稀饭，跟往日没什么两样。
奶奶走到粮仓前，打开盖子，往里一瞅。
脸就变了。
“红薯呢?”奶奶扭头看着母亲，“今年的新薯，我亲自数过，有八十斤，现在剩下多少?”
母亲低着头，小声说:“家里人多，吃了些。”
“吃了些?”奶奶冷笑一声，“这才几天的功夫，就吃了四十斤?”
我站在门口，手心全是汗。
奶奶转过身来看我:“广安，你老实说，是不是把红薯送给你大伯了?”
我张了张嘴，想否认，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奶奶见我不说话，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失望。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把全家都害了!”奶奶的声音尖起来，“你大伯现在是坏分子，谁跟他沾上边，谁就得跟着倒霉!”
“可他是您儿子……”
“我没有这个儿子!”奶奶打断我的话，声音狠得吓人，“我跟他断绝关系了，你聋了?”
母亲拉了拉我的袖子，示意我别顶嘴。
我没再说话，但心里憋得慌。
奶奶走了之后，母亲叹了口气，把粥盛出来，放上桌。父亲坐在桌前，夹了一筷子咸菜，嚼了半天。
“广安，”父亲忽然开口，“送了就送了，别往心里去。”
我抬头看着父亲，他低头喝粥，脸上没什么表情。
母亲在旁边没吭声，只是往我碗里又添了一勺粥。
那天晚上，我蹲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想起大伯今天批斗时的眼神。
那种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02
第四回送红薯，出了事。
那天后半夜，我背着袋子走小路。月亮出来了，照得地上白晃晃的。我蹲在墙角，刚把袋子举起来，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咳嗽。
我吓得一哆嗦，袋子摔在地上。
“谁?”我压低声音问。
从黑影里走出来一个人，是村里的二流子，叫什么来着，外号叫“狗不嫌”。
狗不嫌叼着烟，晃到我面前，咧嘴笑了:“广安哥，这大半夜的，干啥呢?”
“关你什么事。”我把袋子捡起来，想走。
狗不嫌伸手拦住我:“别走啊，我要是喊一嗓子，你说巡逻队的人来了，看见你往坏分子家送东西，会怎么着?”
我攥紧袋子，手心全是汗。
“你想怎样?”
“不想怎样。”狗不嫌吐了口烟，“你有钱吗?给我一块钱，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一块钱。
那时候一块钱能买两斤盐，够一家人吃半个月。
我从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一块钱，递给狗不嫌。他接过去，往兜里一揣，叼着烟走了。
走出一段路，他回头说了句:“广安哥，下次注意点。”
我扛着袋子，把红薯送进去，回到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
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狗不嫌这人说话不靠谱，拿了钱未必真会守口如瓶。
果然，第二天，风声就传出去了。
村里有人开始嘀咕，说沈家老二他们家不老实，还偷偷跟坏分子来往。这话传到奶奶耳朵里，她当天下午就来了我家。
奶奶进门的时候，父亲正修锄头，母亲在院子里晒衣服。
奶奶二话不说，走进灶房，把饭桌上的一碗粥摔在地上。碗碎了，粥溅了一地。
“你们这是要作死啊!”奶奶的声音又尖又响，“广发现在是坏分子，你们还偷偷给他送东西，是不是嫌命长了??”
父亲放下锄头，站起来:“娘，那是俺亲哥。”
“亲哥怎么了?”奶奶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他要是把你们拖下水，全家都完蛋!”
我站在一边，心里不是滋味。
“奶奶，大伯要不是跟您儿子，那就不是兄弟了?”我忍不住顶了一句。
奶奶看着我，半晌没说话。
然后她忽然哭了。
这让我没想到。奶奶从小就很要强，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她哭。
“你以为我狠心?”奶奶抹了一把脸，“我娘家那边，你表舅就是因为接济了坏分子，一家八口被抓去，就活着出来一个。”
她说着，声音越说越小，像是自言自语。
“我怕啊。”奶奶坐在门槛上，背靠着门框，“你们还年轻，不知道那有多可怕。”
父亲蹲在奶奶旁边，递了一根烟过去。
奶奶接过烟，没点，就那样捏在手里。
那天奶奶没再骂人，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说不上来，像是愧疚，又像是哀求。
我站在原地，心里很乱。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再送红薯。
不是不想送，是不敢。狗不嫌那件事让我长了记性，家里人也盯得紧。
直到有一天，我路过伯家，看见沈广军蹲在门口，瘦得跟根棍子似的。
“广安叔。”沈广军看见我，叫了一声。
“你娘呢?”
“娘出去找吃的了。”
我蹲下来，看着他。
“叔，我好饿。”
他声音很小，小得都快听不见。
我心里一酸，摸了摸他的头。
“等着。”
我回到家，粮仓里还有四十斤红薯。
母亲不在家，父亲也不在。我咬了咬牙，装了两袋子，每袋二十斤，打算分两次送。
第一袋很顺利。我把红薯从墙头塞进去，沈广军接住，笑着说:“谢谢叔。”
第二袋，我刚扛起来，就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
“开门!”
是巡逻队的人。
我手一抖，袋子掉在地上。
门被踢开，几束手电筒照进来，刺得我睁不开眼。
“干什么的?”
“我……我解手。”
“解手扛粮食?”
为首的那人走过来，踢了踢地上的袋子，打开一看，里头是红薯。
“好哇，沈广安，你胆子不小，敢给坏分子送东西。”
我心里一凉，完了。
03
我被押到大队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屋子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几个人围着我，有的抽烟，有的喝茶，都没说话。
为首的叫刘大柱，是巡逻队的头。他坐在桌子后面，慢悠悠地翻着一本本子。
“沈广安，你老实交代，这是第几回送了?”
我没说话。
“我查过了，你们家的红薯少了好几十斤，你爹你娘是不是也参与了?”
“不关他们的事。”我赶紧开口，“是我自己送的。”
刘大柱抬起头，看了看我，冷笑了一声:“你自己送的?你倒是挺仗义。”
我没吭声。
刘大柱忽然拍了一下桌子:“你以为你是什么英雄?你这是包庇坏人，妨碍阶级斗争!明天批斗大会，你给我站上台去!”
批斗大会。
这四个字像一桶冰水，从头浇到脚。
那天晚上，我被关在大队部的柴房里。地上铺着稻草，窗户被木板钉死了，只有门缝里透进来一线月光。
我靠在墙上，心里乱得很。
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明天，我会被押上台，在大伯旁边站着，被别人指着鼻子骂。
不只是骂，可能还会挨打。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父亲跪在地上求情的样子，还有母亲哭肿的眼睛。
第二天早上，太阳还没全出来，批斗大会就开始了。
我被两个人架着，押上了土台。
台下黑压压的人头，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人起哄，有人骂骂咧咧，还有人在笑。
大伯已经跪在台上了。看见我上来，他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
“广安……”
他的声音又低又哑，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我没看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喇叭响了，有人开始念我的名字，说我是“包庇坏分子的坏分子”。
台下的人开始扔东西。
有人扔泥块，有人扔菜叶子，还有人吐唾沫。我脸上挨了一下，火辣辣的疼。
“跪下!”
有人喊了一声，然后有人一脚踹在我膝盖窝上。我腿一软，砰的一声跪在地上，膝盖砸在土台上，疼得我龇牙咧嘴。
然后我听见台下一个声音:“求求你们，别动我儿子!”
是我爹。
我抬起头，看见父亲跪在台下，双手抱拳，对着台上的人作揖。
“他也是被他兄弟连累的，你们冲我来。”
父亲的声音在发抖，但他腰板挺得直直的，头磕在地上，砰砰作响。
我咬紧牙关，眼眶发酸。
然后我听见奶奶的声音:“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啊!”
她指着台上的人，声音又尖又哑:“沈广安他还是个孩子，他不懂事，你们要罚就罚我!”
台下一片哗然。
我从来没想过，一向跟我们家不怎么亲近的奶奶，会在这种时候替我求情。
台上的人显然也没想到。领头的人愣了一下，然后摆了摆手:“别吵了，批斗继续。”
批斗一直开到下午才散场。
我从台上下来的时候，腿都是软的。父亲搀着我，母亲在旁边抹眼泪。奶奶站在远处，背对着我，肩膀一抖一抖的。
大伯被押回柴房，临走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让我记了一辈子。
他的眼眶红红的，嘴唇在发抖，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
04
批斗那件事之后，我老实了几天。
身上的伤还在，身上的淤青和膝盖上的伤，让我连走路都得扶着墙。母亲心疼得不行，每天给我擦药酒的时候，嘴里念叨个不停。
“你说你图个啥?”母亲说，“你大伯又不是你亲爹，你为他挨批斗，值吗?”
“你爹跟我，还有你奶奶，那天在台上都跪下了，你可看见了?”
“那你这辈子都不能忘了这份恩情。”母亲说着，声音有点哽咽。
我没回答她的话。
几天后，政策忽然变了。
县里来了人，在村里开了个会，说“阶级斗争”要缓一缓。大伯从柴房里被放出来，门板上的封条也被撕了。
我听见消息的时候，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砍进木头里，劈啪作响。
父亲从外头回来，脸上带着笑。
“广安，你大伯放出来了。”
我停下来，握着斧柄，手心全是汗。
“真的?”
“真的。”父亲点了一根烟，深吸了一口，“听说明年政策还能松动，到时候他也能正常过活了。”
我去大伯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门开着，里头亮着一盏煤油灯。大伯坐在炕沿上，背对着门口，正在看一本书。
“大伯。”我叫了一声。
他转过头，看着我。
屋里光线暗，我没看清他的表情。
“进来坐。”他的声音比平常低，像是嗓子哑了。
我走进去，在炕沿的另一边坐下。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把他的半边脸照亮。
也就是这一下，我才看清他现在的样子。
跟几个月前相比，大伯瘦了一大圈。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下巴上都是胡茬。衣服还是那件破夹袄，袖口磨得发亮。
“广安，”他开口了，“红薯，是你送的?”
我点了点头。
“送了多少?”
“八十斤。”
大伯忽然站起来，走到我对面，然后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大伯!”我吓了一跳，赶紧去扶他，“你干啥?”
“广安，叔欠你的。”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被人听见，“你为叔挨了批斗，你爹你奶奶也跟着丢了脸，这账，叔记在心里。”
“大伯你别……”
他没让我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站起来，从炕上拿起那本书。
“广安，等我以后有了出息，我一定回来还你这八十斤红薯的人情。”
那天晚上，我在大伯家坐到半夜。
他话不多，多数时候是沉默。只是偶尔抽一口烟，看着窗外的月亮发呆。
我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去的路上，月亮又大又圆。
我忽然想起刚才大伯说的话。他说有出息了要回来还人情。
我把这话记在心里。
第二年春天，政策果然松动了。大伯被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村里人都松了口气，那些以前批斗过他的人，也开始躲着他走。
大伯没记仇。
他又开始看书，把以前那些被抄走的书，一本本翻回来。
秋天的时候，县里来了个通知，说要组织一次统考，乡里有文化的人可以去报名。
大伯报了名。
他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消息传来的时候，全村都炸了。
05
大伯考上大学那年，我二十四岁。
那年秋天，大伯离开村子的时候，全村人都来送。村口的老槐树下，围了不少人。大伯娘在一边抱着孩子哭；沈广军拽着大伯的衣角不松手。
奶奶站在人群后面，没上前，也没说话。
大伯走到我面前，停住了。
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
“广安，这个你拿着。”
啥?我啥?没啥?接啥?，啥?“啥?啥??啥?”啥?
“你儿子的。”
我一愣:“我还没结婚呢。”
“早晚的事。”大伯笑了笑，把布包塞到我手里，“就是一块银元，是你奶奶当年给我的。”
我没推辞，把布包揣进兜里。
“广安，”大伯拍了拍我的肩膀，“等着我回来。”
说完，他转身，跟着接他的干部走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大伯，在那之后的十五年。
大伯离开后的头几年，还有消息传回来。说他大学毕业了，说他在省城分到了工作，说他升了科级干部，等等。
后来，消息越来越少，渐渐就断了。
不是大伯不来信，是他写来的信，奶奶从来不让我们看。
“他当他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奶奶的原话是这样。
父亲偶尔会叹气，坐在门槛上抽烟，看着远处出神。母亲会端着粥，蹲在他旁边，也不说话，就那么陪着。
我呢?
我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
娶的是隔壁村的姑娘，姓薛，名字叫薛桂芬。她个子不高，身子骨结实，干农活是把好手。我们生了两个娃，大的叫沈晓军，小的叫沈晓霞。
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也能凑合。
家里那点地，种的是小麦和红薯。收成好的年份，一家人能吃饱；收成不好的年份，就得勒紧裤腰带。
我偶尔会想起大伯。
想起他说过的那句话:“等我以后有了出息，我一定回来还你人情。”
也想起那一块银元。
十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我有了白头发，腰也没以前直了。
大娘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了句:“广安，你大伯会回来的。”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人听见。
“他会回来的。”她重复了一句，然后闭上眼睛，再也没睁开。
奶奶走后，母亲接管了家里的事。
也就在那一年，一个消息从省城传来。
大伯要回来了。
来接电话的是村支书，他跑到我家门口，气喘吁吁地说:“广安，你大伯要回来了，省里的大官!”
我当时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举在半空，愣了愣。
“省里的大官?”我重复了一遍。
“没错!”村支书拍了一下大腿，“他现在的官儿可大了，听说能上省里的电视!”
我放下斧头，坐在门槛上。
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高兴?紧张?还是别的什么?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下周。”
那天晚上，母亲坐在灯下，缝补一件衣裳。
“你大伯回来了，你会见吗?”母亲问。
“见，为什么不见?”
“你奶奶以前说了，不让咱们跟他来往。”
我笑了笑，没接话。
母亲叹了口气。
“我听村支书说，你大伯现在是省里的干部，还兼着一个局的局长。”
“局长?”我愣了一下。
“嗯，管粮食的。”
我沉默了。
粮食局长。
十五年前，他连八十斤红薯都吃不上。
06
大伯回来那天，天高云淡。
村里提早几天就忙活开了，打扫卫生，挂横幅，敲锣打鼓。村支书带着人挨家挨户通知，让大家到时候都去村口迎接。
我那天起了个大早。
挑了一件干净衣裳，把脸洗了。母亲在后头忙活，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一句话都没说。
“爹，你不想去看看?”我问。
父亲吐了口烟:“不去。”
“你奶奶说了，不让我们跟他来往。”
“奶奶都走了三年了。”
父亲没接话，只是把烟袋往地上磕了磕。
我站在院子里，心里有一丝莫名的复杂情绪。
村里的大喇叭响了，响起了音乐。
“来了，来了!”
人群开始骚动。
我走到村口，看见远处尘土飞扬，一辆黑色小轿车正缓缓开过来。后面还跟着两辆吉普车，车上坐着几个穿制服的人。
汽车停在老槐树下。
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两个干部模样的人，然后是大伯。
他穿着一件藏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跟十五年前判若两人。但他走路的样子没变，还是那么不紧不慢，板板正正。
村支书迎上去，握住大伯的手:“沈局长，欢迎欢迎!”
大伯点了点头，目光越过人群，在人群中找着什么。
“广安呢?”他问。
嗓门不大，但全场都听见了。
我站在人群后面，心里一跳。
“广安!广安!你大伯叫你呢!”旁边有人推了我一把。
我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大伯已经看见我了。
他大步走过来，推开人群，一把抓住我的手。
张开嘴，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
然后，他哭了。
一个大男人，穿着中山装，当着全村人的面，眼泪忽然就下来了。他抓住我的手，抓得很紧，像是怕我跑了。
“广安……叔回来了。”
他的声音在抖。
“叔……回来给你还那个情了。”
我也哭了。
心里头憋了十五年的东西，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大伯，别哭……”
我嘴里说着，眼眶却止不住。
围观的村民都安静了，有人开始抹眼泪，有人在那儿感叹。
大伯松开一只手，擦了擦眼睛。
“走，带我去你奶奶坟上。”
07
去奶奶坟上的路，走了快半个钟头。
一路上，大伯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紧紧攥着我的胳膊，脚步走得很快。
奶奶的坟在村后的小山坡上。坟头已经长满了草，有一棵小树在风里摇。
大伯走到坟前，没跪下，只是站着。
他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你奶奶走的时候，疼不疼?”他问。
“不疼。”我说，“就是睡了一觉，再没醒过来。”
大伯点了点头。
他从兜里掏出一块银元，放在奶奶的坟前。
“是奶奶让我还给你的。”我赶紧说，“就是当年您给我的那一块。”
大伯看了看那块银元，又看了看坟，什么都没说。
回去的路上，大伯忽然说:“广安，明天我在村支书家摆两桌酒，你跟你爹，还有你娘，都来。”
“大伯，不用……”
“必须来。”
他的语气很坚定，没有商量的余地。
第二天，酒席摆上了。
村支书家的堂屋里，摆了两张大桌子，桌上是鸡鸭鱼肉，看着让人眼馋。
大伯坐在主位上，旁边陪着几个村干部，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村里当年跟大伯关系好的，也被请了来。
酒过三巡，大伯忽然站起来。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包，放在桌上。
“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还一个情。”他扫了一圈在座的人，“十五年前，我沈广发落难，是有人救了我。”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
“就是广安。”
全场安静下来，只有筷子碰碗沿的声音。
“那时候，他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冒着那么大的风险，给我送了八十斤红薯。”
大伯说得很慢。
“还有我爹、娘……”
他忽然停下来，拿杯子喝了一口水。
“今天，我要还这个情。”
他说完，取出红布包，打开。
里头是一沓存折。
“当年帮过我的，名单我都记着。”大伯说，“每家两千块钱，我亲自送上门。”
我愣住了。
两千块，在那个年代，够一户人家吃好几年了。
“大伯，我不要……”
“广安，别推。”
他的目光很坚定。
我张了张嘴，没再说话。
大伯一个一个点名，把存折送到那些人手上。轮到我的时候，他拿出来的不是存折，而是一张纸。
录取通知书。
上面写着“沈晓军同学，你已被我校高中部录取”。
省城最好的重点高中。
大伯看着我，眼眶又红了。
“你儿子考上省重点，差了三分。叔帮不上别的，只能帮他这一把。广安，你当年送我的八十斤红薯，我八辈子的粮食都还不上。但大侄子要是能走出去，去省城念书，将来有出息，这比还多少粮食都值得。”
我攥着那张通知书，手在抖。
“大伯……”
“别叫大伯，”他打断我，“叫叔。在叔心里，你永远是我侄儿。”
我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落在那张通知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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