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秋天，攀枝花。
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妇人坐在老屋前的石凳上，听完来人的话，手里握着的茶碗轻轻颤了一下。
她没说什么，只是低声嘀咕了一句：“他还记得我啊……”
说这话的时候，刘元珍已经在这个偏僻小镇隐姓埋名几十年了。
没人知道她的过去，更没人知道她和朱德之间的那段尘封旧事。
可这事儿，朱德却一直记得，记了五十多年。
直到临终前还念叨着：“一定要找到她。”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把时间拨回到1926年，或者更早一点。
那时候的朱德，还不是元帅，也不是中央领导。
他是个刚刚被逼出昆明的地方将领，身上带着伤，手下带着一群逃命的兵，正从滇中往西南方向撤退。
那会儿的云南，表面上是唐继尧在当权，实际上就是一块军阀割据的地盘。
朱德当过警务厅长，想改点治安、减点负担，可他一动地方利益，立马就被盯上了。
唐继尧那边没给他多少时间，反唐行动失败后，他只能带着人往山里跑。
这一路逃亡，说是逃命也不过分。
队伍穿山越岭，走的是人迹罕至的小路，饿了啃树皮，渴了喝生水，有时候连江都过不了。
最危险的一次，就是在金沙江边，追兵已经追到南岸了。
这时候，江北岸一个摆渡的老船工发现了情况。
他没多说话，直接找人悄悄传了个信儿。
信传到了一个叫雷云飞的人手上。
雷云飞这人，在金沙江一带小有名气。
他不是官军，不归哪个军阀管，靠着自家山寨守着一方地。
要说身份，就是那种地方武装头目，可他不抢不烧，反而经常帮百姓出头。
听到信儿那天晚上，他派人守住江岸，等追兵抢船过江时，埋伏部队一开火，打得南岸追兵措手不及。
等敌人被打退，他又派骑兵带着干粮和水去接朱德那一队人。
朱德当时已经几乎撑不住了。
人是撑着走的，脚上伤没好，身上也饿得不行。
接应的人把他们带到雷云飞的山寨——棉花地。
棉花地不大，但很结实。
房子是石头垒的，寨门也有守卫。
雷云飞亲自迎了他们，还安排了热水、热饭——最珍贵的是，山寨的女人们连夜熬了骨头汤，专门给朱德补身子。
刘元珍就是那时候出现的。
她是雷云飞的妻子，做事利索，不多话。
朱德的伤，她亲手上药，还嫌手下人不细心，自己一天几趟来看他，连铺盖都亲手铺。
那几天，朱德几乎是靠她一点点养过来的。
晚上，雷云飞和朱德喝酒。
两个人都是直性子，一聊就是半宿。
从局势讲到百姓，从军阀说到革命。
朱德说：“这世道再这样下去，老百姓活不了。”雷云飞点头，说：“我没读过书，但看得出来，这天下是乱了。”
聊到后来，两人结了义。
按当地规矩，喝鸡血酒，算是生死之交。
朱德在山寨里住了十来天。
走的时候，雷云飞给了他一套便装，还塞了三百块银元，说是“山寨几年攒下的”，让他路上用。
还派了八个骑兵，护送他走到西昌。
说起来，这笔钱后来一直留在朱德身边。
他没花，后来放在箱子里，一直带着。
可惜好日子不长。
同年11月，雷云飞接到国民党二十四军团长蒋如珍的“邀请”，说是要谈谈地方武装的整合合作。
雷云飞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
地点在鲤鱼坡。
他只带了几十人，谁知道那地方早就被埋伏了。
一进场就被围住了。
他们试图突围，可人太少，很快被擒。
当天晚上，雷云飞就被杀了。
消息传到山寨，已经晚了。
雷云飞的亲属一个接一个被追捕。
刘元珍带着几个孩子连夜出逃，从盐源一路流亡到乌拉，再到更偏远的地方。
她换了名字，改了口音，在白石岩陈家落了脚，嫁给了一个退伍兵。
这一躲，就是五十年。
朱德那边，虽然后来走上了另一条路，可这段经历他记得清清楚楚。
他把雷云飞写进了日记，也把刘元珍的名字写了进去。
每次翻到那一页，他都要停一会儿。
他说：“我这命，是他们救的。”
文革后期，他几次提到想找刘元珍。
可惜那时候资料太少，连雷云飞的山寨都找不到了。
直到1976年中央整理他的遗物，才重新翻出那些日记。
有人提议试试找找看。
工作组一开始也没抱希望，线索太少，时间又久。
但还是查了几个月，最后在攀枝花找到了她。
那天，刘元珍穿着一身旧衣服，坐在屋外听完工作人员的话，没哭，只是眼圈红了。
她说：“我以为这辈子再没人记得他了。”
之后，她的身份被确认，政府也安排了她的生活。
晚年过得安稳一些。1995年春天，她在家里睡着后没再醒来，享年90岁。
她的墓碑上，写着“刘元珍”三个字。
没有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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