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法制晚报》2017年相关报道、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国青年报》黎力案深度报道、主审法官尚秀云口述资料、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地方志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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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2月9日，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桐木镇，一个普通农家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家里三间平房，两亩薄田，父母常年背负外债，全家靠务农维持生计，逢年过节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已是难得的奢望。
这个孩子，带着口吃的毛病来到这个世上，性格内向，话不多，却从小就把书念得比谁都认真。
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的农村少年，往后的人生会走出三段令整个中国都为之震动的轨迹。
16岁，他以554分考入北京科技大学，成为全村多年以来第一个走进北京重点大学的孩子，全镇轰动，父母含泪，乡亲奔走相告。
23岁，他持刀走进银行，劫持人质，抢走10万元现金，当天被捕，获刑十年。
29岁，他出狱第五天背起行李走进复读班，160天后考出598分，被985高校西安交通大学录取。
三次高考，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
这三张成绩单，每一张背后都压着一段让人久久无法平静的真实故事，而故事里藏着的那些沉重，远比数字本身更值得被看见...
【一】16岁，554分，一个村子把全部希望压在了一个少年身上
2003年，江西省高考成绩公布，萍乡市上栗县桐木镇一个普通农家的院子里，人头攒动。
黎力，16岁，554分，北京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录取。
这不只是一个少年的成绩单，这是整条村子多少年来头一次见到的奇迹。
消息传开的那天，邻居们涌进院子，有人放鞭炮，有人端来自家腌的咸鱼，有人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票子塞给黎力父亲，说是给孩子带去北京用的。
父亲接过那些钱，手抖着叠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眼圈红了又红。
母亲把家里存了许久的鸡蛋全煮了一锅，一边煮一边抹眼泪，灶台边上雾气腾腾，她站在那团热气里，腰杆却比平时直了许多。
学费从哪里来？四处借。
亲戚借，邻居凑，连素日不太往来的远亲也送来了几百块，塞在信封里，嘱咐他好好念书，给村里人争口气。
东拼西凑，才凑齐那一笔进京的学费。
黎力就这样，带着全家人的债、全村人的眼光、父母后半辈子所有的指望，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那是2003年的夏末，车厢里人声嘈杂，行李架上堆着各种大包小包，他靠着窗坐着，看着窗外的稻田和山丘一片一片向后退去，江西的绿慢慢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里。
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
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等着他的，一定是好的。
那一年，他16岁。
北京很大，大到他站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校门口，第一次感到自己渺小得像一粒灰尘。
宿舍里，同学们换着新手机，穿着他从没见过的名牌运动鞋，周末约着去三里屯吃饭，动辄人均百来块，说起来毫不犹豫，像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黎力攥着一部借来的二手诺基亚，掂量来掂量去，舍不得花那三十块钱，于是拒绝了，说自己有事，一个人留在宿舍。
那顿饭他没去，但他记得那天晚上宿舍里的灯很亮，外面走廊上有人说说笑笑，声音一直传进来，他躺在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睡不着。
这种感觉，在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他在北京最熟悉的日常。
最让他痛苦的，不是没钱，而是口吃。
他从小就有口吃的毛病，在老家，大家都习惯了，也不当回事。可到了北京的大学课堂里，一开口说话就结巴，越紧张越卡壳，越卡壳越紧张，形成一个出不去的死循环。
课堂上老师点名提问，他站起来，憋得满脸通红，磕磕巴巴说不出完整一句话，台下有人低头忍笑。
那种笑声，他每次都听见了，但没有人知道他听见了。
他开始回避一切需要开口的场合，社团不敢参加，课堂发言能推就推，同学聚餐借口推掉，小组作业尽量做文字部分，不上台汇报。
渐渐地，他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越来越小、越来越暗的角落。
孤独像水一样往里渗，一点一点地泡，一点一点地沉。
而与此同时，家里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父母问他在学校吃得怎么样，穿得够不够暖，问他有没有谈朋友，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
他每次都说，好，都好，放心。
挂掉电话，他重新坐回书桌前，翻开课本，有时候翻着翻着就停下来，脑子里什么都想不了，一片空白。
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他开始打工。
一份不够，两份，最多的时候同时揽着三份兼职——发传单、端盘子、做家教，凌晨才回出租屋，早上六点又爬起来赶第一节课。
那段时间，他的状态是持续透支的。
北京科技大学的自动化专业，课程密度大，理论难度高，哪一门都不是死记硬背就能过关的，需要听懂，要做实验，要完成大量的课后作业。
打工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听课时间严重不足，知识断层越来越大，他想追，却怎么也追不上。
大三开始，专业课挂科的红字一门接一门地出现，补考，再补考，过了又挂，挂了再补，陷入一个越来越深的泥沼。
学校给了他第一次延期毕业的机会，他没能抓住。
学校又给了第二次。
他还是没能走出来。
与此同时，他的心理状态在悄悄走向另一个深渊。
抑郁症不是某天突然出现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经济压力、口吃、孤独、挂科、对父母的愧疚感、对自己的否定——这些东西叠在一起，慢慢把一个人压垮。
他后来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同时伴随强迫症。
失眠，脑子里的念头停不下来，同一个想法反反复复地转，像一台坏掉的磁带，卡在同一个地方，怎么都过不去。
"我对不起父母。"
"我是废物。"
"我不配来北京。"
这三句话，在他脑子里转了不知道多少遍，转了多少个深夜，直到后来，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三句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只知道它们一直在，赶不走，也甩不掉。
2009年，北京科技大学向黎力发出了肄业证书。
不是毕业证。
是肄业——学分没修满，毕业设计没完成，他没有办法走完那条曾经拼尽全力踏上的路。
那一年，他22岁，在北京待了六年，最终什么也没能带走。
【二】谎言撑了多久，心就碎了多久
肄业的消息，黎力没有告诉父母。
他坐在北京那间逼仄的出租屋里，手里攥着那份肄业证书，在纸上盯了很久很久，久到纸上的字开始模糊，他才把它折起来，塞进了抽屉最里面。
开口说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当时他所能想象到的最难的一件事。
这些年，父母一直以为他在北京好好念书，快要毕业，马上就能找到工作，马上就能把那些多年积下的债一笔一笔慢慢还清。
他们拒绝了所有亲戚提出的"让孩子回来打工"的建议，腰板挺直地说，我们家的孩子是大学生，要在北京发展，不能回来。
这句话，父亲不知道在人前说了多少遍。
每说一遍，在外面的黎力心里就往下坠一分。
肄业之后，他没有回家，继续蜗居在北京，对父母谎称自己在北京找到了工作，收入还不错，让他们放心，不用挂念。
电话那头，母亲每次都说，好好干，别亏待自己，家里不用你操心。
每次挂掉电话，黎力就坐在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时候就那么坐着，坐到天黑，坐到窗外的路灯亮起来，坐到楼下开始有人说话的声音，然后才意识到一整天又过去了。
抑郁症在那段时间里彻底控制了他。
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冒出一个念头：活着太累了。
这个念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还会刻意去把它压下去，告诉自己不能这样想，告诉自己父母还在等他，告诉自己还有机会。
但念头这种东西，压一次，它还会回来，而且每次回来都会比上一次更重一些。
他开始想：如果能还清家里的债，如果能给父母留下够用的钱，然后一切就都可以结束了。
这个想法，在2009年奶奶病逝之前，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没有具体形态的念头。
2009年，奶奶病逝的消息从家乡传来。
黎力握着手机，愣了很久很久。
奶奶是他从小最亲近的人，他在外漂泊这些年，每次想家，最先想起来的就是奶奶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那个样子，背有些弓，眼睛眯着，脸上皱纹很深，见到他就笑。
奶奶走了，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不是没有时间，是他没有脸回去。
他没有脸以一个肄业生、一个骗了父母多年的人的身份，站在那个曾经把所有希望都押在他身上的村子里，站在那些曾经把票子塞进信封为他凑学费的乡亲面前。
那一根最后还撑着他的弦，在那一刻，断了。
2009年7月，黎力做了一个从那天起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走向的决定。
一个错误的、无法挽回的、将要让他付出沉重代价的决定。
【三】2009年7月12日，北京科技大学附近的中国银行
2009年7月12日，北京，夏日正酷，蝉鸣不止。
黎力在出租屋里坐了很长时间。
那天早上，他没有开灯，一个人坐在昏暗的屋子里，窗帘没有拉开，外面的阳光照不进来，他就坐在那片暗里，想了很久。
他把一把水果刀揣进包里，又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威胁文字。
他的计划是：抢到钱，把家里多年的外债还清，给父母留下足以养老的本钱，然后，了结自己。
他不是要逃跑，也没有打算隐瞒，他甚至没有想过怎么花那笔钱——因为那笔钱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他自己准备的。
他走进了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南侧的中国银行网点。
他谎称背包里藏有炸药，持刀先后劫持了两名正在办业务的学生，胁迫柜员交出10万元现金，拿起钱，快步离开现场。
10万元，他几乎没动，藏进了附近路边的一片树丛，只随手揣走了200多块零钱。
案发5小时后，2009年7月12日当天，警方根据银行监控录像和目击线索，在附近一家超市门口将黎力当场抓获。
10万元赃款，全数追回。
两名被劫持的学生，除了受到惊吓，无一受伤。
归案后，黎力坦白了完整的作案动机：他本意是抢到钱后替家里还债，留给父母，然后自行了结生命，并非为了个人挥霍，因此10万元他几乎分文未动。
司法机关随后对黎力进行了精神司法鉴定。
鉴定结论为：患有重度抑郁症、强迫症，伴随口吃障碍，实施犯罪时辨认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明显削弱，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家乡那边，消息传回去之后，两千余名村民、上栗中学师生、桐木镇乡镇政府、萍乡市教育局，联名写了一封求情信递交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
信里陈述黎力少年时品行善良、家境极度困苦，恳请法院在判决时酌情从宽处置。
那封信，据说写了很厚的一沓，字迹各不相同，有的工整，有的歪扭，有的是毛笔写的，有的是圆珠笔写的，但每一个签名旁边按下去的那枚红指印，都是真实的。
2010年8月4日，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认定：黎力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抢劫金融机构，抢劫数额巨大，构成抢劫罪。
结合其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当庭认罪悔罪、赃款全额追回、被劫持人员无重伤后果等情节，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两万元。
黎力当庭表示，不上诉，接受全部判决结果。
铁门关上，黎力被押送至江西豫章监狱，开始服刑。
那一年，他23岁，面对的是漫长的十年刑期。
那扇门关上的声音，是金属碰撞发出的沉闷响声，很重，回荡了很久才散开。
进去之前，他没有回头。
这扇门关上之后，很多人以为黎力这辈子就此完了。
一个寒门出来的孩子，拼死拼活考进北京名校，六年之后带着一张肄业证走出校门，最终亲手把自己送进了监狱——这样的故事，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结局通常只有一种写法：就此沉没，再无音讯。
但有一个人，没有就此放手。
主审这个案子的法官，在判决之后，开始定期往豫章监狱寄书，写信，做心理疏导，在黎力最灰暗的那几年里，一次次告诉他：犯了错，不代表人生到头了。
这些话，在那个铁门锁着的地方，落进黎力心里，慢慢地，生了根。
豫章监狱的日子，最初是沉默的。
黎力刚进去的那段时间，不太说话，每天跟着队伍出工，回来洗漱，熄灯，躺下，睁眼睡不着，闭眼又是那些盘旋多年的念头。
但有一样东西，在那段时间里悄悄改变了——他开始有时间，真正意义上有时间，坐下来想清楚一些事情。
没有打工，没有挂科压力，没有对父母的谎言需要维系，没有那些让他窒息的社交场合——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他自己，和那些他一直不敢正视的问题。
他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他在逃避什么？
他在怕什么？
这些问题，他在出租屋里压了多少年，在豫章监狱里，他第一次一条一条地摆出来，认真地看。
他参与劳动改造，空余时间全部用来读书学习。
监狱里后来设立了启明教学点，黎力第一批报了名，从初高中课本重新啃起，再到大学教材，一册一册地过，这一次，他没有打工，没有那些把时间切割得七零八碎的压力，他终于可以坐下来，安静地，完完整整地，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
他还主动协助管教人员辅导未成年服刑人员，教他们算术，讲语文，帮他们补基础知识。
那是他进入北京科技大学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找到一点点能用上的地方。
因劳动改造和思想学习综合表现突出，法院裁定对其累计减刑2年8个月，原定十年刑期大幅缩短。
2016年11月，黎力走出了豫章监狱的大门，时年29岁。
他在心里已经想好了一件事，而且在进去之前，他已经想了很久。
他要重新参加高考。
出狱后的第五天，2016年11月，黎力只身赶到萍乡市上栗县上栗中学，找到校长，开口说出了那个让校长沉默良久的请求——他要插班复读，他要再考一次。
校长打量着面前这个沉默的男人，一时没有说话。
这个请求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先例的事情。
一个从监狱走出来不到一周的人，要坐进高中课堂，和十七八岁的孩子一起备考，这件事放在任何一个校长面前，都需要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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