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边往事：指导员是我的主婚人也是我俩的介绍人，更是我们兵团战士的知心人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不懂爱的人慢慢也就懂得了爱情。”这句话是我写给我妻子的，写在了我送给她的那个日记本的扉页上，因为我当初就是那个不懂爱的人。
我叫王东晖，是一名上海支边青年，1966年夏天到新疆去支援边疆建设，从此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军垦战士。在新疆的戈壁荒漠我们洒下了青春汗水，我也在那里收获了爱情。有关我的青春往事，应草根作家的邀请，我慢慢讲给大家听。
据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到新疆支援边疆建设的上海青年达到了十万人，作为一名上海支边青年，我就是这十万支边大军中的一分子，当然，也包括我妻子在内。想当年，我们满怀激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随同一大批有志青年，在上海北站乘坐火车离开了生养我们的大上海，离开了我们熟悉的老弄堂，离开了我们的父母亲人，开启了奔赴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支边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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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整整六十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是1966年夏天离开的上海。那天上海的天气很热，我们乘坐大巴车在南京路等繁华路段转了两圈，就来到上海北站，坐上了即将开往新疆的列车。
满载上海支边青年的火车不分昼夜一路狂奔，历时四天三夜的时间，最终停靠在了新疆吐鲁番境内的大河沿车站。带队干部安排我们在大河沿车站短暂休整后，大家又依次乘坐敞篷大卡车，继续前行。
长龙般的车队在滚滚烟尘中行驶了五、六天，终于来到了喀什地区的农三师驻地，最终，我们几十名上海青年被分派在了巴楚总场（农三师下属团场）的十七连，到了连队我才发现，我的小学同学李桂梅和我分在了同一个连队。
我们所在连队是一个新建连队，那时的连队驻地周边都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荒芜辽阔到令人心生悲凉。当时连队的营房都是低矮昏暗的地窝子、窝棚，还有一排低矮的土坯房子，是连长指导员的办公室和连队会议室及连队的伙房。我们新来的上海支边青年四人为一组，住在一个地窝子里。
安顿好了住处，经过短暂的军训和学习，我们新来的上海支边青年，也就是所谓的军垦战士就跟随老战士投入到了紧张又繁重的生产劳动中去了。当时我们连队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挖引水渠，一个是在荒漠中打田埂放水洗碱，淡化土壤中的盐碱度，改良土壤。
新疆境内的河流水源主要来自雪山融化的雪水，把雪水通过水渠引到大漠中反复灌溉，就能稀释土壤中的盐碱浓度，改良土壤造田，用以播种农作物，这个过程就是洗碱造田。当时我们连队的水源来源于叶尔羌河，要修建一条引水渠，把叶尔羌河的水引到我们连队辖区的戈壁滩上来，用以灌溉荒滩，洗碱造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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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劳动量很大，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劳动现场，早晚时间天气寒凉，穿上棉袄都不热。到了中午，气温能达到四十度，在高温下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那种苦累，也就可想而知了。
劳动一天回到营房，我们累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到了晚上躺在低矮的地窝子里，想起远在上海的父母，我们就禁不住泪流满面。想家，是每个支边青年心中最深的痛，别人根本无法理解。四年一次的回上海探亲，成了我们军垦战士最美好的期待。
我和李桂梅虽然在一个连队，但我俩很少见面，即使见面了，相互间也不会打招呼的。当时连队有纪律，因为我们连的生产任务重，男女战士不允许谈恋爱，谁违反了纪律，就会受到处分。在同一个连队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我和李桂梅几乎没说过话，连队的战友也没人知道我俩是小学同学。
来到新疆巴楚的第四年，那天傍晚我去伙房打饭时看到了李桂梅，仔细打量了她一下，猛然发现她晒黑了累瘦了，跟刚来新疆时简直是判若两人，要不是在连队，我可能就认不出李桂梅来了。那次李桂梅主动跟我说了一句话：“王东晖，你也晒黑了，个子好像长高了不少。”
看张排长就在我身边，我没敢接李桂梅的话茬，只是冲她笑了笑，就去排队打饭了。
那时我们上海的支边青年每隔两年至四年才能获得一次探亲假，新疆离上海的路途那么遥远，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而假期时间控制又特别严格，回上海探亲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虽然回家探亲的路程遥远又艰辛，可就算再苦再难，我们还是期盼着能早日回家和父母团圆，陪着父母过一个团圆年。
1979年年末，我的探亲假批了下来，当时我很激动，整整一夜都没睡踏实，一闭眼睛，满脑子都是和父母相拥的温馨画面。
第二天中午，我们几个班的班长刚从连部开会回来，李桂梅突然来到我面前，把一张折叠的纸条塞给我就转身离去了。
一起开会回来的几名战友看见李桂梅塞给我一张纸条，他们就一起起哄：“王东晖，你女朋友给你写情书了，快打开念给大家听听，看看都写了什么甜言蜜语。”
那时连队虽然不再禁止男女战友谈恋爱了，可我当时刚当上班长，也刚成为预备党员，我怕这件事影响我的前程，就返回连部，找到赵指导员，把李桂梅写给我的纸条交给了指导员。
赵指导员接过我递给他的纸条，一脸茫然，挥动着手里的纸条问我：“王东晖，这是啥？你搞什么名堂？”“报告赵指导员，这是李桂梅写给我的‘情书’。”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谁写的？什么情书？你念一下。”赵指导员说着，把纸条又还给了我。
我接过纸条，展开，只见上面只有一行字：王东晖，我的探亲假也批下来了，咱俩结伴一起回上海吧。我把纸条的内容念给赵指导员听，赵指导员板着脸质问我：“王东晖，这就是李桂梅写给你的‘情书？人家只字没提感情问题呀，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
李桂梅当年参加拾棉花比赛
因为这事，我成了连队战友们闲暇时的谈资，李桂梅也因此事受到了影响，马上就要动身回上海探亲了，李桂梅没来找我，我也没好意思去找她。
就在我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去找李桂梅时，赵指导员找我来了，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王东晖，明天一早你们坐连队的拖拉机去团场，团场帮你们搭乘去乌鲁木齐的车。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路上照顾好李桂梅，出现什么差错，我拿你是问。”
我们所在的十七连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巴楚距离大河沿车站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当时的路况特别差，交通十分不便，战友们每次回上海探亲，绝对是一次不确定的冒险和考验。
每次有战友回家探亲，都是从连队搭乘拖拉机或马车出发，一路颠簸到团场驻地或师部，然后才能搭上到乌鲁木齐方向的货车辗转到大河沿车站。这段行程，如果顺利的话，至少也要五天的时间。路上稍有差错，就要花上差不多六、七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大河沿车站。
到了大河沿车站，如若不能及时买到去上海的火车票，就得在大河沿住招待所，花钱不说，关键是耽误时间，因为我们回家探亲归心似箭，都想着能够早一天回到父母亲人的身边。
正是因为这样，回家探亲，让我们欢喜也让我们忧愁。
第二天吃过早饭，回上海探亲的战友在连队机耕排集合，乘坐连队的拖拉机去团场。往拖拉机上装行李时，我主动帮李桂梅把行李放在了拖拉机的车斗里，并小声对她说了一声对不起。李桂梅笑了笑，没说什么，她也就等于原谅了我闹出的那个有关“情书”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大乌龙。
回上海探亲的历程可说是一波三折，我们到了团场，倒是顺利搭上了去乌鲁木齐的大货车，可货车到了半道却抛锚了，两名司机师傅检修了整整一天，才排除故障。一路上，我尽可能地帮助照顾李桂梅，给她送吃的，还把我的一块毛线围脖让她围在脖子上遮风挡寒。李桂梅也拿出自己的零食给我吃，还让我靠着她的那个大提包。
在大河沿车站上火车时，因为乘客太多，我们背着大包小包很难挤上车去。情急之下，我让李桂梅在站台看行李，我一个人赤手空拳拼命挤上了火车，跑到车厢里，打开车窗，让车下的战友把行李从车窗递进来，我又把他们一个个从车窗拉进车厢，我们一行四个人都顺利乘上了大河沿发往上海的列车。车站工作人员跑过来批评我们，我随手闸下了车窗。
那次回上海探亲，我给予了李桂梅很多照顾，也算完成了赵指导员交给我的任务。自那以后，我和李桂梅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李桂梅看我的眼神温和了，时常帮我洗衣服，给我送好吃的。我生病了，她给我送药，处处关心照顾我，我也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漂亮大方又善良的李桂梅。
1973年冬季，我和李桂梅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赵指导员亲自为我俩主婚，他还送给我们两条毛巾。战友们都说赵指导员是我俩的主婚人，也是我俩的介绍人，更是我们连队战士的知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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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的生活简单又快乐，李桂梅不让我做家务，不让我洗衣服，有点好吃的都省给我吃，我成了连队最幸福的人。第二年春天，李桂梅怀孕了，赵指导员就跟团场领导协调，把李桂梅上调到团场幼儿园工作，直到我们的女儿上了小学，她才离开幼儿园，到团场供销社当了售货员。
1991年，我女儿的户口迁回了上海，女儿跟着我父母一起生活，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好工作，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退休后，我和李桂梅一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回到了父母身边，陪伴父母度过了最后的时光。虽然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我父母都说李桂梅是上海最贤惠、最孝顺的好媳妇。
似乎就在转眼间，我们已从翩翩少年成了白发老人，每次和老友小聚，最多的话题就是在新疆的支边生活经历。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每当说起当年我把李桂梅写给我的“情书”交给指导员的往事，我还觉得脸红和不好意思，大家也都笑我天真幼稚傻得可爱。每次说起这段往事，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可亲可敬的赵指导员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那份真挚情感，是我们支边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记忆！
讲述人：王东晖老师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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