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退潮了吗？中国企业的海外资本路径正在重构|中国|小红书|海外资本|知名企业|股权|融资|风险投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讯智库，作者：李伯睿

小红书前员工的一封举报信，再次将VIE架构推上了风口浪尖。

针对近日有关“85万元劳动争议牵连310亿美元IPO”的消息，小红书最新回应称：目前流传的IPO相关信息均不属实。

事实上，这早已不是小红书第一次被卷入上市风波。随着商业化提速与用户规模膨胀，赴港、赴美的上市传闻几乎成了小红书的常见话题。然而，辟谣归辟谣，这场风波仍然引发了市场对员工期权安排、境内外架构衔接以及信息披露规范性的广泛关注，也给所有拟赴境外资本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了个醒。

过去二十年，“开曼架构＋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y，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海外上市”曾是中国互联网企业连接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路径。2014年，阿里巴巴（NYSE:BABA）以218亿美元的IPO融资额登陆纽交所[2]，将这条路径推向顶峰。

但随着监管环境、融资结构和企业全球化模式发生变化，VIE正在从互联网企业的标准方案，转变为特定业务、资本结构和监管条件下的专业工具。中国企业连接全球资本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资本架构不再由单一模式主导，而开始回归企业自身的业务属性、融资需求和全球化目标。

本文将从VIE架构的历史作用出发，围绕上述变化展开成因分析，并探讨海外上市、资本国际化与真实全球化之间正在发生的关系变化。

核心观点提要：

VIE不仅是一种资本架构，也为美元资本进入和海外退出提供了重要的结构条件。它与海外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互联网业务的网络效应以及风险投资对高成长项目的长期投入，共同塑造了那个重视规模扩张、容忍阶段性亏损的互联网创业时代。
企业拥有更多资本架构选择，VIE必要性随之下降。随着港股上市制度改革、人民币资本体系壮大以及产业结构变化，越来越多企业可以通过直接H股、A+H等路径进入国际资本市场，VIE逐渐从普遍方案转向特定需求下的选择。
海外上市与全球化正在逐渐分离。上市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国际资本，但真正的全球化能力仍取决于海外收入、本地团队、渠道体系、供应链布局等经营能力，资本架构只是企业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

不过，本文也有其边界：本文讨论的VIE变化主要聚焦于中国企业境外融资和上市路径，不涉及对任何具体企业上市计划、架构安排或监管结果的预测。文中涉及的小红书上市相关讨论，基于公开报道及市场信息整理，相关事项仍应以公司公告及监管披露为准。

本文所有内容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证券推荐或买卖依据；文中涉及的股价、市值、财务数据及相关案例等均具有时点性，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VIE如何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全球资本通行证”

开曼为何频频现身互联网公司海外上市的过程？

中国企业连接境外资本市场，并不是直接从VIE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境内企业赴港融资逐渐形成两条主要路径：一类是以境内公司为上市主体、直接发行H股；另一类是先设立境外控股公司，再通过股权控制境内业务的红筹架构。后者在境外融资、股权激励和资本运作方面更接近国际投资机构熟悉的规则。

但到了世纪之交，互联网企业集中涉及增值电信、互联网信息服务等外资准入受限业务，境外主体难以通过普通红筹架构直接持有境内运营公司的股权。VIE由此成为红筹架构中的一种特殊安排：境外控股公司通过境内WFOE，与持牌运营实体及其股东签署协议，连接控制权与经济收益。2000年，新浪（NASDAQ:SINA，已退市）赴美上市时采用协议控制安排，通常被视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借助VIE连接境外资本市场的早期先例[3]。

表面上看，VIE只是一纸协议，但现实中它却是一套由多国与地区主体“层层嵌套”搭出来的精细资本迷宫。

一个典型的VIE架构，通常沿着“BVI—开曼—香港—WFOE—境内实体”的链条层层展开：

创始人与员工通过灵活的BVI（British Virgin Islands，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持有海外股权；
美元基金与海外公募投资者则直接把钱注入作为上市主体的开曼公司；
开曼公司通过香港中间公司回到国内设立一家“外商独资企业”（WFOE）；
最终，这家WFOE靠着独家业务合作、股权质押、表决权委托等一揽子精密协议，隔空控制了真正握有牌照、跑着业务、收着现金流的境内运营公司。

在这一串复杂的链条中，远离中国大陆的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成了无数互联网新贵的共同选择。从阿里、百度，到京东、拼多多，众多中国头部互联网企业都曾在这里注册企业并开启上市之路。

大家之所以都挤向这个加勒比海小岛，核心在于其具备的三重优势：①采用英美普通法体系，符合国际投资习惯；②高度适配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工具；③已有大量中国互联网成功案例，繁复的法律和财务流程形成了标准化模板，后来的创业公司可以沿用相对成熟的法律、财务与融资模板。

VIE解决了什么历史问题？

在过去二十年间，VIE架构构成了中国互联网企业连接境外资本的重要基础设施。从融资角度看，它主要解决了2个核心矛盾：

准入限制让外资与中国互联网无法双向奔赴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资金饥渴”与“准入红线”的艰难抉择之中。

当时，刚长出萌芽的它们急需巨额资金去跑马圈地、购买服务器和抢占用户；而海外美元基金也极度看好这片蓝海。然而，一道坚固的政策屏障横亘在二者之间：增值电信、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互联网文化经营等核心领域，被明确划定为限制或禁止外商投资的范围。

根据2000年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及2007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部分增值电信、互联网信息服务和互联网文化业务受到外资股比、资质或准入条件限制，境外投资者难以直接持有相关境内运营主体的股权，或需要满足特定监管要求[4][5]。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创业公司，一边是捧着重金却进不来的外资，VIE架构恰好在二者之间扮演了破局的“巧妙桥梁”。它提供了一种极其精密的折中方案——外资不直接入股境内公司，而是投资注册在开曼的离岸公司；再由该离岸公司通过国内的独资企业（WFOE），与境内运营实体签署一揽子控制协议。

企业需要登陆更适配互联网模式的资本市场

除了“资金怎么对接”，创业者和资本还面临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投资如何退出？”。

风险投资最终需要通过IPO、并购或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退出，而境外上市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退出路径之一。这就要求资本市场能够看懂并承载互联网企业那种“前期疯狂亏损、换取极致规模”的特殊商业逻辑。

但在2000—2015年前后，境内的资本市场评价体系与刚萌芽的互联网企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错位”：

1、当时的A股极其看重“当下赚不赚钱”。按照当时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主板上市通常要求“连续三年净利润为正”[6]。可那时的互联网企业普遍处在用亏损换规模、用补贴抢用户的阶段，“连续三年盈利”对它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2、早期港股上市规则同样更强调盈利和财务记录，对尚未盈利的科技企业包容度也十分有限。

相比之下，美股尤其是纳斯达克市场的上市规则和投资者结构，对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互联网企业更加适配，市场评价体系通常会对用户规模、业务增长、市场潜力等长期价值因素综合考量。

至此，在外资准入限制、境内市场评价错位以及美元基金退出诉求的多重驱动下，中国互联网企业最终确立了“开曼注册+VIE协议控制+海外上市”这一走过二十年黄金时代的经典资本路径。

“开曼时代”：美元资本、海外上市和中国互联网黄金路径

2000年，新浪赴美上市开创了运用VIE架构实现外资准入限制领域在境外上市的先河。随后，百度、网易、携程、京东、阿里巴巴、拼多多等企业纷纷采用“境外控股主体+VIE协议控制”的架构，通过海外资本市场完成融资和扩张。

开曼由此成为连接创业者、美元基金、投行和海外交易所的重要节点。对于创业者而言，这一模式解决了早期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对于投资机构而言，它提供了标准化的投资工具和退出渠道；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它提供了参与中国互联网增长红利的入口。

这一模式也伴随着中国互联网产业的高速成长而普及。2000年至2020年前后，以搜索、电商、社交、本地生活、内容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快速扩张，大量企业通过海外资本市场完成规模化发展。

如果把时间拨回十多年前，几乎每一场改写中国消费者生活的商业大战背后，都有VIE架构和美元资本的身影：

电商战场上，淘宝通过免费策略、本土化产品和支付体系建设，在与eBay（NASDAQ:EBAY）易趣的竞争中逐步取得优势；这一过程背后，也离不开海外资本对平台长期投入的支持。
本地生活领域，美团从“百团大战”到外卖大战一路突围，美元风险投资对长期投入与阶段性亏损的承受，以此换取了商户密度和履约网络的护城河；
出行市场中，滴滴与优步（NYSE:UBER）贴身肉搏直至收购后者的国内业务，这一过程同样体现出资本投入、平台规模和网络效应相互强化的竞争逻辑。

VIE虽然不是淘宝、美团或滴滴赢得市场的直接推手，却架起了境外融资和投资退出的关键桥梁，为企业在技术研发、用户增长和市场拓展上的长期烧钱提供了重要资本支撑。这套架构与美元基金、海外资本市场和互联网特有的网络效应相互叠加，共同构成了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的重要资本基础。

这一时期中，海外上市的部分代表性企业包括：

为什么VIE从“标准答案”变成“特定工具”？

不过，世易时移。随着境内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本土融资结构的重塑，以及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的深刻变化，这套以VIE/红筹架构为“标准答案”的互联网企业“大迁徙”，正迎来剧烈的拐点。

数据是最直观的显微镜。据证券时报援引Wind数据，截至2026年4月8日，当年41家港股新上市公司中，仅2家采用红筹架构，占比不足5%；2025年这一比例约为三成（需要注意，红筹与VIE并非完全等同，因此该趋势更多反映境外上市架构整体变化，而非VIE数量的直接变化）[7][8]。这一惊人的数字变化背后，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红筹架构在近期港股IPO中的占比明显下降，企业正更多根据业务属性、融资结构和监管要求选择上市路径。

从融资、监管到上市环境，拆解背后的变化，核心源于四大动因：

港股制度包容度提升，企业拥有更多直接上市路径

过去，许多中国企业选择VIE，一个主要原因是境内公司直接赴海外上市存在较高制度障碍。近年来，港股上市制度持续改革，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了更加多元的上市路径选项。

其中，2018年港交所推出新经济上市制度改革，引入《主板上市规则》第18A章，允许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9]；同时引入第8A章，允许符合条件的新经济企业采用不同投票权（Weighted Voting Rights,WVR）架构上市（即同股不同权）[10]。

这些改革极大提升了港股市场对创新企业的包容度。例如，信达生物（HK:01801）于2018年10月在香港上市，成为港交所18A规则实施后首批上市的未盈利生物科技企业之一；小米（HK:01810）则于2018年7月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登陆港交所，成为港交所新经济上市制度改革后的代表性案例。

此后，港交所进一步扩大对科技企业的覆盖范围。2023年推出第18C章“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面向具备高增长潜力但尚处发展早期的特专科技企业，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硬件、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为更多科技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提供保障[11]。例如，智谱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K:02513）于2026年1月登陆港股市场，成为AI大模型企业通过港股直接融资的代表案例之一[12]。

不仅如此，H股全流通改革、境外上市备案制度等制度完善，也进一步提升了境内企业直接连接境外资本市场的便利性。

因此，港股市场对新经济企业的制度包容度提升，加上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完善，使部分原本可能考虑采用境外控股架构的企业，拥有了更多直接上市路径。随着资本市场制度逐步完善，企业选择VIE的必要性下降：过去，部分企业需要借助境外控股架构连接海外资本市场；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可以根据行业属性、融资需求和监管要求选择更加匹配的上市路径。

港股上市企业结构变化：从互联网主导转向产业多元化

VIE架构的辉煌，本质上是中国消费互联网爆发的产物。2000—2015年前后，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主要集中于门户网站、搜索、电商、社交、游戏、在线旅游等互联网领域。这些企业普遍具有轻资产、高增长、前期亏损、强用户网络效应。因此，VIE成为其连接资本市场的重要工具。

但如今，中国产业升级的引擎变了。风口正在从“商业模式创新”全面转向“硬科技创新”：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芯片半导体、智能制造与AI大模型，成为了资本市场的新主角。以港股为例，在18A与18C等通道的加持下，硬科技企业正加速成为挂牌主力。据统计，2024年共有3家特专科技公司通过18C完成上市[13]。

这种产业基因的切换，直接瓦解了VIE的必要性：这些硬科技企业的主要业务是芯片研发、电池制造、新药研发，往往不涉及敏感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与增值电信牌照限制。对它们而言，既不需要通过复杂的一揽子协议去“隔空控制”境内资产，也不需要为了外资准入去搭建离岸迷宫——直接以境内主体发行H股（甚至A+H），反而是更清爽、更合规、成本更低的选择。

因此，离岸架构占比的退潮，本质上是一场中国产业结构从“互联网模式创新”向“硬科技实体制造”演进的深刻写照。

资金来源多元化：人民币资本成为主力，离岸架构诉求减弱

VIE兴起的重要背景，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在PE/VC等一级市场融资阶段高度依赖美元风险投资。

但如今，中国的创投生态发生了颠覆性的重塑：

人民币基金占据绝对主导：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2024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新募基金中，人民币基金募资规模达1.39万亿元，占比高达96.1%[14]；
政府引导基金与国资加大布局：截至2024年底，全国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已接近13万亿元，重点投向半导体、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等领域[15]。

当企业的早期资金更多来自地方产业基金、国有资本平台和人民币基金时，部分企业不再需要围绕美元投资者预先搭建离岸控股和VIE架构。资本来源的变化，使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境内上市、直接H股或其他资本路径。

备案与合规要求更加完善，架构透明度要求提高

除了替代方案增加，VIE架构本身在新的监管环境下面临更高的信息披露和治理要求。

VIE结构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解决了外资进入、境外融资以及海外上市等问题，但由于境外上市主体与境内运营实体之间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直接股权控制，其长期运行也伴随着一定治理复杂性，包括协议控制安排的稳定性、境内外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数据安全与跨境监管要求、税务和外汇安排，以及员工期权和股权激励机制等问题。

尤其是2023年3月31日起，中国证监会正式实施《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全面进入备案管理阶段[16]。根据该办法，企业需要向监管机构提交包括股权结构、控制关系、业务合规情况以及境外上市安排等相关材料，对采用协议控制架构的企业而言，VIE安排需要进行更加充分的说明和披露。

这意味着，在境外上市备案制度下，VIE架构的业务合规、控制关系和协议安排需要接受更加系统、透明的审视，企业在信息披露和持续治理方面也需要投入更多资源。

资本国际化不等于经营全球化

VIE架构的退潮，不仅是一场金融工具的解绑，更折射出中国企业“全球化逻辑”的深刻重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把“海外上市”直接等同于“全球化”。尤其在互联网黄金时代，去美股敲钟、被国际顶级基金追捧，似乎就自动贴上了“国际化巨头”的标签。

但回看当时的大多数企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资本是高度国际化的（开曼架构、美元基金、美股上市），但经营却是纯粹本土化的（用户、收入与服务均在境内）。这种“海外上市=具备全球化能力”的公式，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幻觉”。

随着中国企业驶入以SHEIN、TikTok、Temu以及新能源汽车抢滩海外为代表的“大出海时代”，企业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国际化与经营全球化正在脱钩。

一次轰动的IPO可以快速带来资金与估值，但真正的全球化能力——本地团队、供应链布局、海外收入占比与合规运营，无法由一套”离岸股权架构“全权代表。

未来，海外上市依然是企业连接国际资本的重要渠道，但它扮演的更多是全球化能力的“放大器”，而非能力本身。企业需要回答的问题，也从过去干瘪的“在哪里上市才能获得全球认可？”，转变为更扎实的“我们是否具备了全球化经营能力，以及资本市场该如何放大这种能力？”。

未来中国企业如何选择资本架构？

VIE从互联网时代的“标准套路”转变为“特定场景下的工具”，标志着中国企业在资本架构的选择上，正从过去的单一依赖走向多元自适应。

在过去，“开曼公司+VIE协议+海外上市”曾是无数创业者几乎不加思考就会选择的成熟模板。然而在新的周期里，这套“标准化套路”已不再适配所有企业。

未来的资本架构设计，核心在于“因企制宜”。企业不再需要盲目复制互联网时代的路径依赖，而是需要综合评估自身的行业属性、资金来源、监管合规成本以及真正的全球化阶段，从而在多元化的资本工具箱中，挑选出最匹配自身发展战略的那一把钥匙。

基于上述判断因素，不同属性的企业正在分化出差异化的资本路径：

第一类：不涉及外资准入限制的创新企业——直接H股成为重要选择

对于高端制造、新能源、半导体以及多数生物医药企业，如果其主要业务不涉及外资准入限制，境内股份公司直接发行H股是一条重要路径。人工智能企业是否适合直接H股，则要结合其是否涉及增值电信、数据服务、平台运营等业务具体判断。

港交所18A、18C等制度改革提高了市场对未盈利生物科技企业和特专科技企业的包容度；H股全流通和境外上市备案制度的完善，则进一步提高了境内股份公司直接赴港上市的可操作性。中国证监会明确对直接和间接境外上市统一实施备案管理，并支持企业依法合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二类：成熟产业龙头——A+H成为连接境内外资本的重要路径

对于已经在A股上市、拥有成熟业务基础的企业而言，赴港发行H股、形成A+H布局，正在成为拓宽境内外融资渠道的重要选择。

“A+H”模式的精髓，在于实现了资本布局上的“双赢”：在境内，企业可以继续连接A股投资者和既有流动性基础；在境外，则可以通过港股覆盖更多国际投资者，拓宽融资渠道，并提升国际资本市场影响力。

从新能源电池巨头、家电制造领跑者到消费零售龙头，越来越多行业老大哥纷纷开启“A+H”双轮驱动。这标志着中国企业的资本国际化，已经从早期“借船出海”的单点上市，升级为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中“两栖作战”的立体化布局。

第三类：需要海外资本安排或国际业务布局的企业——红筹架构仍有价值

虽然VIE架构正在从“普遍选择”转变为“特定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红筹架构”的失效。

在实际操作中，红筹与VIE不能划等号：红筹的核心是境外控股主体通过香港公司、境内WFOE等层级，以股权方式控制境内经营主体；VIE则是在无法或不宜直接持股时，通过协议安排连接境外主体与境内业务。

因此，对于有深度国际业务布局、境外融资需求或全球员工股权激励的企业而言，“股权直连的普通红筹”仍具备极其高效的制度价值。

展望未来，部分企业仍会采用红筹架构连接全球资本；至于是否需要进一步采用VIE安排，则要综合考虑具体业务的外资准入要求、牌照安排、既有股东结构、境外融资历史和重组成本。

第四类：已有境外资本结构或业务受限的企业——VIE仍可能被保留

不过，即使VIE架构的性价比持续走低、替代选项日益丰富，也不意味着它会在短期内完全消失。

对于早期已完成多轮美元融资、投资者与员工持股高度集中于开曼等离岸主体的企业而言，“拆架构”绝非易事，它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面临极其沉重的股权回迁、跨境税务、外汇登记与合规以及投资人退出等综合治理成本。

同时，对于核心业务仍需依赖境内特定牌照，或仅有少部分业务受到外资限制的企业（如互联网新闻信息、网络出版、网络视听节目等业务的企业）[17]，VIE架构依然发挥着“隔离受限业务、衔接既有海外资本”的缝合作用。

展望未来，VIE架构更可能以“存量维持”和“局部隔离”的形式继续存在。它更可能逐步告别“默认选项”的位置，转变为少数企业在特定行业监管与资本结构约束下的特定专业选择。

结语：

VIE不会立刻消失，但正在退居特定场景

回望过去二十年，中国互联网企业曾探索出一条高度成熟的资本路径：搭离岸架构、引美元资本、登海外市场，进而依靠资本扩张驱动业务飞轮。在这期间，VIE架构作为特殊的桥梁，衔接了外资限制、离岸融资与海外退出，构成了黄金时代的重要资本底座。

如今，这套路径的适用范围正在明显收缩。港股上市制度不断完善，直接H股、A+H等路径更加成熟；人民币资本逐渐成为股权投资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和硬科技企业成为境外上市的重要主体。对大量不涉及外资准入限制、也没有复杂境外融资历史的企业而言，重新搭建一套多层离岸架构和协议控制体系，已经不再具有明显必要性。

VIE短期内仍难完全退出。部分企业早期已经完成美元融资，境外投资者、创始人持股和员工期权均集中在开曼等境外主体，拆除原有架构可能涉及股权回迁、税务、外汇和投资人权益调整。另一些企业的核心业务仍需由境内主体持有特定牌照，或者只有部分业务受到外资准入限制，VIE也可能继续承担衔接既有境外资本结构、隔离受限业务的功能。

因此，VIE正在从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的通用模板，退居成为少数企业在特定业务、资本和监管条件下采用的专业工具。企业面对的问题，也从“如何复制互联网时代的VIE路径”，转向“现有股东结构是否需要延续、业务是否涉及准入限制、重组成本是否可控，以及哪种上市路径最匹配自身发展”。

资本架构选择日益多元，也意味着海外上市与企业全球化需要被分别审视。注册地、上市地点和融资结构能够帮助企业连接国际资本，却无法代替产品竞争力、本地团队、渠道网络、供应链体系和海外收入。未来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竞争，最终仍将取决于真实的产业能力、海外经营能力和全球市场价值创造能力。

【声明：本文仅基于公开资料进行行业研究与信息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证券推荐或买卖依据。文中涉及的股价、市值及财务数据具有时点性，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参考资料：

[1]网经社，《85万劳资纠纷引爆千亿上市雷区？小红书IPO遭前员工实名举报背后…》

https://www.sohu.com/a/1049712168_120491808

[2]澎湃，《阿里登陆纽交所：首日上涨38%，成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7842

[3]凤凰网财经，《新浪正式从美股退市，为何选择这一时点？上市21年不及微博市值1/4》

https://finance.ifeng.com/c/84qdNkqkVOV

[4]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

https://www.gov.cn/zhengce/2000-07/25/content_5712391.htm

[5]商务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8/content_1018951.htm

[6]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32号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https://www.csrc.gov.cn/csrc/c101802/c1004920/content.shtml

[7]安理律师事务所，《资本市场与证券丨境内企业香港上市：红筹架构重构趋势下的路径选择》

https://www.anlilaw.com/100031/3580

[8]新华网，《监管政策优化调整红筹架构从“首选通道”到“审慎例外”》

https://www.news.cn/finance/20260409/52252224dc7a40cb993fe7e5c7b96118/c.html

[9]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规则18A章》

https://sc.hkex.com.hk/TuniS/cn-rules.hkex.com.hk/%E8%A6%8F%E5%89%87%E6%89%8B%E5%86%8A/18a01-0

[10]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规则8A章》

https://sc.hkex.com.hk/TuniS/cn-rules.hkex.com.hk/%E8%A6%8F%E5%89%87%E6%89%8B%E5%86%8A/%E7%AC%AC%E5%85%ABa%E7%AB%A0-%E4%B8%8D%E5%90%8C%E6%8A%95%E7%A5%A8%E6%AC%8A

[11]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规则18C章》

https://sc.hkex.com.hk/TuniS/cn-rules.hkex.com.hk/%E8%A6%8F%E5%89%87%E6%89%8B%E5%86%8A/%E7%AC%AC%E5%8D%81%E5%85%ABc%E7%AB%A0-%E7%89%B9%E5%B0%88%E7%A7%91%E6%8A%80%E5%85%AC%E5%8F%B8

[12]新浪财经，《智谱港股上市：市值超500亿港元北京跑出全球大模型第一股》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marketresearch/2026-01-08/doc-inhfqcav3985592.shtml

[13]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2024年回顾》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24/241220news?sc_lang=zh-hk

[14]新华财经，《机构报告：股权投资市场现回暖迹象硬科技投资逆势上涨》

https://www.cnfin.com/gs-lb/detail/20250221/4190366_1.html

[15]新华财经，《我国政府引导基金转型加速区域分化与产业聚焦趋势凸显》

https://www.cnfin.com/gs-lb/detail/20250226/4192739_1.html

[16]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

https://www.csrc.gov.cn/csrc/c101954/c7124478/content.shtml

[17]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

https://app.www.gov.cn/govdata/gov/202409/09/519243/articleNe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