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和朋友“citywaik”，大致目标是建国路的“张公馆”，快到了却驻足不前。因为这里还有个全国文保单位——高公馆。
高公馆就是高桂滋公馆，不过这个高公馆和高桂滋倒没有多大关系，倒是和蒋委员长关系极大。
——蒋委员长当年在这里住过11天，写下平生的第一份“遗嘱”。
不过，现在高公馆院子大门前，挂的牌子是陕西省作家协会的牌子。
你看看，说“文学陕军”厉害，看看人家选择的地方就知道了，有“王气”吧？
给看门大爷说进去瞅两眼，大爷说不要进去乱走，看几眼就行——有啥可看的——他又加上一句。
可不敢辜负大爷的好心，我们进院子就走几步，也不离开大爷视野。
高桂滋公馆就是院子左手的一幢小楼，典型的民国风，楼前有全国重点文保碑。
高桂滋是定边县人，1911年参加同盟会，历任连、营、团、旅、师、军长及战区副长官等职。在抗战中曾率部参加长城、南口、平型关、忻口、太岳、中条山等战役，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这幢小楼是他1933 年修建的私人宅邸。当年时局动荡，他打算在西安建一所回归故土后住的房子，选中了这个地方。
当时请天津的建筑公司设计并建造了这所西式小楼，另外还有三座相通的四合院。
谁知两年后，“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比邻租住，和张少帅成为隔壁，纯粹是个巧合，但是这个巧合，却让高桂滋公馆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当时的高公馆聚焦了整个中国的目光，成为当时政治漩涡的中心。
因为高公馆建成后，第一个住进来的并不是高桂滋，而是蒋委员长。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当天蒋介石被送到新城黄楼，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迁送到高桂滋公馆。
蒋介石在此住了11天，这11天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尴尬、最难熬的11天。
为什么把蒋委员长从黄楼转到高公馆，一则是安全考虑，二则是谈判方便——比邻而居，见面容易。
再说当时高公馆刚建成，生活设施齐全还有暖气，12月份的西安还是很冷的，这也算是对委员长的照顾了。
当时的高桂滋还在外面领兵打仗，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
坊间有故事：高桂滋听说有人要借用，马上火冒三丈：新房子我还没住，不借！后来听说借住的是委员长，马上改口：那就借！
你说借用的时候，这位房子的主人，知道不知道借用的蒋委员长，已经成为“阶下囚”？
据说，蒋委员长躺在这里裹着被子蒙着脑袋，连脸也不露给张学良看，一直到宋子文宋美龄来汇报形势。后来在这里见到周恩来，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
2004年6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解密的一万余件宋子文档案，中间披露当时蒋介石失声大泣。
当宋子文飞回南京前夕，蒋介石还拿出了三份遗嘱，一份是蒋氏致全体国民同胞的信，一份是致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一份是给当时正在苏联西伯利亚流亡的亲生儿子蒋经国和在德国留学的次子蒋纬国。
据说这是蒋介石撰写的平生第一次遗嘱——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
这幢小楼进不去，我们就在外面看，蒋介石就住在二楼东北角的房间，说是有卫生间有浴缸有冲水马桶。这在当时是西安城，都是少有的 。
虽然进不去，但是我读过陈忠实写的《办公室的故事》：蒋委员长住过的房子，后来成了陈忠实的办公室。
文中写到：“我无可选择地搬进东耳房这间办公室。好在这是一个南北隔开的套间，我在北边隔间办公，蒋介石被关押过十个日日夜夜的南边隔间……偶尔得着一个人闲静，尤其是晚上独饮两杯的时候，往往会想到套间那边曾经住过的蒋介石·····”
1953 年，中国作协西安分会选定高公馆作为会址，后来这里就成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著名作家曾在这里工作过 。
特殊年月，高公馆的主楼的底层，成了关押中共西北局“走资派”的地方，刘澜涛、舒同、刘文蔚等高级干部都曾在此关押。
文革后，陕西省委曾经有一个以门牌号命名的《关于“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详细讲述了发生在“高桂滋公馆”内鲜为人知的丑恶与残暴，这个“七十三号”门牌，就是高公馆，不过作协搬回来后，门牌号又改为建国路71号，现在又成了83号。
现在的高公馆除了这幢小楼，留下来的还有院子里的一个圆形喷水池。
在喷水池的后面有一块大石头，上面有三个人的题字：
“文学依然神圣”“德种心耕”“文门”。
告别门外大爷，我心里想：你是和柳青一个级别的，当年柳青也在这里看过大门。
看看，有委员长住过的地方，有没有“王气”？出不出人物？你说咱这“文学陕军”的东征，和这有没有关系？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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