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芮 编辑|史毋意 监制|张鹭

1895年3月20日，清廷代表李鸿章、李经方，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方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正式开始和谈。4月17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日本统治台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从日常生活和教育等方面，强制同化台湾人。1937年，台湾全岛通晓日语的人数比例为37%；到1942年，这一数字骤升到60%。1940年，日据当局颁布“台湾籍民改换日本姓名促进纲要”，勒令台湾民众一律改为日式姓名。

台湾政治人物吕秀莲等人曾宣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甚至还有一些台湾人认为“日本统治时期是世界上最有良心的统治”。从此类言论中，不难窥见日本在台湾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影响之深。

实际上，日据时期，殖民当局打着“一视同仁”的幌子，在台湾百般压榨民众。在当时，台湾人不过是“日本社会”的二等公民。

1937年后，日本对台湾采取“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等政策，意欲将台湾建设成日本“模范殖民地”和南进的战略要地。随着战事吃紧，日本陷入了战争泥淖，日军在台湾强行征兵，使之成为台籍日本兵，在战场上充当炮灰。但这些为日本而战的台湾人，事实上并没有与日军享有同等待遇。一般来讲，台籍日本兵只能升到兵长或上等兵，只有极少数人能当上军曹。

其实，在日本治下，台湾人的抗日活动从未止息。1939年3月13日，高雄农民，为反抗日军强拉壮丁去大陆作战，在领到枪后立刻进行了暴动。同年10月，基隆应征入伍的300多名壮丁在领到枪支后，也当场起义。

在日本最后一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看来，日据当局的统治并没有赢得民心。他曾表示：“就本人所见，对台湾同胞并无绝对加以信赖的勇气和自信。”

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

为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人，使其归顺并为大日本帝国效力，日本在台湾采取了一系列强制同化政策。

生活习惯方面，日据当局要求台湾人吃日本料理，穿日本和服，住日本式的榻榻米，并按日式礼仪行礼。此外，民众结婚时要在日本花嫁神前见证；新年迎春时不得贴对联、放鞭炮、打年糕或祭拜祖先，而应在正月初一遥拜宫城。

日常用语方面，日据当局要求台湾民众，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彻底使用日语，并将日语定为台湾“国语”。在日据当局看来，推行日语是使台湾人“皇民化”的重要手段，彻底废止汉语可以使台湾人逐渐忘掉故国，放弃抵抗。因此，当时，各级学校所有汉语课程一律被停掉，汉文报纸也一律禁止发行，男女老幼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说日语。同时还制定惩罚措施，比如，说一句台湾话便罚金一钱；在花莲，公务场合不使用日语者，会马上遭到解职。

据学者来新夏研究，至1937年，台湾全岛通晓日语的人数比例为37%，到1942年，这一数字骤升到60%。1943年，日据当局又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加大力度培养日本“顺民”，就学率达85%。

据亲历者回忆：“在公学校六年中，正值日本在台湾推展皇民化运动，学校课程完全以皇民教育为主。学校教导我们是堂堂的日本人，并灌输我们日本帝国子民的观念。日本国旗一定挂在运动场的东北方，每天朝会时我们都要唱日本国歌，向东北方的宫城遥拜，向天皇示敬。每个礼拜都有一堂修身课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皇民’，上课时老师举的例子都是日本故事，读的地理也都是日本地理，包括台湾。我还记得当时的地图上台湾和日本一样涂的是红色，朝鲜也同样是红色，因为这些都是日本领土。”

1940年，日据当局颁布“台湾籍民改换日本姓名促进纲要”，勒令台湾民众一律改为日式姓名，并声称台湾人只要改了日式姓名，就可以在就学、生活用品配给上享受与日本人相同的待遇。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就曾改名为“岩里政男”。

台湾民众生活在日据当局歧视政策下

在表面上，日据当局一直宣扬“内台一如”、“一视同仁”，并声称将“同化政策”、“内地延长主义”作为治台方针。实际上，日据当局实行的是两套标准。从当时台湾民众的教育、民生等多个方面，都可看出其民族歧视政策和差别待遇。

据盐见俊二《日据时代台湾之警察与经济》一文中数据显示：1945年，在台湾167名敕任官中，日人占166名，台湾人仅有1名；2120名奏任官中，日人占2091名，台湾人只有区区29名；176名奏任官待遇官员中，日人占巧152名，台湾人仅有24名；21798名判任官中，日本人占据17972席，台湾人仅有3726人。

警察设置也是如此。日本占领台湾后，不放心任用台湾人做警察，每年都会从日本各地招募或抽调警察派到台湾。那时，在台湾警察中，当地人只占六分之一；且上尉以上官职者，没有一个是台湾人。

日据当局在台湾施行双轨教育。初等教育基本按民族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学校，主要招收台湾孩子；另一种是小学校，专门招收日本孩子。专门招收日本孩子的小学校，无论是在师资力量、教育经费还是教授内容上，都要明显优于公学校。

据学者山川均研究，1920年，台湾总督府的教育支出，小学校每个学生平均为67元，公学校只有36元。1921年，小学校教员每人平均1099元，公学校教员只有604元。1922年，小学校合格教员的比例为70.9%，而公学校只为42.5%。1941年后，日据当局取消了两种小学的分立，统一改为国民学校，但差别和歧视依然在。学校课表被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课表适用于日本学生、第二课表适用于台籍学生、第三课表适用于原住民。

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加剧，军费开支也越来越大。作为殖民地的台湾，为供给日本，需要承受从日本转嫁而来的经济压力。当时，台湾总督府通过收税、通货膨胀、强迫储蓄、强制认购公债等种种手段，搜刮台湾民众。

据学者周翔鹤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事变处理”为名，在国内增设“临时利得税”。从1935年4月起，该税也开始适用于台湾。“七七事变”后，又有了“支那事变特别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为“台湾大东亚战争特别税”。

强制储蓄同样是经济剥削的一环。强制储蓄政策，要预先定下每家公司或工厂、各州厅至市郡街庄的储蓄总额，然后再分派到每个人头上。据周翔鹤研究，1938年，强制储蓄额度是5000万日元（实际为1.8亿日元）；1940年为2亿日元；1942年为3.5亿日元；1944年为7亿日元。

除此之外，殖民当局还实行“缴出黄金”运动，强制收买民间黄金。仅1938和1939年两年，日据当局就强制收买了6700万日元的民间黄金。

当局还对台湾的物资，如米谷，实行管制。台湾总督府用低于市场23%-25%的价格，强制收购台湾米谷，以供给日本。据学者涂照彦估计，从1939年到1944年，总督府仅从台湾农民身上就搜刮了3.4亿日元财产。台湾学者林继文认为，当年日本战争动员体系对台湾的压榨，已经超出了社会再生产能力。

日本在台湾强制征召“志愿兵”

其实，早在“七七事变”后，台湾总督府就已经开始征召台湾人，赴大陆从事与战争相关的生产、后勤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人力资源日渐枯竭，因而加大了在台湾强制征召“志愿兵”的力度。他们驱使台湾青年奔赴战场，充当炮灰。

1943年，日本在台湾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1944年9月1日，台湾正式实施征兵制，台湾青年被送入志愿兵训练所接受训练，然后被派往南洋战场、华南地区。

日据时期，小林跻造总督曾说道：“（台湾）岛民分担着国防重责，首先需使其彻底实践日本精神。”“要让他们在可称为日本精神熔炉的我军队中接受（皇民）之炼成”。在日据当局看来，征兵也是使台湾人民“皇民化”的重要一环。

这些被征招的台籍日本兵中，有一部分是深受“皇民化”荼毒，自愿为天皇奋战；还有一部分是被日据当局欺骗后不清不楚地加入军队；还有一些人，则是出于无奈，在日据当局威逼之下被迫参军。《走过两个时代的人——台籍日本兵》一书，就记录了很多日据当局征兵的事例。

台湾花莲一名志愿兵吴申安曾回忆说：“志愿兵名义上虽然好听，但实际上并不是志愿的。……训示说：‘南洋的作战现在已经打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缅甸等地，兵力不够。你们既然受日本教育，读日本书，吃日本米长大，就应该要尽忠报国。作为一个日本人，当兵是一种义务，也是最光荣的事，所以你们应该要去志愿当兵。’”就这样，吴申安成为陆军特别志愿兵第二期后期生。

据《台北市台籍日本兵查访专辑》，宜兰人蓝金兴说：“考试要考六十分才及格，我记得很清楚，我只考了五十八分。警察课负责兵役的单位，将我们这些考不及格的人，一个一个的叫进去问。有一位巡查补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回答在礁溪庄役场。结果被打到头肿了好几处，然后再发一张考卷给我，要我写到及格，这种做法明明就是强迫的。

在参军的台湾人中，有一部分是被欺骗上战场的。安平人何亦盛就是其中之一，他说：“最初透过保正进行人力调查，以查户口方式挨家挨户征询工作意愿，当初放出的风声是，日本军部有一些劳务性的工作需要人力，工资每日一块半，高于平常约一倍多……消息传出，大家莫不相邀踊跃登记……某夜，保正送来征调令……大家一听面面相觑，心凉了半截，到基隆就是出海，这下不就是要到中国战场吗？此时大家骚动不安，也不知如何是好，年纪轻的，躲在大衣袖口，嗯嗯哼哭起来，只能彼此安慰。”

此外，还有一些人是深受“皇民化”影响，被成功洗脑，踊跃参战。南投人刘英辉讲到：“我的台湾同学和朋友也有参加志愿征召的，大家都有那种不愿输给日本人的心情，觉得（国家有难就）应该为国家出一己之力。所以我虽然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而且不必一定要去当兵，当年还是凭着一股为国效忠的热情参加了勤劳团。”

一些参加过志愿兵的台湾人，甚至会号召好友、同窗也加入志愿兵。在他们看来，男子汉应该当兵。还有一些青年，主动报名并通过志愿兵考试，最终如愿以偿。据曾经参加台籍志愿兵的简传枝回忆，战后他们第一期战友聚会时，咒骂日本，仇恨日本人的人其实并不多。

当时，在台湾还涌现出一批“皇民作家”，诞生了“皇民文学”。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即“皇民作家”周金波。他曾经在小说《志愿兵》中撰写成为“皇民”的心路历程。周金波曾在“大东亚文学大会”上说：“皇民文学”是“扬弃过去外国心理趣味和消极性，半岛皇民化课题提炼出来，图谋解决民族问题的文学”，是“得到身为皇民不会动摇的自信后，才诞生的文学。”他到死都宣称自己是“日本人”。

但这些为日本而战的台湾人，事实上并没有与日军享有同等待遇。一般来讲，台籍日本兵只能升到兵长或上等兵，只有极少数人能当上军曹。

据《台籍日本兵座谈会并相关资料》，一位台籍日本兵回忆道：“不管你怎做，日本人也不会当你是日本人”，“日本战败后，将台籍日本人、军属似如敝展抛弃于战地。而自己于战败后不久，即平安返回日本。台湾人实是被利用之工具而已。”战败后，日本政府对台籍日本兵的赔偿问题也一拖再拖，百般抵赖。

台籍人士的抗日运动未止息

尽管日据当局处心积虑地同化台湾，但台湾人的抗日活动从未止息。1932年8月，广东台籍青年在中山大学商建成立台湾民主党，领导台湾人进行抗日斗争活动。1933年10月，台湾民主党正式成立，本部设在广州，并创办了《台湾革命运动》（后改名为《研究日本》），号召台湾同胞抵御外辱。

七七事变后，在厦门的台籍青年于1937年8月成立“抗日复土总联盟会”，提出要为祖国收复失地，赶走侵略者。1938年，上海台籍人士组成“台湾革命党”，并在后来加入“抗日复土总联盟会”。

台湾历史学家连横对其子孙说:“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设祖国。”他在一封信中还写到：“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辕之胄，而为异族之奴，椎心泣血，其能无痛？且弟仅此一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域，长作化外之民，因命其回国，效命宗邦也。”1936年，连横弥留之际，还嘱咐子孙：“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克复台湾即其时也。”

在战场上，尤其是在广东、福建战场，台籍日本兵前线倒戈事件时常发生，一些台籍日本兵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大陆抗日官兵。

1939年，林新夏被日军强调到海南战场担任监工，负责监督台籍和海南岛民工。在这里，他亲眼目睹同胞被日军百般折磨欺压。1942年，林新夏又被派到海口炼瓦厂担任现场监督和日语翻译。由于常常进出军事要地，熟悉日军军事布置，他开始向抗日游击队输送情报。有一次，他暗中放走了几十个大陆人。他最终因此被关进监狱，饱受虐待。

1940年后，单在海南岛战场，前线倒戈的台籍日本兵就不下五百人。据鞠忠美等学者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政府征召的“志愿兵”中，被押往海南岛作战的有近20万人。其中有1万多人起义投诚，4000多人参加了抗日队伍。

在台湾本土，也爆发了多次起义事件。1939年3月13日，高雄地方1000多名农民，为反抗日军强拉壮丁去大陆作战，在领到枪后立刻进行了暴动，最后有600多人牺牲。1939年10月，基隆应征入伍的300多名壮丁在领到枪支后，也当场起义，杀死押运的日军30余人，击杀了前来镇压的日军140多名，之后退入深山之中，开始和日军进行游击战。

在日本最后一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看来，日据当局的统治并没有赢得民心。他曾表示：“如果统治真正掌握了民心，即使敌人登陆，全岛化为战场，台湾同胞也会协助我皇军，挺身粉碎登陆部队。真正的皇民化必须如此。但是相反的，台湾同胞万一和敌人的登陆部队内应外通，从背后偷袭我皇军，情形不就极为严重？而且，就本人所见，对台湾同胞并无绝对加以信赖的勇气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