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的一天，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南方局财经委员会成员肖林正穿过走廊。他接到通知，总理要见他。
肖林原名肖本富，四川江津人，那时他二十五岁。他早年就读于重庆广益中学，后来进入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做职员，在长江航道上跑过几年业务。1939年，他入了党，随后被调入南方局，负责财经工作。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总理坐在办公桌后面，钱之光也在场。没有多余的开场白，总理直接交代任务。他对肖林传达组织决定，由他出面经商，为党筹措经费。随后总理取出三根金条，放到桌上。这是组织拨出的全部经费。
总理还向肖林下达了任务：“要多少就给多少，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这是一道死命令。没有账本，没有任何组织凭证。肖林就接过三根金条，放进衣袋里。他接下的不是一笔生意，而是一个必须完成的秘密任务。
肖林被组织选中，是经过了反复权衡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借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同时停发了给八路军的一切军饷和物资补给。驻扎在重庆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账面上的钱几乎用光了。南方局面临的不只是政治上的高压，还有最直接的生存危机。衣食住行、印发报纸刊物、维持地下交通线，每一样都需要钱。总理和南方局常委钱之光多次商议之后，作出了“以商养党”的决定。
组织选中肖林，是因为他的履历具备几个方面的重要条件。他在民生公司工作过数年，熟悉长江沿线的贸易路线，懂实务操作，不是空谈理论的书生。他已有三年地下工作经验，能应对复杂环境。
还有就是，他年轻，面孔生，在重庆商界是完全陌生的新人，不容易引起注意。组织需要一个既能赚钱又不露声色的人。肖林的身份背景，正好匹配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1941年6月，重庆江津县，一家叫“恒源字号”的商行开张了。
经理杨俊明，对外是老板。肖林是实际的操盘手，他在店里没有任何职务。商行的业务范围很广，从土特产、棉纱到五金、西药，能赚钱的都做。
肖林做的第一笔大生意，是食糖。
当时，四川的食糖生产集中在沱江流域。肖林通过重庆办事处的电台，获知了一个消息：国民政府马上要大幅提高食糖的货物税。
他马上动身，赶到内江、资中一带的主要产糖区。他利用“恒源字号”的合法身份，把手里所有的资金都投进去，从多家糖坊大量收购现货食糖。他动作快，付款及时，糖坊主都愿意和他做生意。
几周之后，食糖加税政策正式公布，市价应声上涨。肖林没有马上出手，他观察着行情，等到价格攀到最高点，才陆续把库存食糖高价卖给经销商。这一进一出，几个月的时间里，“恒源字号”的资金就翻了好几倍。肖林靠信息差和政策预判，完成了商业上的原始积累。
手里有了资金，肖林开始拓展业务。
1943年前后，“恒源字号”把业务扩展到了五金、西药这些利润高、风险也高的领域，并在重庆市区正式设立了“大生公司”。有一回，他采购了一批进口西药，可市场突然变化，货物严重积压，资金被牢牢占住。西药有保质期，时间一长，要变成废品。
肖林想了一个办法。他在重庆最繁华的都邮街一带，雇了一批挑夫。每个人都挑两只崭新的货箱，箱子上印着显眼的西药商标。他让这批人排成单行，每隔一段距离放一个人，在闹市里来回走动。这样一来，街头就出现了一种刚刚到货、正在搬运入库的忙碌景象。
连续几天，这阵仗引起了同行的注意。药商们开始到处打听，这是谁家的货，是什么药。市场上很快就传出消息：有人在大批量进口这种西药。
假象制造了真需求。一些药商怕错过行情，开始四处寻找货源。肖林看到时机到了，不动声色地把积压的药品分批放出去，用市场价成功清空了全部库存。
这出“空城计”，是肖林在白色恐怖下做生意的非常规智慧。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
上海这座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重新变得繁忙起来。总理看到了上海的潜力，指示肖林结束重庆的业务，到上海去发展。
1946年8月，在上海市滇池路，一家叫“华益贸易公司”的商行正式开业。这个名字由总理亲自拟定，取“中华民族利益”的意思。肖林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经理。
上海是十里洋场，也是各种势力交错的地方。肖林的生意模式很清楚：利用重庆和上海两地的物资差价，做两头的生意。他把上海生产的棉纱、日用百货等工业品，通过长江水路运回重庆销售，再把四川的土特产、猪鬃、桐油等原材料运到上海。这一来一回，利润相当可观。
“大生公司”的老底子，加上“华益公司”的新渠道，让肖林的资金周转速度大大加快。他随后又在青岛设立了分公司，由孙友余负责，打通沿海口岸的贸易路线。从西南到华东，肖林完成了战略转移，把商业活动和革命使命更紧地绑在了一起。
青岛分公司，成了新的利润来源。
负责人孙友余在当地结识了一个人，驻防青岛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李弥这时已经开始为自己准备后路了，他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商行，利用手里的军权做生意。孙友余通过多方面的关系，和这家有军方背景的商行搭上了线。
赚来的利润，国民党军方分走一部分，大头则流进了“华益”的账户，最后成了党的活动经费。这笔生意是在敌人营垒内部寻找缝隙做成的，危险，也很高效。肖林和孙友余用对方的规则，给自己的事业输了血。
上海“华益公司”还有一项更加隐秘的业务，那就是黄金。
山东解放区通过胶东金矿生产和战斗中缴获，积累了大量黄金、元宝和首饰。怎么把这些硬通货变成可以在白区流通的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南方局设计了一条周密的运输线。解放区的黄金，先由专人秘密押运到青岛，交到“华益”青岛分公司的手里。
孙友余和同事们把这些黄金熔掉，重新铸成统一规格的金条，然后藏进装载花生油的大铁桶里。油桶装满了油，黄金就沉在桶底。不把油全部倒光，是没有办法发现它们的。满载“花生油”的货船从青岛码头起航，一路南下，开往上海。
肖林在上海负责接货。他打通了上海金号的关系，把这些来源特殊的黄金分批卖出去，换成法币或者美元。资金就这样被“洗白”，重新进入了经济的循环。
1948年1月，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工人举行大罢工，被国民党军警血腥镇压，三名女工牺牲，上百人受伤，这就是“申九惨案”。地下党组织发动全市各界募捐，支援罢工工人。
肖林接到了上级指示：捐款。他以“华益公司”的名义，开出了一张支票，面额是三亿法币。这笔钱，远远超过了当时任何一家企业的捐款数额。事后统计，全市募集到的资金总共只有三点二亿法币。肖林一个人，就承担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
肖林向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移交全部资产。他带去了“华益公司”的全部账册、库存清单和固定资产登记表。陈毅市长派了专人，对肖林经营八年来的全部资产进行彻底清点。
总理当年给他的三根金条，肖林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就以利润的形式还给了组织。八年当中，经他手流过的财富数额大得惊人，足够让他过上任何一种奢侈的生活。可是他和妻子王敏卿，一直领着组织发放的微薄生活费，过着最普通的日子。
移交完成之后，组织依据规定，允许肖林保留一部分财产。肖林谢绝了。他讲，这些钱都是党的。他只提了一个请求：留下自己记账时用的那三块银元，当作这些年的一个纪念。组织批准了。肖林把三块银元收进了口袋。
这之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贸易管理处副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上海五金公司经理等职务，投身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里。后来他又被调回四川，担任过四川省商业厅副厅长等职，一直到离休。
当年的潜伏商人，最终回归到一名普通干部的生活里。
那三块银元，今天陈列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柜中。玻璃是透明的，灯光打在金属的包浆上，泛出暗沉的银灰色。它们不发出声音，也不讲述故事，却成了那段岁月最沉默、最有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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