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人口密集，外国机构众多，工厂、码头、银行和电厂集中分布。对解放军来说，攻下上海并不只是军事问题，更是一场对城市治理能力的考验。
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迅速向东推进。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南京很快解放，上海便成为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南最重要的据点。退守上海的国民党军约20万人，修筑了大量钢筋水泥工事，市区不少高楼也被改造成火力据点。
但解放军没有急于发动总攻。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总前委考虑到接管工作尚未完成，决定暂缓进城。一方面要防止城市陷入混乱，另一方面也要截断敌军从海上转运物资的通道。5月12日，淞沪战役外围作战展开，吴淞等地成为争夺重点。
这段等待并非犹豫，而是在为“打进去以后怎么办”争取时间。上海的工厂、仓库、电站、铁路和港口，不能因为战斗而全部瘫痪；市民的生活，也不能在政权转换中彻底中断。这个判断，决定了后来战斗的特殊方式。
5月21日，第三野战军下达总攻命令。命令对外国舰船、领事馆和外侨住地作出严格规定，同时要求部队严守城市纪律。陈毅曾把解放上海比作“瓷器店里捉老鼠”：老鼠必须捉住，瓷器却不能砸烂。
因此，部队进入市区后，原则上不使用重炮和炸药，尽量依靠步兵、夜袭、迂回和政治攻势解决敌人。这个办法听起来吃亏，实际却避免了大规模炮火对居民区和重要建筑的破坏。
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之一，是苏州河沿线。河对岸的高楼、桥头和路口布置着交叉火力，坦克和碉堡封锁了道路。解放军不能随意开炮，进攻部队一度伤亡增加。第27军军长聂凤智面对请示，仍坚持不能轻易轰击楼房。他说：“楼房夺过来就是人民的财产，不能为了省事把它毁掉。”
白天正面牵制，夜间从西郊涉水迂回，部队逐步绕到敌军侧后。与此同时，地下党组织展开劝降工作，争取守军放下武器。这样的作战方式速度不算最快，却把军事行动和城市保护结合在了一起。
杨树浦发电厂的处置，更能说明这种考虑。守军盘踞其中，强攻很可能损毁设备，甚至引发全市断电。陈毅得知守军副师长许照曾是陆军大学教授蒋子英的学生，便设法找到蒋子英，请他出面劝说。聂凤智接到指示后立即联系，最终守军放下武器，电厂得以保存。
类似的细节还有不少。解放军入城前准备了粮食和日用品，规定不得擅入民宅，不得随意购物，不得住进民房和商店。后勤一时跟不上，战士们便睡在街头，用子弹箱做饭筐，钢盔当菜盆，吃的是所谓“战斗饭”。
市区巷战中，一家商店被国民党军占作据点。为了避免居民遭受波及，聂凤智先通知店主转移，并留下时间。店主为保住店铺，拿出10根金条请守军撤离，后来这批守军被俘，金条的来历也被查清。聂凤智当即下令归还店主，一分不少。
上海解放后，市民看到的不是横冲直撞的军队，而是睡在马路边、排队行进、拒绝私人物品的解放军。对许多原本观望的人来说，这种纪律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说明：新的军队进城，不是为了抢占城市，而是为了接管城市。
5月27日，上海主要市区解放。两天后，新华社将庆祝上海解放的社论送到毛泽东手中。原题是《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开头的“庆”和后面的“的伟大胜利”，六个字被删掉，标题改为《祝上海解放》。
改后的题目短而直接，更接近日常说话，也没有重复“庆祝”和“胜利”所形成的套语。毛泽东还对正文多处修改，新华社文稿随后刊登于1949年5月30日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于5月31日转载。
一座城市的解放，既写在战报里，也写在电厂、码头、街道和普通人家的店铺中。《祝上海解放》这六个字，留下的正是那场战役最核心的分量：军队进城，城市仍在，人民接手的不是一片废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