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躺在病床上，手里攥着遗嘱，非要我签字。
那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写的是他名下20套房，全给一个叫马爱娣的女人。
我气得手发抖，钢笔戳破纸面。
母亲却走过来，拿起笔，笑着说:“成，你爸高兴就行。”
她签字的时候，笔尖平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一个月后，马爱娣拿着遗嘱去房管局。
工作人员翻了翻系统，抬头看她一眼:“这房子，您办不了。”
马爱娣的脸瞬间白了。
而我站在门口，手里捏着母亲昨晚塞给我的文件，浑身发冷。
01
那年春天来得早，公园里的桃花才开了一半。
父亲从单位退下来有二十年了，身子骨一直硬朗，就是脾气越来越怪。整天在家挑三拣四，嫌母亲做饭咸了，嫌屋里闷得慌，嫌电视声音开太大。
母亲从来不还嘴，顶多嗯一声，然后该干嘛干嘛。
我那时候在菜市场开了个小超市，每天起早贪黑。女儿嫁到外地，一年回不了几趟家。就剩我和老陈，还有这一对老人，挤在厂区宿舍楼里。
老陈开出租车，三班倒，白天黑夜没个准。
我每天下午关店回家，母亲已经把饭做好，父亲却总不在家。
“又去跳舞了。”母亲把菜端上桌，语气平得像一潭死水。
我没说话，心里堵着一团棉花。
父亲跳广场舞是去年冬天开始的事。
那天他遛弯路过公园，看见一群老头老太太在跳，就站住看了一会儿。
有人拉他进去，他推了推，最后还是跟着扭了几下。
回家以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跟我妈说:“腿脚利索多了。”
我妈给他倒了杯水，笑了笑。
后来他就天天去，雷打不动。
刚开始我还觉得挺好，老年人有点爱好是好事。可后来我听说，父亲跟一个女舞伴走得很近，跳完舞还一起去喝茶。
我开始留个心眼。
那是个周末下午，我特意绕到公园。远远就看见父亲和一个女的在跳舞，那女的穿着一件花裙子，身子扭得挺欢。
她的手搭在父亲肩膀上，两个人贴得近。
父亲脸上的笑，我从来没见他对我妈露过。
那个女的叫马爱娣，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广场舞队的领舞，六十二岁，比我爸小了二十多岁。
她长得不算好看，但会打扮，头发烫着卷，嘴唇抹得红红的。
最关键的是，她会说话，一口一个“徐大哥”叫得亲热。
父亲被她哄得团团转。
我妈也知道这事，但从来不提。
有回我忍不住问她:“妈，你就由着他胡来？”
她把手里的毛线绕了绕，说:“你爸一辈子好面子，临老让他快活快活吧。”
我不服气，还想说话，她摆摆手:“吃饭，饭凉了。”
我只好把话咽进肚子里。
可我心里憋屈，特别憋屈。
我跟我妈这么多年的感情，比不上一个外面认识的女的？
我为这事跟父亲吵过一回。
那天回家，父亲又不在，我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择菜。她低着头，满头的白发，手背上的青筋鼓得老高。
我突然就哭了。
父亲回来的时候，我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他坐在沙发上，脸胀得通红，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最后他一拍桌子:“你懂个屁！小马人家懂我心思，你妈整天就知道闷着，跟块木头一样！”
我妈正端菜出来，听见这话，脚步顿了顿。
她把菜放在桌上，轻声说:“吃饭。”
父亲没看她，拿着筷子夹了一块肉，嚼了两下:“太咸了。”
母亲没吭声，转身去倒开水。
我看着我父亲，再看看我母亲，心里那个气啊。
可我又能怎样？
那是我亲爹。
02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一天推着一天。
父亲的身体开始出毛病，先是血压高，后来查出来脑萎缩。医生跟我说，这个病慢慢来，先把情绪稳住，别让他受刺激。
我听了这话，心里凉了半截。
他要的是马爱娣的关心，不是我一家的照顾。
父亲住院那阵子，我去送饭，他总说:“你妈炖的鸡汤太淡，没味。”
隔天马爱娣来了，带了一盅银耳汤。父亲喝了一口，夸:“甜，软乎，小马做的就是这个味。”
我气得牙痒痒，可我妈说:“算了，你想吃啥，我去买。”
她说完就出门了，背影瘦瘦的，撑着腰。
我没跟着去，只是看着她。
我心里那个难受啊，比刀割还疼。
有一天我翻家里的东西，在户口本里看见一个夹页，上面写着一个名字:马爱娣。
我再仔细一看，她的户口已经迁到我们家来了，备注栏写着两个字:保姆。
我当场就炸了。
晚上父亲回来，我把户口本甩在他面前:“这是怎么回事？”
他看了一眼，说:“小马没地方住，我带她落个户。”
“保姆？”我指着那个备注，“你当她保姆？”
“写啥不一样？”他有点不耐烦，“你能管我？”
我气得说不出话。
我妈在旁边坐着，脸色白白的。
她站起来，说:“你爸做的对。”
我愣住了。
“小马不容易，一个人带孩子，没地方落脚。”母亲的声音不大，像雪花落在地上，“咱们帮帮她，也是积德。”
我看着我母亲，忽然什么都不想说了。
她一定是怕我闹，怕这个家散。
可我心里不服。
晚上我睡不着，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户口本上那两个字:保姆。
第二天一早，我给社区的老周打了个电话。老周是居委会的，住了三四十年，谁家的事都门清。
“马爱娣那个人，你们了解不？”
老周沉默了一下，说:“她老家在四川，带一个儿子，说是来这边打工。听说儿子有病，瘫了好几年。她出来跳舞，就是散散心。”
“她跟我爸……”我没说下去。
老周叹了口气:“老徐是个好人，就是有时候……”
他没说下去，我也没再问。
挂了电话，我坐在阳台上发呆。
母亲从屋里出来，递给我一杯水。
“别上火，没用的。”
“妈，你到底图啥？”
她没回答我，转身回屋了。
我一个人坐着，看着夕阳慢慢沉下去，心里五味杂陈。
妈的心里，到底藏着什么？
03
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
医生开了药，每天要按时吃。母亲把药分好，放在一个个小盒子里面，早中晚，一样不差。
父亲却开始嫌麻烦，经常偷偷把药倒了。
母亲发现过好多次，也不说，又重新配好。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有一天下午，马爱娣来医院，带了一盒中药。她说她是老家的方子，养心护脑的。
父亲很高兴，当场就要喝。
母亲接过中药，闻了闻，说:“这药跟我开的那些不冲突吧？”
马爱娣笑着说:“没有，专门配的。”
母亲没再说什么，把药放在桌上。
我总觉得不对劲，可又说不上来。
那天晚上我陪床，看见父亲偷偷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小马，房子的事你跟律师说没？”
我装作没听见，心里却咯噔一下。
父亲出院以后，身体大不如前，走路都要拄拐杖。
可他还是要出去，每天下午去公园，哪怕只坐一会儿。
母亲从来不拦他，他生病那阵子，母亲也是天天去送饭，从不说重话。
社区里的人都夸母亲:“老沈真是好人，老徐能有这样的老婆，烧高香了。”
母亲听了，只是笑笑。
可我知道，她心里不是不苦。
有回我帮她收拾衣柜，看见一件她年轻时候穿的花裙子，叠得整整齐齐。
我问她:“妈，你还记得不？这是你跟我爸结婚时穿的那件吧？”
她接过裙子，看了半天，说:“对，你爸那时候说，我穿这个最好看。”
她说完把裙子放回去，关上柜门。
我没再问她。
有一天，母亲的律师朋友来家里坐。那人姓王，是母亲的远房表弟，在城里开了个小律师事务所。
他们聊了很久，我听见母亲小声说:“证据……够不够……”
后来王律师走了，母亲什么都没说。
我留了个心眼，趁她不在，翻她的抽屉。
最里面那一层，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我打开，里面有一份文件，写着“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协议”。
下面签了两个名字:徐建国、沈月华。
时间是三个月前。
我的脑子嗡嗡的。
我妈她……早就准备好了？
04
父亲开始立遗嘱。
他找的律师是马爱娣介绍的，一个姓刘的年轻人，三十来岁，西装革履，说话油腔滑调。
那天我回家，父亲坐在客厅，对面坐着刘律师。
桌上摊着一份遗嘱。
父亲的手有点抖，但还是坚持自己写——他要把名下20套房，全部赠给马爱娣。
我当场就摔了杯子:“爸，你疯了吗？”
“你闭嘴！”他瞪着我，“你当我是傻子？我是自愿的！”
我看着他，眼泪都快下来了。
那20套房，是早些年单位分的福利房，加上后来棚改拆补偿的。父亲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攒了这点家底。
现在他要全部送给一个外人。
我看向母亲。
她坐在椅子上，手里捏着那张遗嘱，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她看了很久，抬头对刘律师说:“我签。”
我一把拉住她:“妈！你不能！”
她挣开我的手，拿起笔，在配偶同意那一栏签下名字。
笔尖平稳，就像买菜时签单子一样平常。
刘律师笑了:“沈阿姨，您考虑清楚了？”
“清楚。”
她收起笔，连看都没看父亲一眼。
我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门口哭。
老陈下班回来，看见我坐在台阶上，问我怎么了。
我哭着说了，他听完沉默了半天，说:“你可能不了解你妈。”
“你什么意思？”
他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你妈那个人，看着老实，心里有数。这件事，你别急。”
我不信他。
可第二天，我就发现母亲的行为有点不对劲。
她开始频繁出门，说是买菜、散步，但每次都带回来一个信封。
有回我偷偷翻她的包，里面有一个录音笔，还有一个带摄像头的小录音机。
她拍的是谁？
我心里有个猜测，但不敢往下想。
父亲去世那天，天气很好。
他坐在阳台上晒太阳，马爱娣也在，给他削苹果。
父亲笑着说:“小马，这苹果甜。”
马爱娣也笑:“甜的，我挑的。”
父亲咬了两口，忽然就不动了。
马爱娣手里的苹果掉在地上，滚了两圈。
母亲从厨房冲出来，看了父亲一眼，然后拿起电话打120。
一切都那么平静。
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05
父亲的遗体火化那天，马爱娣来了。
她穿着一身黑裙子，眼圈红红的，嗓子还有点哑。
她哭得比我厉害。
我看着她那只戴着银镯子的手腕，那是我妈的。
我咬着牙，恨不得撕了她。
母亲拉着我:“别闹。”
我看着她，她脸上没有表情。
马爱娣哭着哭着，忽然从包里掏出那份遗嘱:“老徐说了，房子都给我的……你们不能不认账吧？”
我气得浑身发抖:“你——”
“别急。”母亲按住我的手，对马爱娣说，“遗嘱是有效的，你等我把丧事办完。”
马爱娣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母亲这么好说话。
她说:“那就好，沈姐，你是个好人。”
她说完走了。
我看着她扭着腰的背影，心里的火能烧掉一座山。
“妈，你真打算把房子给她？”
母亲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在闪，但被我忍住了:“听妈的，别问。”
那天晚上，母亲翻出父亲的手机，用他生前输过的密码打开了。
她在微信里翻了一遍，然后截图保存。
“妈，你到底在干嘛？”
“你别管。”
她说着，把手机放进抽屉。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她。
她的表情既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是一种我说不出来的神情。
那眼神告诉我，她心里有算计。
这一年来她的隐忍，她的沉默，她一次次笑着签字的背后，藏着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计划。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都没睡。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母亲那张平静的脸，还有马爱娣那只戴着我妈银镯子的手。
我终于忍不住，起来翻母亲的床头柜。
里面有一个新证据:一张律师名片，背面写着:“过户完成。”
什么过户？
我正想再看，母亲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别翻了，我告诉你。”
她站在门口，穿着一身旧衣服，头发乱糟糟的。
“那些房子，我已经全部过户到你名下了。”
“半年前，趁着他那段时间清醒，我让他签了字。”
她坐下来，声音很轻:“我知道他早晚会糊涂，早晚会被人骗。”
“那你还签字？”
“不签字，他就不签那份赠与。”母亲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我让他以为自己得逞了。他知道房子给了马爱娣，他走得安心。”
“可是……”
“没什么可是。”母亲抬起头，“他能走得顺心，我也能守住这份家产。两全其美。”
她看着我，眼眶有点红:“你爸一辈子好面子，不能让他走的时候名声坏了。”
我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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