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西柏坡的夜风真冷啊。”彭德怀裹着大衣走进毛泽东的窑洞，轻声抱怨了一句。 这一句略带玩笑的闲谈，拉开了两人关于西北兵力的严肃讨论。毛泽东只是点上烟，“老彭，西北缺的不是胆子，是粮草。”细小的火星跳动，把窑洞里庄重的空气映得一红一暗。
西北野战军的家底确实寒酸。回溯到1947年春天，胡宗南倾三十四个旅猛扑延安，陕甘宁仅剩的守备部队被临时拼凑成一支“野战军”，总共六个旅，两万六千人。放到地图上比较，这点兵力连林彪麾下的一个纵队都凑不齐，更不用说妄想跟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对着干。偏偏西北地形开阔，交通线又长又散，靠后方输送弹药和粮食极其艰难，兵力再多也得先保证吃饭。
在当时的全局考量里，西北排不上号。华东、华北、东北三大片区从抗战时期就是进攻态势，人口集中，资源殷实，部队的补充与后勤相对容易；陕北却夹在胡宗南、阎锡山、马家军的三角包围圈里，人少地瘠，中央的既定方针是“以守为主”。所以直到胡军逼近延安，中央仍然没规划在西北新建一支几十万的大野战集团，更谈不上优先调重兵。彭德怀主动请缨领兵，一定程度上也是形势逼出来的权宜之策。
有人问：为什么不干脆把陈赓纵队调过去？答案远不只是口粮紧张。那年夏天，刘邓主力刚刚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陈谢、陈粟两路也正准备南下配合，山西吕梁的门户若丢，华北腹地便会空虚。毛泽东电令陈赓“留在吕梁”，表面理由是“陕北缺粮”，更深层的考量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战略平衡——不能让刘邓光着膀子硬顶全部压力。
于是权宜之计就是，把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先抽回来凑数。七月，许光达率部跨过黄河，西北野战军增员到四万五；九月，再抓紧把地方武装和游击队集中培训、整训，人数终于突破七万。对比起华野叶飞一个兵团的规模，这样的数字仍旧寒酸，但已经是陕甘宁与晋绥掏空家底的极限。
七万人怎么抗二十多万？彭德怀方法简单粗暴却极见功力：集中兵力，打要害。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平均敌我比例十比一，他却硬是把胡宗南的整编一三五旅、七十六师先后“连锅端”。羊马河一仗，西北野战军动用四个旅围歼敌一个旅，己伤四百七十九，换来俘敌四千七百。战损比夸张到让东野、华野都咋舌。有人形容彭德怀“横刀立马”，其实细琢磨，他更像绣花：诱敌进伏、切断援兵、分配主攻辅助，一环扣一环，没有半点蛮干。
然而仅凭巧劲毕竟扛不住长期消耗。1948年底三大战役尘埃落定，辽沈、淮海、平津一锤定音，西北立刻成了新的焦点。胡宗南、马家军、以及遥远的新疆军阀都得解决。此刻一野总兵力十一万五，和四野的一百来万相比差距依旧悬殊。彭德怀向中央汇报时说，“一个连七成是俘虏兵，有的连甚至八成。”兵源结构掺杂得厉害，继续单靠地方征兵扩充已到瓶颈。
毛泽东听得沉默良久。 会后他在作战地图前划了两条线：太原、关中。太原若不拔掉，阎锡山随时可能插翅北援；关中掌握不了，西北就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做后盾。解决办法便是“借将”——把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兵团共十九万兵力就地划归彭德怀。
于是1949年4月20日，太原攻克；25日，中央正式电令两兵团归一野建制。聂荣臻、徐向前虽心疼自家王牌，却也明白大局需要，痛痛快快签字。六月，十八兵团经同蒲路南下，十九兵团折向西安。至此，一野劲旅猛增到三十四万，纸面上终于有了跟胡宗南、马家军对等较量的资本。
扶眉决战打响时，胡宗南主力尚有近十万，可防线拉得过长，指挥链混乱。一野一记“西斜包抄”，三个昼夜吃掉敌整编十二军主力，胡宗南本人狼狈撤向汉中，再也不敢北上。紧接着八月底的兰州会战，彭德怀调集九个师突击河口南岸，青马骑兵的优势空间被压缩到狭窄谷地，旧日“金城汤池”瞬间变作瓮中之鳖，马步芳部队失掉三分之二的兵员，西北大局至此底定。
兵力短缺的结却是这样解开的：依赖区外输血，而非本地“自然长胖”。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早些让彭德怀“吃成胖子”？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后勤。陕北一百多万人口，被战火剥蚀得只剩九十万，可耕地少，交通差，后方供应难以支撑几十万大军。第二，战略焦点。1947—1948年的重心在华东、华北与东北，西北只需守住延安牌位即可，不必抢风头。第三，均衡。四大野战军各握一方，任何一处猛然膨胀都可能打破整体协同，一旦配合不当，优势反而被消解。
不得不说，这种“不给吃饱却要打胜”的做法对指挥员要求极高，也造就了彭德怀一连串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等到胜负趋明，再一次性补足兵员，既节约了前期后勤，又能在关键阶段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决胜，算得上是一种精算式调度。
最终，一野把胡宗南赶出关中，把马家军从河西走廊撵到玉门之外，又在宁夏、青海、新疆接连收割，西北战局尘埃落定。可是站在彭德怀个人角度，确实有遗憾：从头到尾，他始终没有像林彪、粟裕那样亲手扩充出一支五六十万人的庞大集团军。三十四万的“一口胖”来得太晚，也难免让这位骁将心里留下一丝“不是自己带起来的”失落感。倘若当年西北有再多十万人，或许胡马早在青化砭之后就被彻底赶出大西北，这只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