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蓝天越来越多,曾经困扰不少城市的雾霾问题得到明显缓解,这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可国际舆论场上却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英国媒体及部分西方研究机构提出,中国治理空气污染,可能削弱大气原有的降温效应,给全球变暖带来额外压力。一个国家把空气治理好了,怎么还会与全球升温扯上关系?这个问题背后,牵涉的远不只是环保,而是全球能源结构、工业发展和气候治理的复杂博弈。
事情要从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大气成分说起。过去工业生产和燃煤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硫,进入大气后会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硫酸盐气溶胶。这些微小颗粒能够散射太阳光,也能改变云层的反射特征,使部分太阳辐射难以抵达地面。换句话说,它们在造成空气污染的同时,也附带产生了一定的降温作用。
这里有个关键区别,硫酸盐气溶胶并不是温室气体,更不是一种可以放心利用的降温资源。它对气候的影响属于气溶胶辐射强迫和气溶胶与云相互作用的范畴。不同颗粒物的作用也不相同,例如黑碳能够吸收太阳辐射并产生增温效应。因此,不能把所有空气污染物都说成能够给地球降温。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空气治理,恰好改变了这种大气环境。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大规模改造,钢铁、水泥等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机动车排放标准不断升级,工业生产中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排放持续下降。中国减少的不是一种污染物,而是整个传统工业排放体系中的多种污染成分。
根据生态环境部2026年6月公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年均浓度为28微克/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4.4%。与2020年相比,五年间全国城市PM2.5浓度累计下降20%,重污染天数减少25%。全国空气质量达标城市达到246个。这样的变化有连续监测数据支撑,并非简单依靠某一年天气条件较好。
从工业排放变化来看,二氧化硫的下降幅度尤其值得关注。根据路透社2023年11月引用的相关研究,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从2006年前后的约2600万吨,下降到2021年前后的约270万吨,降幅接近九成。这种规模的变化意味着东亚地区原有的硫酸盐气溶胶环境也发生了显著改变。过去能够散射太阳光的一部分颗粒减少了,大气的短期冷却作用随之减弱。
这就产生了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结果:污染治理取得成绩之后,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额外升温压力。因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仍然留在大气中,而原先能够抵消一部分太阳辐射的硫酸盐气溶胶却减少了。温室气体造成的增温作用就更容易显现出来。
2025年发表于《通讯地球与环境》的一项研究,专门研究了东亚地区气溶胶排放下降的影响。研究人员使用八套地球系统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如果东亚二氧化硫排放减少达到每年2000万吨的规模,在2035年至2049年期间,全球年平均地表温度可能额外升高约0.07摄氏度,模型不确定性约为正负0.05摄氏度。
研究还估算,2015年至2049年期间,这种影响的平均变化速率约为每十年0.02摄氏度。这里必须说明,这些数字来自特定排放情景下的模型模拟,不是已经观测到的全球气温增加量,更不能理解成全球变暖全部由中国空气治理造成。
到了2026年,这场科学讨论又有了新进展。1月21日,《自然通讯》发表了一项有关中国碳中和政策和空气质量改善的研究。研究团队通过地球系统模型分析发现,在特定情景下,2050年至2070年间,空气污染物减少可能带来约0.120.09摄氏度的全球升温,而同期二氧化碳减排可能带来约0.160.05摄氏度的降温。
这组数据值得认真研究。它说明空气质量治理与气候治理并不是两个可以完全分开考虑的过程。在某些时间尺度和政策情景下,清洁空气带来的气溶胶降温效应减弱,可能抵消一部分二氧化碳减排的气候收益。不过,这不是说中国减排没有效果,也不是说中国的碳中和努力会被空气治理抵消。研究讨论的是两种不同气候作用叠加后的结果,不能把模型中的特定数值当成未来必然发生的结局。
更有意思的是,2026年9月22日,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公布了一项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新研究。这项研究没有简单得出中国必须放慢空气污染治理速度的结论,而是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办法:优化不同地区二氧化硫减排的空间布局。
研究人员发现,气溶胶与云层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按照地区污染程度和气候影响合理安排减排顺序,可以明显降低清洁空气政策产生的短期气候风险。在研究设定的2020年至2040年情景中,优化方案能够将中国区域平均气溶胶与云相互作用的有效辐射强迫增幅,从超过0.89瓦/平方米控制到低于0.13瓦/平方米。到2060年,相关增幅也可以削弱约三分之二。
这项研究带来的信息增量很重要。过去讨论的重点往往是空气污染减少会不会让气温升高,而现在研究开始进一步讨论,怎样安排减排区域和减排节奏,才能同时照顾公众健康和气候稳定。中国不需要为了保留大气中的污染颗粒而牺牲空气质量,更需要通过科学治理,把污染控制与温室气体减排结合起来。
为什么这件事不能简单交给减少污染物来解决?因为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是实实在在的。细颗粒物可以进入人体呼吸系统,长期暴露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风险。燃煤排放中的二氧化硫还会参与酸性沉降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如果为了获得短期降温效果而保留大量污染物,付出的健康和生态成本远远不能接受。
从军事观察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还涉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战略问题:能源安全。
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钢铁、化工、建材、装备制造和交通运输都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过去依靠煤炭支撑工业发展,有现实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条件。现在要同时控制污染和碳排放,就不能仅仅要求工厂少排放,而是需要改变能源生产、运输和使用方式。
这不是一项简单的设备升级工程。风电和光伏发电存在间歇性,电力系统必须配套建设储能设施、特高压输电线路和灵活调节电源。工业企业还需要更新生产设备,部分高耗能产业要调整工艺路线。只有整个体系完成升级,才能在不牺牲工业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持续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2026年10月21日,中国公布年度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报告,披露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2025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20年下降17.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21.7%,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合计达到18.4亿千瓦。到2026年年中,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6亿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60.7%。截至7月底,太阳能发电装机首次超过煤电装机。
这些数据说明,中国正在寻找另一条道路:不再依靠污染颗粒带来的短期降温效应,而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直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中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合计达到2310太瓦时,较2022年接近翻倍。根据Ember发布的《2026全球电力回顾》,2025年中国煤电发电量下降约1.4%,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约0.7%。这也是2015年以来中国电力行业排放首次出现年度绝对下降。煤炭发电仍然占中国电力供应的重要位置,说明能源转型仍处于持续推进阶段。
2026年7月,中国公布了2026年至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规划,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25年下降17%,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5%左右。规划还提出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控制,推动重点行业降低碳排放。
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减少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而是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纳入更加系统的管理框架。空气治理和气候治理开始从两条不同的政策线路,逐渐走向协同推进。
当然,2026年的空气质量也并不是一路向好。生态环境部10月2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2026年1月至9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24.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3.9%,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6.6%,同比提高2.8个百分点。
但9月份单月PM2.5平均浓度达到19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18.8%。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前九个月PM2.5平均浓度为37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12.1%。这说明污染治理仍有区域性反复,气象条件、工业排放和季节变化都会影响阶段性结果。不能只拿全年改善数据就认定污染问题已经彻底解决。
同样需要关注的是臭氧污染。PM2.5浓度下降,并不意味着所有空气污染指标都会同步改善。臭氧形成涉及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前体物,在高温和强太阳辐射条件下,部分地区容易出现臭氧浓度上升。因此,未来空气治理不能只盯着烟尘和硫化物,还需要对工业溶剂、石化生产、机动车尾气等环节进行更加精细的控制。
2026年8月13日,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公开表示,中国正在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准备进一步收紧PM2.5浓度限值,并加强PM10、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控制。相关工作还将根据不同区域的污染特点,分别安排治理任务。需要特别注意,当时公布的是正在制定的计划进展,不能把它写成已经正式实施的新行动方案。
从国际竞争来看,这个问题也不只是科学问题。西方一些国家在讨论中国空气治理与全球升温之间的关系时,容易把关注点集中在中国排放变化上,却忽略了全球气候变化本来就是长期工业化、化石能源消费和土地利用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欧美工业化较早,历史温室气体累计排放规模较大。中国作为后来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在发展经济、保障能源供应和改善环境之间,需要处理更加复杂的现实任务。国际气候责任不能只看某一年的排放总量,也不能只用某一种污染物的变化来判断一个国家对全球气候的贡献。
对于中国来说,真正有价值的不是争论谁应该为气温升高承担全部责任,而是掌握能源转型的主动权。新能源装备、储能电池、电网技术、绿色工业设备以及碳排放管理,正在成为新的产业竞争领域。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庞大的制造能力和应用市场,既能够服务国内能源转型,也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多样的技术选择。
因此,标题中所说的代价,实际上是清洁空气与全球气候之间存在的一种短期科学矛盾,而不是中国为了蓝天主动推动全球变暖。中国减少污染物排放,确实可能让大气中原有的部分冷却作用减弱;但如果没有同步控制温室气体,全球气温长期上升的压力就更难得到有效缓解。
这场讨论给世界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人类不能一边依靠污染物遮挡太阳光,一边继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真正可持续的办法,是让空气中的有害物质越来越少,同时让能源生产和工业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也越来越少。
中国已经走过了单纯治理雾霾的阶段,正在进入空气质量改善、能源结构调整和气候治理协同推进的新阶段。未来需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蓝天,而是怎样在保障工业生产、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同时,让蓝天不再伴随额外的气候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国空气变好之后付出的代价,恰恰提醒世界:过去依靠污染物产生的降温效果并不可靠,更不能成为继续排放温室气体的借口。中国既不能为了短期气温变化放弃环境治理,也不能停留在只治理空气污染的层面。把清洁空气、低碳能源和工业升级结合起来,才是应对全球变暖真正有意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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