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深夜,这座城市的风已经带上了刺骨的寒意。街头的霓虹灯在湿漉漉的柏油马路上拉出细长的倒影,像是一条条色彩斑斓却又无法触碰的河流。我握着方向盘,眼睛微微发涩。
自从去年那家经营了五年的小餐馆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后,我就成了一名全职滴滴司机。为了尽快还清债务,我通常会跑到凌晨三四点。夜班虽然熬人,但好在路况通畅,而且总能遇见一些带着故事的夜归人。
凌晨一点半,我把车停在机场T3航站楼的网约车上客区。这个时间点的航班已经很少了,零星走出来的旅客大都神色疲惫,步履匆匆。我点燃了一根烟,刚抽了两口,接单软件就发出了一声清脆的提示音。订单显示,乘客就在我前面五十米处的上车点,目的地是市区边缘一个有些年头的老旧小区,距离大约三十多公里。
我掐灭了烟,把车窗降下来透了透气,然后缓缓将车开了过去。
站在路边的是一个拉着黑色小行李箱的年轻女人。即使在昏暗的路灯下,依然能看出她高挑纤细的身材。她穿着一身标志性的航空公司制服,外面裹着一件略显单薄的深色呢子大衣,脖子上那条丝巾被风吹得有些凌乱。
“尾号7429是吗?”我把车停稳,按下车窗核对信息。
她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绕到车后备箱。我下车帮她把行李箱放进去。箱子很轻,似乎没装什么东西。当她坐进后排时,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夹杂着一丝深秋夜风的冷冽。
车内很安静,只有导航偶尔发出的提示音和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我习惯性地从后视镜里打量了一眼乘客。她靠在车窗上,脸庞面向窗外,长得很漂亮,五官精致,但此刻那张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脸色苍白得像是一张纸。她的头发有些散乱,原本应该挽得一丝不苟的发髻此刻松垮垮地垂在脑后。
跑车这一年多,我见过太多深夜在车里崩溃的人,有喝醉了痛哭的应酬族,有沉默着流泪的失恋者,也有为了生活疲于奔命的中年人。我虽然察觉到她的情绪不太对,但我不喜欢多管闲事,成年人的世界里,有时候不被打扰就是最大的善意。
大约开了十分钟,后排传来了一阵细微的抽泣声。声音压得很低,像是被人死死捂住了嘴巴,但在这寂静的车厢里依然清晰可闻。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双手紧紧地抓着大衣的边缘,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放慢了车速,伸手从副驾驶的储物盒里抽出几张干净的纸巾,反手递到了后排。
她显然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注意到她的失态。过了几秒钟,她伸出有些发抖的手接过了纸巾,声音沙哑地说了句:“谢谢。”
“没事,夜里风大,容易迷眼睛。”我随口找了个拙劣的借口,试图化解她的尴尬。
她没有拆穿我,只是用纸巾捂住眼睛,不再压抑自己的声音,轻轻地哭出声来。那是一种压抑了许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微小缺口宣泄出来的哭泣。我没有打开车载收音机试图掩盖那哭声,因为我知道,此刻她需要的不是掩饰,而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可以短暂放下防备的空间。
车子驶入市区后,路灯变得明亮起来。她的哭声渐渐平息,开始整理自己的仪容。她从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借着车窗外透进来的光,一点点擦去眼角的泪痕,然后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所有的软弱都重新塞回心底。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愣住了,那是一个非常破的小区,街道狭窄,两旁的店铺大都已经关门,只剩下几家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惨白的灯光。
我很难将这样一个住址与她光鲜亮丽的空姐身份联系起来,但转念一想,这座城市里,谁又不是在为了生存而拼尽全力呢?表面的光鲜背后,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狼狈。
“师傅,前面那个路口左转,停在那个便利店门口就行了。”她终于开口说了上车后的第二句话,声音虽然还有些鼻音,但已经恢复了平静。
“好嘞。”我打着转向灯,将车稳稳地停在了路边。
计价器显示车费是一百一十八块钱。我挂上P挡,等待她支付车费。
我听到她在后排翻找包包的声音。拉链被拉开又合上,物品被翻得哗啦作响。她的动作越来越急促,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的脸色比刚才更加苍白,额头上甚至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怎么了?东西找不到了?”我温和地问了一句。
她抬起头,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无助,嘴唇微微发颤:“师傅……我的手机……好像不见了。钱包也不在包里。”
她的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在这个只带一部手机就能走遍天下的时代,深夜打车没带手机和钱包,确实是个大麻烦。但我并没有立刻催促她,只是平静地说:“你先别急,仔细想想是不是掉在机场了,或者落在了后备箱的行李箱里?”
“行李箱里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她的声音几乎带上了哭腔,“我刚才在机场和……和一个朋友吵了一架,走得太急,可能手机落在他车上了。”
提到那个“朋友”,她的眼神黯淡了下去。我大概猜到了几分,这也许是一场并不愉快的感情纠葛。
“那你有其他朋友的电话吗?可以用我的手机打给他们,让他们帮你代付一下。”我把我的手机递了过去。
她接过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很久,却始终没有按下任何一个数字。半晌,她苦涩地摇了摇头:“我……我不记得他们的号码。以前都是存在手机通讯录里的。”
一百多块钱的打车费,对现在的我来说虽然不是一笔大数目,但也绝对不是可以随便免单的零头。我每个月要还五千多的贷款,房租、生活费,全靠这辆车一公里一公里地跑出来。但看着眼前这个眼眶通红、手足无措的女孩,我实在无法板起脸来说出任何难听的话。
“师傅,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她连声道歉,双手不安地绞在一起,“您能不能加一下我的微信?我把微信号写给您,等我联系上朋友,我一定马上把钱转给您。我可以把我的身份证押在您这里。”
说着,她就要去翻包拿身份证。
我叹了口气,摆了摆手:“算了,身份证你留着吧,没身份证你在这城市里寸步难行。”
她愣住了,眼眶里再次蓄满了泪水。她急忙在包里摸索了一阵,找出一支口红,然后问我:“师傅,您车上有纸和笔吗?”
我从扶手箱里翻出一本平时用来记账的旧便签本和一支圆珠笔,递给了她。
她接过纸笔,借着车内微弱的阅读灯,趴在膝盖上飞快地写着什么。她写得很认真,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写完后,她把那页纸撕下来,小心翼翼地折好,双手递给我。
“师傅,真的非常感谢您。您的信任,我一定不会辜负的。”说完,她推开车门,逃也似地跑进了那条昏暗的巷子里,连后备箱里的行李箱都没拿。
“哎!你的箱子!”我赶紧下车喊她,但她跑得太快,转眼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我摇了摇头,把她的行李箱提出来放在后座上,然后重新坐回驾驶室,打开了她递给我的那张纸条。
纸条上的字迹很娟秀,但因为写得匆忙,略显潦草。上面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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