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基本权利机构主任西尔帕·劳蒂奥日前在布鲁塞尔表示，政府往往“不愿受到监督”。她说，当前欧洲基本权利面临的风险并不只来自个别议题，而是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对公民社会参与公共倡议权利的普遍质疑。6月24日，劳蒂奥从维也纳前往布鲁塞尔，在欧洲议会介绍欧盟基本权利机构发布的2025年《基本权利报告》。在出席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司法和内政委员会听证前，她接受了《欧盟观察家》采访。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公布至今已有25年。谈及问题究竟出在宪章内容本身，还是成员国落实不均时，劳蒂奥表示，宪章内容本身“没有问题”。她说，这部宪章汇集了公布时已经存在的各项人权，因此新增内容很少。“它是一项很好的工具，对欧盟本身以及适用范围内的成员国都具有约束力。问题不在内容。人权问题一向如此，难点在于落实。”
不过，她同时指出，问题不仅在执行层面，立法本身也可能有问题。“所谓执行，是指你已经有一项完成转化的指令，或者已有国内法，然后再去实施它。但无论是在欧盟层面还是国家层面，如果立法过程中缺乏充分的基本权利评估或保障机制，法律本身也可能存在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
谈到欧盟委员会为加强宪章适用所做的努力，以及如何确保欧洲各机构和成员国在执行欧盟法律时全面履行宪章义务，劳蒂奥表示，相关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她说，欧盟基本权利机构与欧盟委员会长期并行合作，在宪章问题上承担着“知识枢纽”的重要角色。随着时间推移，宪章的认知度明显提升。
她表示，在欧盟层面，宪章广为人知，因为它具有直接约束力；但在成员国层面，情况更复杂，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欧盟法的适用范围。“不仅因为70%的法律都带有欧盟维度，更因为必须认识到，这些法律落在欧盟法和欧盟权限的范围之内。”她表示，过去几年中，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卢森堡法院在宪章解释方面作出了越来越多的重要判决。案件越多，宪章在国家层面的认受度和实际影响力就越强，尤其是在法院和立法机构，也就是各国议会中。
“宪章的重要性一直在上升。”她说，若是在10年前，她可能还会怀疑宪章在国家层面是否真的有很大意义，但随着宣传普及，尤其是卢森堡法院判例的发展，宪章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某些领域，它甚至比斯特拉斯堡法院走得更远。”被问及具体案例时，劳蒂奥提到芬兰几年前修改国内安全和监控法律的经历。她说，当时卢森堡法院就如何在尊重隐私权和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开展监控，已经作出更为具体的判决。芬兰立法者、宪法委员会在审议相关法律时，实际上几乎完全依据卢森堡法院的判例和《基本权利宪章》。
对于性别平等、反歧视、LGBTQI+权利以及公民社会等议题，是否已成为基本权利讨论中的断裂带，劳蒂奥表示，这一变化有其阶段性。她回顾说，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整体上还是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此后发生了“9·11”事件，但她表示，真正的挑战大约是在10年前开始显现的。当时，欧盟一些成员国开始出现法治侵蚀，随后一系列重大挑战接踵而至。2020年，一些潜藏的问题更加明显，不同力量之间出现“奇怪的联盟”，并播下阴谋论的种子。
她说，几年前，人们往往可以清楚看到，攻击来自相似的政治角落，目标则是性别平等以及更广泛的平等议题。《伊斯坦布尔公约》在多个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和土耳其都曾遭到攻击，而且这种情况至今仍在持续。“这种不平等现象，尤其是那些争议更大的权利基础，目前正受到攻击。”她说，公民社会整体也承受了大量资金削减和法律挑战。
她援引今年3月“公民空间更新”中的数据说，在参与调查的机构中，67%报告遭遇网络攻击或威胁；60%报告遭遇负面媒体报道或抹黑行动；39%报告遭遇带有政治动机的资金削减；36%报告遭遇过度行政管控或审计，以及“针对公众参与的战略诉讼”等情况。
她表示，这种趋势还在加剧，而且已不再局限于最敏感的议题。“一开始是LGBTI+权利，以及那些为移民权利和海上救援辩护的人，但现在范围越来越广。”谈到“权利正面临风险”这一判断时，劳蒂奥说，当前受到威胁的，是公民社会参与倡议活动这一权利本身正遭到普遍质疑。
她说，在一些政府眼中，公民社会更像是“服务提供者”。“只要你带人散步、做服务工作，就没问题；但如果你主张改变某些地区的外交政策，你就会成为被针对的对象。”她表示，这种趋势和倾向已经非常清晰。至于攻击和威胁的主要原因，劳蒂奥直言：“政府不愿受到监督。”
她说，许多地方的公民社会仍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但总体上，越来越多的政府对被质疑、被追责抱有反感。“而且，根据我直接的经验，现在越来越多人质疑，除了执政多数之外，其他任何人是否有权设定议程。如果你来自反对派，或者来自公民社会，而你挑战了政府设定的议程，他们就会对此不满。”
她强调，这种现象并不限于人权组织，社会组织，甚至工会，也可能以不同方式受到挑战。本月初，欧盟基本权利机构发布年度报告，指出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系统性风险都出现在许多领域，包括仇恨、种族主义和歧视上升，如何应对移民抵达，性别暴力增加，制度回应不足，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以及公民社会承受的压力等。
被问及面对这些问题如何避免悲观时，劳蒂奥说，一个人“必须天生保持乐观”。她表示，年龄和经历会有所帮助，因为看过足够多的起伏后，就会明白，人权斗争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她提到，自己上周在荷兰参加一场关于种族主义的会议，会上有一位名叫基拉莫纳的年长女性。“她真的堪称传奇。”劳蒂奥说，这位女性多年来一直在为平等而奋斗，有些像美国早期争取种族平等运动中的活动人士。她大概已经85岁或90岁，身体非常虚弱，但尽管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的种种事情，她依然保持乐观。劳蒂奥说，正因为她有远比自己更长的人生经验，所以她的解释尤其发人深省。
不过，劳蒂奥也强调，更现实的依据在于法律本身。“我是律师，法律很重要。我们有强有力的条约：《欧盟条约》第2条、《基本权利宪章》，我们还有独立的法院，不仅有卢森堡法院，也有斯特拉斯堡法院。”她说，现实中也确实能看到反弹和抵抗。她还提到匈牙利，称当地民众组织有序，展现出明显的抵抗意愿。那些多年来持续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在骄傲游行前组织了“极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讨论活动，向公众解释他们在做什么。“但你也需要能够走出去与民众交谈的政治人物。”她说，“需要动员年轻人、女性，也需要动员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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